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国家文物局“十三五”跨区域综合性考…

追寻中国城市发展与文明的历史轨迹——上海博物馆举办“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文明化进程和国家起源的重要标志,并最终铸就了当今现代化城市的格局。为了体现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2014年6月6日至8月31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为配合本次展览主题,同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活动之一,上海博物馆于2014年8月22至23日召开了“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应邀出席者有张忠培、严文明、李伯谦等60余位专家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高校、各省市考古所及日本和歌山大学等30多家研究单位。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近50名学者作了演讲。会议主要围绕“中国早期文明、国家起源与都邑结构社会的形成”和“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文明”两个主题,对不同时空范围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文明进行跨区域的讨论。会议在简短的开幕式后,按照主题分为两组进行分组交流讨论。
第一组讨论主要聚焦于早期文明、国家起源探索的理论、最新考古成果交流和各地区个案研究等方面。在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学者就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从当今国际学界研究的视野和成果,结合中国案例的探讨,阐释其基本概念和方法,为聚落形态和城市起源研究提供一个世界性的参照。部分学者对城址与聚落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从宏观视角分别探讨了中国史前城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有学者就长江流域、环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变迁与兴起进行了深入探讨;还有学者从全球的视野,详细地探讨了西亚两河流域城市革命的发展历程。交流中,学者们从考古实践出发,介绍了良渚古城的筑城理念及方式,三星堆都邑遗址的新发现,陶寺遗址新发现与中国早期王权国家特征等,他们不仅介绍了最新的考古发现,也公布了其研究成果。个案分析中,学者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古国——凌家滩与福泉山、良渚社会的权力结构、龙山文化时期鲁东南沿海地区的聚落结构和人口、广富林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互动等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从本次会议来看,研究方法与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明标准的辨识与判断方面,而是用聚落考古学的方法,探索和研究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成果显著。
第二组讨论主要聚焦于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城市考古成果及相关专题的研究。历史时期城址调查与研究方面,近几年也有比较重要的发现,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吴国都城鸠兹的最新研究、湖州下菰城的初步勘查与探索、宁波汉晋城址的调查与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这一时期城址研究的空白。此外,学者就盱眙泗州城、高句丽的山城与王城、土司城与抗蒙山城体系、扬州城的沿革发展、上海青浦唐代青龙镇等遗址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在材料与方法上,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专题研究中有从货币史的角度探讨南宋都城的繁荣,其余主要是关于上海本地的考古发现的专题研究,主要内容有对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出土的瓷器、上海地区出土宋元明金银器、上海青浦元代任仁发家族,上海明墓出土嵌宝器物上的宝石特征,僧伽崇拜所反映的相关问题等进行考证。
第二天下午举行全体会议,首先两个分组的召集人裴安平与魏存成先生就各组交流情况分别进行介绍,然后李伯谦、严文明、张忠培三位先生分别作了重要的主题发言。
李伯谦先生认为,通过本次会议,了解了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如良渚、三星堆、下菰城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进展。他又谈了最近几年的一些思考,传统考古学非常重视类型学、地层学与文化谱系的传承,这些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所需。他以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例,认为根据物质文化研究出来的文化传承关系,不能代表他们所走的社会发展模式,要重视精神文化领域的研究。
严文明先生用三句话概况了城市与文明的关系。城市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进一步发展会有分化,就会出现中心聚落,再发展就会出现城市;城市的发展是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城乡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城乡的概念要重新认识,城市发展越快,文明程度就越高;城市形态的区分是不同文明传统的重要标志。
张忠培先生认为本次会议是一个高水平的会议,上海考古大展非常精彩,通过考古发现展现了上海历史的发展脉络。他认为应通过对上海城市发展的研究,总结出一套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上海的历史经历了两个发展高峰,从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时期,是第一个高峰。特别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福泉山遗址,显示其已达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近代开埠以来,上海逐渐发展成了在整个亚洲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并促成了海派文化的形成,形成了第二个高峰。(《中国文物报》2014年9月12日7版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2016 年11
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其中“主要任务·开展考古工作”部分,明确要求“持续开展系统性的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测绘、研究工作,强化课题意识、科技意识、保护意识、展示意识,全面掌握列入项目库的大遗址的内涵、范围、布局。有重点地开展系统考古发掘,推进‘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等跨区域的综合性考古研究项目,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以龙山时代石城聚落为核心

