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发现春秋时期周系墓葬 出土珍贵文物3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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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博物馆为庆祝建馆五十周年和有关单位合作于2002年举办“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年之后,在六十年馆庆期间又一次举办的同样以最新考古发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年来,两周时期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陕西韩城芮国墓地、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黎城黎国墓地、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子墓陪葬乐器坑、张家川戎王墓地、河南郑州祭国城址、荥阳娘娘寨城址、官庄城址、山东高青陈庄城址及贵族墓葬、湖北随州鄂侯墓地、曾侯墓地、安徽蚌埠钟离国君墓、江苏苏州木渎城址、无锡西山城址、江西靖安大型土墩墓、浙江印山大型土墩墓、安吉龙山大型土墩墓、辽宁朝阳东大杖子战国贵族墓等不胜枚举。围绕两周考古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一个接着一个,以西周宗周考古为主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和宝鸡青铜博院于2005年、2009年联合举行的两次讨论会,以两周为主题有河南省博物院与台湾历史博物馆分别于2009年、2011年举行的讨论会,以国别为主题的有吴文化讨论会、越文化讨论会,由鄂、豫、皖、湘四省联合的楚文化讨论会,以及以山东齐文化、小邾国考古新发现为主题的座谈会等应接不暇,每次讨论会虽然重心各有侧重,讨论的问题也不完全一样,但总的看来,涉及的大的时代范围、地域范围基本一致,涉及的内容共同之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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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两周考古的许多新发现我都到现场参观过,围绕两周考古的学术研讨会许多也都参加了。这次来参会,又看到许多新材料,听到许多新见解,学到不少新东西,又有许多新收获。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对十年来两周考古、历史与文化研究成果的最新检阅。从大会发言和提交的论文来看,无论是宗周考古还是封国考古,甚或两周时期的周边考古,都有了很大进展:

考古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一是在分区基础上的两周时期考古分期标尺的建立与细化(周原、周公庙、洛邑、晋、燕、齐、魯、郑、韩、楚、秦等);

12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陕西澄城发现了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春秋时期周系墓葬。在考古勘探中,工作人员发掘了夯土墙、壕沟、陶窑与灰坑等丰富遗迹,出土了铸铜陶范、大量板瓦建材与青铜器、金器、玉器、铁器等数百件珍贵而重要的文物,一个湮没千年的周代封国重见天日。

二是在分区与分国别基础上的文化特征的进一步归纳和明晰;

发现两座高等级贵族大墓

三是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发现了不少见于文献记载的封国、封邑的新材料(钟离、曾、黎、鄂、许、芮及倗、霸等怀姓九宗);

据了解,此次发掘的刘家洼墓地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的鲁家河东岸塬边,北距黄龙山约10公里。该墓地是去年年底因被盗而发现的。根据追缴文物判断,是一处等级较高的春秋时期的墓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今年2月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市、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的发现与收获。

四是对两周时期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宗周与封国关系、封国相互关系及青铜器、玉器、玛瑙器、金器、原始瓷器等制造工艺等方面研究的深化;

经钻探,确认墓地范围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米,总面积约77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56座,车马坑两座,马坑1座。其中发现了两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南北向,东西并排分布。专家表示,两座大墓规模宏大,就墓室大小而言,比同时期同类形制的曲沃晋侯墓、韩城梁带村芮公墓大,仅次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也比在洛阳发现被认为可能是周平王墓的“亚”字形大墓墓室大。据此推断,刘家洼大墓墓主人身份也当为诸侯国国君与夫人级别。

五是研究理论、方法的提升与运用;

初步认定为关中东部又一处周代封国

六是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学科之间合作研究模式的推广及提高与普及的并重。

从整体上看,发掘的19座墓葬,4座遭到盗扰,15座保存完好。共出土铜、金、铁、石、玉、陶、料珠、漆木等各类材质的文物300余件。

两周时期,属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的酋邦—王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的王国阶段的后期,是法国史学家所分史前—原史—历史三个阶段的原史时期。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我特别想谈谈对原史时期的研究如何处理好考古与文献的关系问题。原史时期,是指已有一些时人的文字记载或后人对该段历史的追记,但不系统、不全面,其在传抄过程中还可能有漏记、有诡误,因此研究这段历史,主要依靠考古,这当然是对的,但绝不能由此轻视文献,认为文献都靠不住。我在几次相关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原史时期考古:一要注意将苏秉琦先生主要针对新石器时代考古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思想移用过来;二要注意考古与文献、文字的结合,改变考古是考古、文献是文献两者两不相涉的状况。当然如何结合也有讲究,那就是考古为主、文献为副,以文献为线索,以考古材料为根据,引用文献要做可信性研究。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如何看待金石学的问题,强调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是从西方传来的,和金石学没有关系,这当然没有错。但金石学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是否就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可以继承的呢?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们看金石学著作,它对器物描写之细致,对文字考释之严密,都不无可借鉴之处。因此我们从事考古研究,应该在分析基础上继承这份遗产,不可一概否定。

