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海底的文化遗产——东亚海洋考古学术研讨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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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由泉州市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发展委员会主办,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承办的东亚海洋考古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来自中、日、韩的37名水下考古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东亚海洋考古”的会议主题,就近年来东亚水下考古领域的新发现和新技术、水下考古、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和研讨,促进了三国海洋考古领域的交流与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于推进东亚海洋考古事业的合作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三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及现状
与会学者对各自国内水下考古的发展及近年来的新发现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中国国家博物馆张威阐述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历史、发展与最新发展。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郭儒晳介绍了17处韩国水下考古发掘,并详细介绍了2012~2013年发掘调查的仁川永兴岛船、仍在发掘调査的珍岛五柳里海域等,对韩国水下考古发掘的现状进行全面细致的阐述。日本政法大学王敏在《日本海洋考古研究的近况》一文中,介绍近年来日本海洋考古的兴起与发展,并从历史、宗教、水神信仰、民俗等方面深入探讨泉州与日本的关系。水下考古新发现
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联合组成中肯水下考古工作队,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对马林迪奥美尼角沉船遗址进行水下考古发掘。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林永珍重点介绍了在湿洼地遗址的发掘情况,并指出自古以来中日韩三国便有通过海路进行交流。日本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的林田憲三介绍了日本水下文化遗产开发与渔业活动的情况,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条约”公布后,日本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做法。陶瓷与海外贸易
学者们通过水下沉船出水文物,对中国东亚陶瓷产地及海外贸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日本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田中克子通过《从“墨书陶瓷器”看宋代海上贸易》一文,探讨了墨书在外销陶瓷器上的运用。香港海事博物馆焦天龙在《东南亚沉船考古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一文,介绍了东南亚海域已发现、发掘的沉船,通过对这些沉船的数量和船货的种类来分析中国外销瓷种类的变化,进而分析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栗建安对中国福建沿海、韩国新安海底、泰安马岛及日本仓木崎海底等东亚海域沉船遗址水下考古中出水的大批福建陶瓷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次研讨会论文涉略范围广,多方面、跨地域地对水下考古进行研究、探讨。包含了沉船遗址发掘、海外贸易、水下考古技术、水下考古陆地调查等方面,代表中、日、韩三国水下考古的新成果。会后,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九日山祈风石刻、文兴渡、美山渡、洛阳桥等泉州海洋文化遗产。(作者单位:泉州市博物馆)(《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5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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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不但有奇幻美景,还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珍宝。昨天,作为“东亚文化之都·2014泉州”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东亚海洋考古学术研讨会在泉州举行。
中日韩与水下考古相关的学术大腕聚集,探讨水下考古的心得,寻找未来探索的方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张威当场宣布一条喜讯:中国很快要在青岛正式投用第一艘专业考古工作船,结束之前水下考古全靠渔船协助的历史。
东亚海洋考古学术研讨会由泉州市东亚文化之都建发委员会主办,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以及山东青岛、海南、天津、广东、浙江、香港的水下考古学者与会。还有日本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日本政法大学,以及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韩国国立全南大学等日韩学者参加。
据此前报道,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船被命名为“中国考古01”。设计排水量约为950吨,相比其他常规类型船舶,它具有水下考古仪器专业设备多、后甲板作业面积大等特点。考古船具有良好的稳性与适航性,可以为水下考古专业人员提供工作和生活平台。
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船的主要工作海域为中国沿海,可承担水下文化遗址的普查、专项调查及小型发掘工作,基本能够满足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求。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水下考古研究,至今已进行六批水下考古人员培训。全国有60名左右的一线水下考古人员队伍,其中泉州就有5人。
泉州最早参加水下考古培训的,是泉州海交馆考古部主任傅恩凤,1998年作为第二批学员,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和实践。后来,泉州市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红兴、泉州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吕睿、晋江博物馆林清哲、泉州海交馆薛彦乔陆续加入水下考古队伍。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陈建中表示,泉州市最快可以在明年年初开始正式的水下考古工作。2012年至2013年,泉州完成沿海水下文化遗存普查的陆上调查环节,详细调查了沿海的渔民、船长、村民,发现古代沉船疑点数十处,基本摸清了泉州沿海北至泉港,南至小嶝岛海域水下历史文化遗产情况。今年内就将形成调查报告,申报泉州开始正式水下考古。
花絮 日学者赞叹古船桅杆
研讨会上,泉州市博物馆最近受赠的那根17.85米长的古船桅杆,作为实证被提及。前天下午,日本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理事田中克子认真查看古船桅杆后赞叹:“日本没有发现这么长、这么完整的古船桅杆!”
与田中克子同行的,还有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羊泽林。羊泽林说,大部分沉船被发现时,很少有桅杆,只有桅杆座。泉州发现这么长的古船桅杆,真是见证泉州海丝新的活标本。

水下考古人员潜在水里记录“南澳Ⅰ号”沉船遗址的信息
图片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每一艘在海底沉睡的船,就如同陆地上的文化遗址,是那个时代浓缩的标本。通过对沉船信息的捕捉诠释,可以复原海洋文明的碎片,让人一睹已然沧桑的历史模样……今年6月,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成为首个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水下考古项目。业界人士认为,该遗址的发掘调查真正体现了水下考古的特点,即不仅关注船舱里的货物,同时关注这艘船本身以及船沉没的过程等,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取得巨大进步。

正是围绕着“水下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水下考古技术与方法”两个主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赵嘉斌的主持下,第一届中韩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中韩学者时而“各数家珍”,时而产生共鸣,双方在融洽的氛围中增进彼此的了解,又促进了学术的交流。