  研究时空范围:河套地区地处中国北方半月形地带的核心区,包括陕、晋、蒙、甘、宁部分地区,是中原地区与北亚草原的连接枢纽,也是亚洲东部版图的地缘中心,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里的生业形态和人类文化因素呈现出多变和多样化的特征。河套地区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化区,成熟和鼎盛于龙山时代。因此,该课题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时段就集中于广义的龙山时代,其上限为庙底沟二期阶段,下限为二里头早期。这一时期的绝对年代,当在BC2800—BC1800
年之间。由于北方文化区的形成、兴盛和衰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需要在完整了解当地长时段文化演变历程的基础之上重点开展龙山时代的文化研究,这就要求承担课题的各省区分别根据各地的工作基础,补充完善仰韶时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框架等基础平台。

  研究对象:近些年来,得益于一些课题性考古项目的开展,以及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实施,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其中内蒙古凉城老虎山、陕西吴堡后寨子峁、横山金山寨、魏家楼、佳县石摞摞山、山西兴县碧村等石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引起学界高度关注。2011
年以来,对陕西神木石峁超大型石城遗址的发现确认和系统发掘,将全球学者的目光吸引至陕北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目前,对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崛起、社会进程、文明起源模式、人群成分以及广域文化交流等学术问题已成为学术热点。

  河套地区龙山时代以石城聚落系统为标志的考古学遗存,是该课题主要的工作和研究对象。目前所知,最能体现河套地区聚落形态特征的文化载体,就是龙山时代大量存在的石城聚落,特别是大型城址所代表的的高层级聚落,是北方文化区崛起和早期文明出现的重要表征。目前所知,河套地区不同文化圈内均形成各自的核心聚落,选择各区域的核心大聚落长期发掘,系统揭示其代表的区域文化内涵和聚落形态,是了解社会进程和文明内涵的重要手段。项目将以不同时段的“序列文化”聚落遗址为全程考察社会进程的重要补充对象,针对不同时期的典型聚落进行补充性的试掘和研究,以期构建和完善河套地区西周以前的文化框架,为研究区域性聚落形态演变和社会进程提供可资对比的参照系。还将重视科技考古手段的运用,通过多学科、多途径的自然科学手段拓宽“隐性”考古信息的采集分析渠道,展示多层面的古代社会图景,提升课题研究成果的“含金量”。

  课题目标:

  探索“中国北方文化区”的形成及其内涵——以完善区域文化框架为基石。对该地区如此漫长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大事件进行动态图景描绘,仅通过以前零星的考古工作所提供的证据是不够的。因此,通过系统规划,开展必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基础研究,构建河套地区史前至西周时期的文化框架,是研究“北方文化区”内涵和兴衰历程的基石。

  探索河套地区社会进程研究——以聚落形态的历时性演变为切入点。聚落群分布空间的时代差异是考察社会进程的重要背景,聚落数量、密度、个体规模的发展是社会复杂化的基础,龙山时代河套地区聚落层级化与社会复杂化为核心研究对象。

  探索河套地区文明起源模式研究——以文明要素对比研究为主要凭据。通过已有的考古工作,特别是以石城聚落考古为代表的成果,学界基本认为,河套地区龙山时代已经进入早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这在文化内涵、文化格局和聚落形态层面均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对河套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需要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结构与早期文明的关系,文化聚合格局的形成与早期文明、国家的关系,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进程的相互体现以及资源调配方式与文明社会运行机制的关系四个层面入手。

  田野考古技术路线:该区域可以划出四个大的文化地理区块:南流黄河南岸区块、阴山南麓地带、陕北西部区块、子午岭-六盘山区块。在不同的文化区块内选择一处龙山时代的核心聚落遗址进行有规划的长期发掘,全面开展传统考古和聚落考古,多学科采集信息,最大限度地揭示聚落个体的内涵,为考古年代学、谱系学、环境与生业关系、资源利用、社群关系等层面的研究归纳出个案参照典范;在围绕核心聚落发掘工作的前提下,还需选择该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序列遗址”和龙山时代的典型中、小型聚落进行小规模发掘和必要的勘探,以便于了解聚落内涵的历时性演变规律和同一时段不同层级的聚落内涵差异;各省区围绕核心聚落遗址所在区域,选择各文化地理区块内适当的流域,开展区域性聚落考古专题调查。