这些出土文物中,青铜器占大宗,主要包括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三大类。除此之外,还发现了7件金器与1件铁器。小墓出土螺旋形金耳环,是典型的北方民族的器物,它的发现对于探讨春秋时期关中与北方之间文化交流、族群互动、交融无疑提供了新的证据。铁器为出自M49的一铜柄铁剑,这是继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沃晋侯墓地、梁带村芮国墓地之后中原地区又一年代最早的铁器,对于探讨中国冶铁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资料。

两周时期可研究的问题很多,就宗周考古来说,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今后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

由于大墓盗掘严重,考古人员只能从追回来的文物上判断大墓的性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种建荣说:“截至目前,追缴回来的文物有400多件,包括青铜礼器五六十件、大量的车马器、小件的玉器和一套十件的编磬,根据这些东西判断,这个大墓十个编磬和梁代村一样,且带两条墓道,从它的等级和规模来讲,它是一个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它代表的聚落,应该是两京之间,京畿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封国或者采邑”。

  1. 考古材料反映的商周关系。

  2. 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布局和性质,周原与周公庙、孔头沟等遗址的关系。

这些墓葬之内,都没有出土带铭文的青铜器,根据出土的其他文物结合有关文献判断,为春秋早期前后墓葬。

3.
宝鸡石鼓山新发掘的青铜器大墓的年代、墓主及与漁国墓地、戴家湾墓地关系问题。

将推动周代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

  1. 洛邑成周的地望、分期及有无城墙问题,洛邑王城遗址的分期、布局问题。

种建荣表示,刘家洼墓地是继陕西省华县东阳、澄城段家河、韩城梁带村之后,关中东部乃至陕西、全国周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就封国考古与历史研究来说,至少有以下问题:

“墓地的全面发掘,多学科联合的信息提取,将为墓位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提供难得的资料。”种建荣说,“关中东部这样一个封国采邑的发现及其内部结构的进一步解剖厘清,不仅增添了我们对关中东部周代遗存的了解,也有助于周代采邑封国的城邑形态、居葬模式、生业方式等问题的研究。同时,为进一步廓清区域内周代聚落分布模式与变迁提供了新的基点。在关中东部特别是渭北台塬区,沿洛河与黄河的支流上可能分布着多个周代小封国或贵族采邑。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有关关中东部周代文化、聚落与社会认识将会更加深刻,进而推动区域政治地理结构的深入研究,以加深对周王朝以分封制为核心政体制度与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解。”

  1. “叔虞封唐”地望探索;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和羊舌晋侯墓地关系问题。

  2. 齐、鲁始封地望探索。

  3. 芮囯始封地探索;韩城梁代村芮国墓地与居址的关系。

4.
曾国考古新发现及曾囯历史演变的梳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与曾侯乙墓的关系。

  1. 湖北随州、河南南阳鄂侯墓地的发现与鄂国历史研究。

  2. 楚王为随仲嬭作器铭文的发现与曾、随关系再研究。

  3. 楚季宝钟的发现与楚文化发展过程及早期楚都探索。

  4. 封国、采邑之别及其发展;釆邑的级别问题。

  5. 山西绛州、翼城发现的倗伯、霸伯墓地的性质及反映的历史问题。

  6. 河南荥阳发掘的娘娘寨、官庄两周时期城址的性质与国属。

  7. 分别在苏州、无锡发现的两座大型东周城址的年代及性质比较研究。

  8. 秦文化探索及周秦关系研究。

  9. 江西靖安土墩大墓的文化归属与国别。

  10. 甘粛张家川马家塬戎人大墓文化渊源及其与秦人关系探索。

  11. 新郑郑韩故城韩王陵发掘与战国王陵建制研究。

  12. 两周时期中外交流问题。

两周时期可研究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些,但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有新的进展,那将会极大地丰富两周历史的内涵,促进学科的发展。

最后我还想谈谈参加此次会议的另一点感想。2002年上博召开了以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为主题的研讨会,十年之后,又以芮国墓地的重要发现召开了这次研讨会。大家知道,上海博物馆是收藏传世青铜器、瓷器、玉器、书画等精品的重地,过去主办过的讨论会也基本是围绕这些藏品或与这些藏品有关为主题召开,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两次会却突破了博物馆藏品的范围,和新的考古发现联系了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情况新做法,我想了又想,我认为这可能与他们办馆思路的拓展有关。上博的藏品无疑都是第一流的,但大部分也是传世的,传世的藏品都已失去了它原来的存在背景关系,要对它作更深入研究,或是回荅观众更深层次的问题,很自然便会和日新月异的考古新发现联系到一起。把重要的新发现引进来作展览,利用展览的机会召开相关的讨论会,一方面可以加深对馆藏藏品的研究,如过去马承源先生对晋侯苏钟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与此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自身与馆外研究同行的交流,提高研究的水平。对观众来说,也会带来新鲜感,引起他们的新兴趣。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可能代表了博物馆今后在学术层面上发展的方向。

(《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14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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