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证实散落海内外4000余件石峁玉器出自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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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 月16
日至18
日在陕西神木县召开,会议由陕西省文物局、榆林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神木县人民政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承办。本次会议共有138
位中外学者参加,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以及来自湖北、浙江、安徽、内蒙、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省
共33
个科研院所;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等15
所国内高校;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俄勒姆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印第安纳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等10
所国外高校。图片 1
学术讨论概述
会议分为两个讨论组,分别在六个大的主题框架下展开讨论:石城与社会、文化与交流、玉器研究、环境与生业、科技探索及文明探源。
石城与社会:围绕城址与古代社会的演进展开,共有8 项发言,其中5
项为考古新发现的介绍,3
项为相关研究。其中孙周勇总结介绍了石峁遗址近年的考古发现,邵晶讨论石峁城址的年代与分期,王晓毅和张光辉介绍了山西兴县碧村的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收获,郭小宁介绍了石峁聚落群中的两个遗址木柱柱梁和神圪塔梁的考古发现,方辉综合讨论了石峁遗址所见筑城仪式,王永波介绍了山东寿光边线王城的考古发现,王芬介绍了大汶口文化聚落焦家遗址2016
年的考古收获,戴向明则从聚落的角度宏观的讨论了北方地区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文化与交流:围绕考古学文化与区域文化交流展开,共有11
项发言。其中罗森将石峁放在半月形文化带和欧亚草原中观察文化与人群的交流与互动,李旻认为石峁处于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的交汇处,宫本一夫认为石峁的铜器可能是与赛马-图尔宾诺文化交流的产物,高江涛系统的比较了陶寺与石峁的关系,久保田慎二从陶器的角度将石峁、新华等遗址与陶寺进行了比较,齐藤希勾勒了从新石器至西周时期晋陕高原陶鬲的谱系,马赛讨论了龙山晚期至商代陶器与铜器所见的三角刻画纹,王炜林和马明志讨论了龙山至商代河套地区陶鬲的谱系与石城聚落的兴衰,魏兴涛分析豫西晋西南地区龙山时代遗存后认为不存在三里桥类型,常怀颖提出商、周的车马埋葬存在10
大差别,张鹏程梳理了黄土高原从斝到鬲的演变过程。 玉器研究:共有9
项发言,集中讨论了玉器的相关问题。邓聪梳理了出土与传世的牙璋后认为牙璋是东亚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物质标志,燕生东比较了石峁与海岱系玉器的异同与关系,刘云辉认为石峁遗址大量出土的玉器是是方国强盛繁荣的证据,邓淑苹认为石峁先民创制的墨玉牙璋和有领璧的传播需要结合文化背景来研究,方向明认为观念的流动贯穿了玉器文化的三个阶段(良渚-大汶口、龙山、二里头),秦小丽试图通过玉器的交流网来观察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圈的联系与交流,何驽认为石峁集团中玉器具有货币功能,栾丰实认为石峁玉器的源头在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中,顾万发认为牙璋的造型源于大气光象。
环境与生业:共有12
项发言,讨论了经济形态、人骨、动物骨、植物、淀粉粒、环境等问题。张弛讨论了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牛、羊、小麦等在当时生业体系中的作用,崔建新用石峁附近采集的一个全新世剖面讨论了遗址周边的气候变迁,陈靓分析了石峁城址祭祀坑出土的头骨,胡松梅和杨苗苗通过分析石峁遗址2012-2013
年度出土的动物遗存讨论了环境与经济形态,赵志军和高升根据石峁遗址的植物浮选结果认为石峁先民以农耕为主兼营家畜饲养,陈相龙从CN
同位素的角度认为石峁先民兼营粟作农业、草原畜牧和狩猎采集,罗运兵认为石峁所出鳄鱼骨可能与鼍鼓传播、鳄鱼豢养有关,刘莉和赵昊通过淀粉类分析认为石峁先民的生计形态为农牧兼营,张居中讨论了淮河上中游地区史前稻旱混作农业的问题,刘歆益讨论了新旧石器之交农业与定居的关系问题,Martin
Jones 讨论了史前食物全球化传播中的人类行为和环境适应问题,Tricia E.