  “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跨越陕、甘、宁、晋、蒙五个省区,统一规划,由总课题组统一指导各省区课题小组。各省区以核心遗址发掘带动相关区域调查和序列遗址发掘,以田野考古工作支撑专题研究,以专题研究成果体现中国北方文化区的形成、河套地区社会进程和北方地区文明起源模式研究等宏观学术目标。综合课题项目的实施,必将深度克服以往考古工作缺乏整体规划的局限性,历史性地推进河套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带史前文化与文明起源研究的进程,从而服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促进当地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区域社会复杂化与早期文明进程

  研究时空范围: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涵盖鄂、湘、皖、赣四省的长江中游地区则处于中原文化向南直接的辐射之下,它既经历了自身的文明化进程,同时更是直接参与了早期中华文明发展,并在最终完全汇入到中华文明发展的洪流。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发展的这一过程,在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也具有普遍性。本课题聚焦于长江中游3700-700BC,概指新石器时代油子岭文化时期形成的两湖文化趋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鼎盛阶段古国文明出现以及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形成过程中,夏商周时期文化与社会变迁催生早期楚文化和楚国家文明出现这一重要而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研究的空间范围包括淮河以南、洞庭湖鄱阳湖及其以北地区,包括有江汉地区、江淮地区、环洞庭湖地区以及环鄱阳湖地区等较小的地理单元,其中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指江汉地区与环洞庭湖地区。

  研究目标:立足于长江中游地区历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以田野考古为主要手段,通过揭示重点考古遗存,达到如下学术目标:廓清3700-700BC
长江中游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及发展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实施聚落社会与文明进程的研究。本课题分两大板块,即新石器时期和夏商周时期。新石器时期的课题目标是:从区域的视角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路径与模式,重点研究长江中游油子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性质,以及它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夏商周时期的目标是:廓清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本地区文明化到早期文明的转型过程,理清中原文化势力历次南下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不同时期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中心聚落及其布局,查清中原王朝不同时期获取青铜资源的方式、交通线路,探明金属矿冶技术、资源分布与政治格局的相关性,评估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

  课题研究内容: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与谱系、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形态与模式研究、方国诸侯国文化的发展在本地区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中原王朝资源的控制与管理是课题重要的研究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课题将相应地进行如下内容的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谱系与文化变迁研究。了解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核心区域的时空变迁,对于认识该地区社会和文化的进程有重要帮助。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将重点了解区域聚落的空间布局和存在方式。通过对相关聚落的调查和发掘,在了解中心聚落空间布局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其空间布局的状态和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进行长江中游地区商周时期中原文化系统下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商周时期各土著文化谱系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互动与演进格局研究。

  以城址为中心开展城址内部结构的研究。鉴于本区域多数城址并未开展系统田野考古工作,对其结构和空间并未完全了解,课题将通过系统考古调查和勘探,并进行适当考古发掘,重点解决城址的内部结构问题。

  了解各个城址的内部结构和变迁过程,不仅有助于认识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也有助于认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的进程和社会变迁。

  每一座城址,其周围都有不少附属的聚落和村落,这些遗址与中心城址的关系是进一步了解中心城址功能和地位的重要证据。

  聚落之间关系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油子岭文化完成了地区的整合,形成了两湖文化共同体,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达到高度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基本模式是什么?是否已经真正出现王权和国家政权的权力?石家河与其他城池之间是隶属关系还是同盟关系?这些情况目前尚不清楚,还需要通过田野考古获得更多的证据。

  通过对相关城址的研究,并适当开展中小型聚落的考古工作,了解当时是否已经出现聚落等级,这种等级的构成方式如何。聚落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遗迹和遗物的存在形态和方式加以研究。

