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5000年前“城市综合体”现身 刘家寨遗址考古有了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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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2年1月在成都召开成果汇报会之后,
7月4~6日,应刘家寨遗址发掘主持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邀,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赵辉等一行,长途跋涉来到位于川西高原的刘家寨遗址发掘现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现场考察,并通过和考古队员交流、听取发掘现场负责人陈苇博士的成果汇报、反复观摩两年度发掘出土遗物,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进行了精彩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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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考察的专家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及甘肃、陕西、重庆和贵州等省级考古研究所,均为熟悉西北地区及四川周边新石器考古的资深学者。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表示,继营盘山、波西、姜维城等遗址之后,刘家寨遗址又为认识川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内涵提供了一批全新资料,而且该遗址的遗迹遗物之丰富、精美、震撼,皆为其他遗址所不及,被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评价为“彩陶和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材料非常重要”,因此发掘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这次现场会也是刘家寨遗址的阶段性考古成果的首次系统发布,践行了及时向社会公布考古成果的承诺。

   
在金川县二嘎里乡,考古专家新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刘家寨遗址,距今约5000年历史。在发掘了3500平方米之后,考古队员发现了200多个灰坑、11座房址、19座窑址等遗迹,并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片、石制品、骨制品、兽骨等器物。

关于考古发掘:“这支队伍太好了”,“这是一项非常出色的工作”

   
昨日,在成都召开的“金川刘家寨遗址考古成果汇报会”上,有专家认为“这或许是一个以制陶业为主的聚落”。

博士5人,硕士3人,本科5人,平均年龄29.5岁——刘家寨考古队是一支年轻、朝气蓬勃的队伍。除了队员平均学历高,发掘工作的规范细致、充分利用科技手段都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古队实事求是地贯彻了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引入动植物、古地磁、陶片矿物分析、GIS测绘等领域的专业人员;重视对细小遗物的收集和记录;在RTK布方、三维数据影像收集等方面也作了努力尝试,是科学的、成功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他们通过这些细致的田野工作,也弥补了遗存保存状况不佳的信息损失。在高海拔、人烟稀少、缺水的艰苦条件下,这批年轻人的苦中作乐、敬业精神让到场专家感佩不已,他们的工作态度获得了每一位考察专家的高度肯定。

    遗址:发现19处窑址 来自5000年前

遗址性质:自给自足聚落,多元生业系统

   
刘家寨遗址位于阿坝州金川县二嘎里乡二嘎里村,海拔2600多米,在青藏高原东麓。2011年9月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阿坝州文物管理所、金川县文物管理所已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

刘家寨遗址规模不大,但复杂的打破关系、丰富的遗迹遗物,表明人类在此生活时间较长。仅就已经发掘的3500平方米观察,居址、墓葬、灰坑灰沟、窑址以及石墙等聚落要素都很齐全,醒目的是26座窑,功能格局齐全,房址还能分期。遗物则显示,这里的陶器工业、石器工业、骨器工业都很发达。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介绍,考古队在遗址中发现了19处窑址,且多数保存了火塘部分,能看出是草拌泥抹筑,火塘多为圆形,近平底。其中一座窑址,保存有操作间、火塘、窑室底部石砌部位。

关于遗址性质,专家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专业制陶场所,一是完整的生活聚落。

   
截至目前,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出土了陶质、石质、骨质等各类小件标本逾2000件。初步判断,年代大约为5000年前。

第一种意见认为,大部分陶器由本地烧制。陶窑多于房子,表明该遗址与正常生产生活的聚落址有所区别,可能具有窑场或制陶作坊的性质。大量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相应副产品可能都与专业制陶有关;长方形房屋和陶窑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追问;不排除遗址上还加工骨器。

    特点:以制陶业为主 可以自给自足

第二种意见认为判断遗址是专业手工业场所为时过早。细石器和大量骨器更可能是用于加工狩猎工具;陶窑数量虽多,但需要考虑年代跨度、小型陶窑的烧制能力、消耗频率问题;陶窑底部反复抹泥的做法,见于甘肃一带的火灶或陶灶上,可能其中一部分并非纯粹的陶窑而是陶灶。总之。从遗址格局来看,遗迹要素和器物要素完整,反映了一个完整村落的生活场景。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个聚落与其他同时期有点不同,不仅能自给自足,还是以制陶业为主的经济形态。”陈苇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对此表示:“刘家寨海拔较高,对外交流不是很方便,而除了陶片外,坑内还出土了动物骨骼、炭化植物果核及种子等。”因此,高蒙河认为:“该遗址应该不是一个纯农业或者纯狩猎的形态,而是集农业、狩猎、手工业加工的综合经济体,它封闭性很强,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

出土遗物与区域地理环境特点则表明,该遗址的生业系统是多元的,农业经济、狩猎经济、采集经济兼有,封闭性很强且自给自足。大家也期待后续的动植物分析能给出更丰满的解释。

   
高蒙河说,刘家寨遗址距今约5000年,这个时期是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非常重要的节点,从种种迹象表明,刘家寨遗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中原地区、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角色。”

遗址重要性:环青藏高原地区文化

    疑问:发现的彩陶 从何而来?