Owlett讨论了石峁聚落群在动物的放牧、生产、管理、分配和动物资源的消费模式方面的异同。
科技探索:围绕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展开,共有12
项发言。吴小红介绍了石峁遗址的测年结果,梅建军和陈坤龙介绍了石峁遗址出土铜器和铸铜遗物科学分析结果,付巧妹通过DNA
分析讨论冰河时期的欧亚人群的连续性和人群重组问题,范安川介绍了石峁和寨峁梁遗址的释光测年结果,赵春燕通过锶同位素分析认为石峁遗址的动物基本为本地饲养,蔡大伟介绍了石峁遗址出土黄牛的DNA
分析结果,Corinne C. Deibel
介绍了便携光谱仪对神木石峁、新华玉器的分析结果,邵安定介绍了石峁遗址出土壁画的材料及工艺,王小娟讨论了陶寺遗址制陶原料的分析结果,吕宇斐介绍了石峁古城外城东门的天文考古学观测结果,李玉虎介绍了石峁遗址稳墙体、防坍塌、防盐害的技术手段,周萍介绍了石峁遗址保护规划工作的进展情况。
文明探源:共有3
项发言。裴安平反思了文明起源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范式,方勤认为史前各文化的文化传统汇聚成信仰、礼制和王权为核心的夏商周时期的国家文明,易华认为石峁可能是夏的第一个都城。图片 2
发言摘录 孙周勇 系统介绍了2011-2016
年石峁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成果、外城东城门址及后阳湾、韩家圪旦及樊家庄子等发掘情况,测年、古植物、动物、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等多学科研究的成果以及文物本体保护、保护规划及展示利用工作进展,并着重介绍了正在发掘的连接“皇城台”、内城东门和外城东门的道路。
吴小红 介绍了石峁遗址中人头坑的人头骨样品76 个,居址的动物骨和植物样品54
个,共计130 个样品测量得到的碳十四年代数据200
多个。这些样品的的年代大多落在2200~1780BC 之间。 罗森爵士
比较了石峁、牛河梁、夏家店下层的石构建筑以及欧亚草原的阿凡那切沃文化的库尔干、明努辛斯克盆地的奥库涅夫文化墓地,而后讨论了石峁遗址出土玉器与周边区域的关系。进而提出石构建筑、金属器、玉器、陶器的交流系统问题。
方辉
认为石峁集中埋置的人头骨、墙体中出土玉器和石雕人头像,是与石峁遗址筑城仪式相关的遗迹。龙山时代在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城址中都发现了奠基类遗存,且逐渐使用动物和人作为牺牲。但石峁遗址所使用的牺牲之重要、数量之众多,远远胜于龙山时代的其它城址。
戴向明
发表了题为《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与社会》的演讲,提出近年晋陕高原的黄河两岸一系列惊人的考古发现促使重新审视北方文化区史前末期社会的演变情况。仰韶时期聚落间和聚落内没有出现等级差异。从庙底沟二期到龙山前期,不同社会群体间竞争和冲突的加剧。龙山后期以石峁遗址为代表在晋陕高原的黄河两岸形成了规模级差明显的聚落群。石峁与陶寺类似,是紧接陶寺之后在北方地区出现的最早的国家政体。
宫本一夫
指出,中原青铜器的起源要追溯到陶寺遗址出土的红铜铃、砷青铜齿轮形器和砷青铜容器口沿残片,这些铜器很可能来自赛马-图尔宾诺文化。赛马-图尔宾诺文化也可能通过蒙古草原亚腰形墓葬的人群传播到石峁。石峁和陶寺青铜齿轮形器、铜铃和青铜容器是在当地开发出的青铜器。
邓聪
谈到石峁城址发掘出土的两件龙山晚期玉牙璋。石峁牙璋风格与二里头文化牙璋显示有一定直接的关系。部分石峁牙璋被形容具有水牛角的扉牙,和二里头VM3:4
的牙璋有一定的相似性。从扉牙特征考虑,石峁这种被称业字形鉏牙,肯定是二里头VM3:4
牙璋扉牙的前身。 邓淑苹
认为龙山时期晋陕先民对东、西二区玉文化进行了模仿,将齐家文化风格素璧改制成牙璧,将齐家风格玉璧制作为“联璧”。牙璋和有领璧可能是龙山时期石峁先民的创制。掌握墨玉的石峁先民,大量制作、使用牙璋,更将牙璋发展成礼器,发展了扉牙以及“石峁式斜格纹”。