  经济技术、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综合研究。以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中心聚落和核心区域研究、城址研究、聚落空间关系研究等为基础,进一步强化经济技术、社会权力和精神文化的研究,这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稻作农业技术、快轮制陶、玉器制造,聚落营建,这些均反映了经济技术的进步。社会权力的出现和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的出现。长江中游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传统,仔细分析和研究考古发现的反映表征观念的和精神文化的遗存,对于了解史前社会文明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中的方国、诸侯国文化。包括不同时期中原文化南进的线路与控制范围研究和商周王朝对长江中游的控制模式研究。

  矿冶考古与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解决中原王朝对青铜资源获取方式问题,具体落实到对长江中游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古工作上。解决中原王朝势力控制与管理青铜资源方式问题,具体落实到与矿冶相关的中心聚落的考古工作上。对青铜资源的技术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

  研究时空范围和目标:本项目组以长江下游苏、浙、皖、赣、沪四省一市所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工作对象,以崧泽到良渚时期(4000-2300BC)为工作重点,打破行政区划,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长江下游史前区域文明的产生发展进程;分析把握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发展机制和限制;总结理解这一区域文明的模式及其特点。

  崧泽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承前启后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影响波及面广大,与其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如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中晚期、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有着广泛和密切的交流,这个过程有着深刻和庞大的时空背景,崧泽文化阶段同时也开启了东亚玉器文化的先声,为后继者良渚玉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良渚玉文明如何而来?探索皖西南、浙西北以及宁镇——苏南地区早期良渚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6-2007
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良渚古城为核心代表的良渚文明、良渚古国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古城基本格局和外围庞大水利系统的认识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是良渚古城、良渚遗址乃至整个区块的历时性研究尚待加强,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结构、机理和意义也将成为成为下一阶段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点。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是良渚古城外围的重要中心址,寺墩和福泉山也是良渚文化时期重要中心址的代表,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中心址聚落发展和形态、聚落社会结构变化等问题已经摆上议事日程。良渚文化对同时期周边考古学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有着广泛的交流和互动,如跨越长江的以兴化蒋庄遗址为代表的江淮之地,皖江流域以潜山薛家岗、怀宁孙家城遗址等为代表的遗址构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的桥梁区域,以及鄱阳湖——赣江区域以樟树樊城堆遗址为代表的连接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北江流域纽带的重要节点,这些关键性、代表性的遗址和区域需要进一步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公元前2300
年前后,随着良渚古城的废弃和良渚文化的衰落,进入到以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为代表的“后良渚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约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至夏时期,也是越文化的先声,更是长江下游地区区域文明模式的重要内容,除了已知的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遗存,目前浙西北山地丘陵、包括新安江上游在内的皖西南地区,还有浙赣必经的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所在地带将是下一步田野工作重点关注的区域。

  课题任务:

  建立明确时空框架。建立明确的区域文化版图,填补以往周边地区的空白,描绘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格局。

  分析文明承继关系。对聚落形态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厘清从崧泽文化到良渚古国的早期区域文明发展进程,分析崧泽、良渚阶段不同区域中心的形成和变迁,认识前后阶段区域文化/文明发展的异同和内在关系。

  研究人地关系。复原长江下游古环境,分析本地区史前经济模式及其特点,探讨资源环境因素与区域文明发展模式的关联性。

  分析资源与权力。研究本地区玉石资源分布及不同阶段的利用方式和机制,探讨手工业经济发展同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互相作用。

  探索长江下游早期区域文明的社会形态,总结该区域文明发展模式。

  技术路线:各省市有针对性的选择1~2
处重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在发掘计划中纳入年代学、古环境、史前经济和资源等跟课题任务相关的研究内容;

  各省市有针对性地选择1~2
个地区开展区域调查,建立统一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采集相关多学科研究的资料和信息;

  北京大学设计提供田野考古数字化记录和管理平台,全面实现研究成果数字化;

  由大项目组负责组织开展各类跨省市研究,并对具体工作进行统一指导和验收。

  工作计划:浙江以良渚古城、良渚遗址群和周边区域为重心,江苏以苏南、江淮和江苏境内“早期良渚”为重点,上海——以福泉山为中心,安徽兼顾皖江流域和皖西南区域,江西以赣江流域樊城堆遗址为突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要负责长江下游史前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长江下游文化格局数字化版)
以及结合各田野项目的年代学研究、史前经济与环境(动植物、古环境)、玉石器无损分析等研究。

     ( 来源:《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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