大通道上的重大发现

   
考古过程中,在刘家寨遗址中还发现了彩陶。专家建议,在下一步研究中应多关注该遗址与以彩陶器出名的马家窑文化的关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认为:“该遗址是马家窑文化向南迁徙的结果,它属于甘青地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考古专家介绍,彩陶和其它陶器不同,并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是用于祭祀的礼器。这也说明刘家寨遗址有了早期的祭祀生活。但由于彩陶片并不是从窑址中出土,这也给考古专家带来疑问:彩陶是西北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或者刘家寨地区同西北地区本身就是一个大文化区?但与会专家观点一致的是,刘家寨遗址对破解当地早期土著文化与周邻地区文化交流,以及研究文化脉络向南迁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1.在四川能有这样的早期遗址发现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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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寨遗址的发现让我们对川西北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仰韶文化的三大元素:绳纹、尖底瓶和彩陶,在刘家寨遗址都可以见到。该遗址和成都平原有着显著区别,而与甘青地区文化的关系,共性远多于个性,陶器、骨器以及使用细石器等传统,基本上和马家窑系统相同,说明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零散的文化交流,而是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沿着藏彝羌文化大通道、南下扩张的结果。可以明确这是一处珍贵的马家窑文化聚落遗址。

   
火塘:简言之就是室内地上挖成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

2.刘家寨遗址对于马家窑文化的贡献

   
马家窑文化:出现于距今57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因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为代表,器型丰富、图案绚丽,是人类彩陶艺术发展的高峰。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以往大部分出自墓葬。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工作虽然开展多年,但完整的聚落只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一处,1970年代的工作也比较粗糙,因此学界对马家窑聚落的面貌,缺乏系统的了解。从这个角度讲,刘家寨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一个全面认识马家窑聚落形态的机会,该遗址丰富的信息反过来可用来佐证甘青地区马家窑的文化研究。对于甘青地区来说,距今5000前后的时期也是很重要的阶段,关于马家窑为什么会向南这么大幅度地扩张,刘家寨遗址也提供了线索。

 

3.中原文化扩张进入四川的前锋?

刘家寨位于大甘青文化区偏南的区域,这一区域处于一个文化向另外一个区域推进的重要位置,因此它对于认识中原文化向西南的文化扩张非常重要。如果说甘肃磨沟遗址和以前川西的发现对研究者启发很大,那么刘家寨又提出了新的命题:在一个海拔高、面积狭小、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遗址?马家窑的彩陶在四川到底到了什么地方?通过刘家寨的典型细石器还可以重新审视中国细石器的向南传播路线。而这些答案都不能脱开对地理环境的考量和山地文化属性的理解。因此专家建议考古队在周边做小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了解这个区域里聚落的规模及分布情况,或可由此了解马家窑文化如何向南传播;它们属于文化的流动还是族群的迁徙?

  1. 刘家寨的彩陶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文化交流

彩陶产源的研究包含着社会组织、经济形态方面的内容,因此刘家寨彩陶的来源受到专家的强烈关注。该遗址的26座窑址里并没有发现过一片彩陶。专家建议,除了陶器矿相分析等手段,还要注意遗物中有没有和绘制彩陶相联系的工具和颜料。洪玲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彩陶可能是当时带有贸易系统色彩的产品,有外来的,也有本地仿制的。如果彩陶确实不在本地生产,下一步还要探讨刘家寨遗址和外界是怎样一种交流。

对后续工作的建议

基于这是一项重大发现,专家对刘家寨的后续发掘、整理和研究也充满期待。

首先是强调要重视测年,提高年代判断的可信度。特别是遗址的形成、使用和废弃时间。有专家根据已有的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测年结果,结合出土陶器观察,认为刘家寨遗址的起始年代当不早于距今5000年前后。其次是建议加强环境和生业形态方面的工作。以植物研究为例,要兼顾人工培育的植物和野生植物,因后者可反映耕作精细化的程度以及生业多元化的程度。三是在研究视线上,要重新审视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高度。

早期遗存的发现一度是四川的薄弱环节。对于甘青和关中地区,刘家寨已属于仰韶晚期的边缘,但反过来看,它也是中原文化进入四川的前锋。这一发现以及近十余年四川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也许有望改变学界对四川新石器文化面貌的看法。而刘家寨遗址的发掘之细、遗物之多、信息之丰,后续的科学手段运用,有望在解读一个非区域中心的聚落特性的同时,给学界提供更多的启示。

(《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14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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