沉船是装载一个时代生活的时光宝盒

说起近期中国水下考古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不能不提中国水下考古队赴肯尼亚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事儿。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调集12名中国水下考古队的精兵强将,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派3名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肯尼亚水下考古工作队,通过物探扫描、潜水调查的方式,在以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为重点的肯尼亚沿海地区发现了5处水下文化遗址,完成了第一年度为期两个月的中肯合作水下考古项目。对此,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孟原召如此评价:这次“跨国入海”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走出了一条“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道路,即由最初的引进和学习国外水下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到中外合作进行国内沉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由独立开展本土区域内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再到走出国门进行大规模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除了去肯尼亚外,今年中国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主要在西沙群岛、海南文昌、山东青岛等海域开展,均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比如在西沙群岛发现了一些从五代至清代的水下遗址。

研讨会上,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羊泽林图文并茂地演示了西沙群岛“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釉色主要为青白釉、青釉、酱黑釉等。由于在遗址上未发现明确纪年的遗物,所以可从船上所载陶瓷器的年代推断沉船年代,最后专家推断出此沉船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运输外销商品的货船。羊泽林还发现了船上货物的摆放规律:精制品以及品相较好的陶瓷器一般装在舱的上部,以防被压坏,所以后来景德镇和龙泉窑的器物大部分要么在船体朽坏时散落在舱外,要么被渔民盗走。而那些粗制品则被置于舱底。总之,“华光礁Ⅰ号”沉船出水陶瓷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涉及的窑口众多,对研究我国宋代海外贸易尤其是陶瓷之路有着重要意义。

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文焕皙则介绍了2010年韩国水下考古人员在泰安马岛进行水下考古的情况,他们发现了高丽时代的一艘船舶,并打捞出水了一件青瓷梅瓶,该瓶的颈部上挂有竹札,由此得知梅瓶被称为“樽”,它的功能不是装酒和水的器具,而是保管和运输像蜂蜜这样珍贵食材的容器。考古人员当时就认识到了现场遗物保护处理的重要性,为了对长期浸于水中的船体进行保护处理,立刻新建了脱盐场。甚至对于船体内所发现的坛子细碎片也尽量收回分别打捞,选择其中保存较完好的坛子不加洗涤,然后小心地运到实验室以后才开始进行精细调查,结果发现有些坛子是用于装鱼、贝类、植物的叶子等做成的腌制食品。对此,中国水下考古专家深有同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提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已由单一水下考古发展到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水下考古只是完成了整个文物保护工作的1/3,后期的保护工作更艰巨。因为海水中的文物出水后需要脱水、脱盐,还要考虑到光照、压力等因素,才能长久保留。有些刚出水的瓷器表面上光洁如新,但因为经历了长时间的海水侵蚀,一部分盐分会一直渗透到釉彩的瓷胎里面。如果不完全脱盐,过不了多久,釉彩就会脱落。

沉船中发掘的文物可以说是装载着一个时代生活面貌的时光宝盒,韩国水下考古人员在沉船中发现了高丽时代的木简,这木简在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林敬熙看来,就是今天的“货物的运货单”或者“条形码”。“从2007年发掘泰安岛的船以来,每年都会发现木简。”林敬熙说,木简资料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明确显示出沉没船舶的历史性质。通过对木简内容的分析解读,可得知船舶的编年、发送地、收取人、货物种类和数量等。

潜水?那是必须的!

“发掘工作一开始,发掘现场就开始受到破坏,所以明确而详细的记录很重要。”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洪光熹认为,影像记录的作用很大,除了能把想拍摄的对象真实、客观地表现出来外,还可以把不能用图片或文字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也为无法参与水下考古发掘的人们提供更容易理解的现场信息。当然,要用影像来记录水下的发掘场景,除了需要摄像、照相、照明等影像技术外,还必须具备能带着水下摄像设备在水中自由控制身体的潜水能力。

每个国家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不尽相同,有些国家是让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在水面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如水下摄像头、水下通话系统等,来遥控指挥专业潜水员在水下完成搜寻、确认、资料收集、考古发掘等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考古人员本身不下水。而我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则要求拥有一定的潜水能力。江西省吉安市博物馆的曾瑾谈到,任何考古工作,都需要考古专业人员随时在现场观察发掘过程中遗址、遗物的状态,并根据遗址、遗物在不同进度中所出现的不同变化来采取相应的工作方法。如果不能亲临现场,而是通过第三者的口述或摄像资料来制定工作方案,其科学性是有待考究的。为此,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已经成功承办了5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20多年间培养了近百名专业素质高、潜水技能强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在水下考古发掘受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梁纯硕提醒在座的水下考古人员,一定要先把海洋的环境了解透,掌握好文物的分布情况,然后再选择适合环境的发掘设备和方法。以韩国为例,有些地方的海洋环境很复杂,比如在落潮时才显现出来的安佐船遗址、水中可视距离为零的西南船遗址等。

在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要发现水下遗存犹如大海捞针,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单单凭人力恐怕无法完成。因此,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冯雷认为,在水下考古调查时应用一些高科技探测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手段。由于水下环境恶劣危险,人的潜水深度有限,所以水下机器人(即无人遥控潜水器的运用)成为开发海洋的重要工具。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朱滨坦言,与田野考古相比,水下考古难度更大,要通过电子遥感物探等技术开展水域调查,确定遗址位置后,水下勘测则要借助侧扫声纳、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多种高科技装备。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会有更多、更先进的仪器不断地投入水下考古的调查、发掘中。

对于第一届中韩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水下考古专家张威表示,中韩双方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水下考古专题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双方在水下考古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学开展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去年1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就与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签署了海洋文化遗产共同研究及交流意向书,此次研讨会便是该合作协议签署后的第一次交流与合作。正如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成洛俊所言:“本次研讨会迈出了中韩水下考古合作实质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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