栾丰实
发表了题为《石峁玉器刍议》的演讲。石峁遗址发现的玉器中,以牙璋、钺、刀、圭和各种璧等五类玉器占据绝大多数,其构成了石峁玉器的主体,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从陕、晋、内蒙三省区交界区域的史前文化看,石峁玉器在当地找不到明确的来源,而与晋南临汾一带的史前玉器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晋南史前玉器又与黄淮下游的海岱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表了题为《陕北神木石峁遗址植物遗存研究》的演讲。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和黍两种谷物遗存,以及冷蒿、草木樨、胡枝子等可用作牧草的植物遗存。石峁文化的生业特点在整体上应该是以农耕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但从龙山时代晚期向夏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家畜饲养业的比重逐渐增加。
陈靓(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发表了题为《陕西神木石峁城址祭祀坑出土头骨研究》的演讲。研究发现,祭祀坑女性明显多于男性,且不见未成年个体。从种系特征看,祭祀坑头骨与内蒙古长城沿线一带先秦时期的土著居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祭祀坑头骨上留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可能与祭祀的仪式或者卸取头骨有关,头骨上的创伤表明龙山晚期陕北地区人群战争频繁发生。
胡松梅和杨苗苗发表了题为《陕北神木石峁遗址2012-2013年度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演讲。系统分类和研究表明至少代表3
纲7 目10 科15 个属种的145
个个体,包括扬子鳄、环颈雉、草兔、狗、马、家猪、野猪、狍、梅花鹿、山羊亚科、山羊、绵羊、黄牛等。家养动物猪、牛、羊的肉量比例占到了食用动物群的95.67%,表明石峁人除了饲养家畜外,捕猎野生动物也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之一。
张弛
搜集旧大陆西部早期传入中国的作物及家畜资料,尝试辨析这些因素在进入中国的初期,也就是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当时生业体系的作用。小麦对燕辽地区、北方地区和甘青地区则完全没有作用,但绵羊等家畜则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十分重要。河西走廊和新疆绿洲型农业应当是早期西来的中亚农业经济。
Corinne C. Deibel 分析了石峁和新华遗址出土的50
件龙山晚期玉器的材质。分为软玉、蛇纹石、方解石3大类矿石。石峁玉器中88%为软玉、2
件为方解石、1 件为叶蛇纹石。新华玉器中,36%为软玉、14 件为蛇纹石、1
件为方解石、1 件为绿泥石。所有石峁样品及新华
样品,均源于白云石矿源,可能为同一产地。
梅建军和陈坤龙(剑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介绍了石峁遗址新近发掘出土的1
件铜刀、1 件铜镞和3
件铸铜的残石范。其中2件石范所铸的器物可能为环首铜刀、铜刀和有銎铜斧。无损检测分析表明:铜刀材质为铜锡砷合金,并含有少量的铅
和铁,而铜镞为铜砷合金。同时分析了11
件据称出自石峁遗址的小铜环或环状装饰物,其材质主要是砷铜,也有含砷或不含砷的红铜和锡青铜。由此看来,石峁遗址出土的铜器可能以砷铜使用为显著特征。石峁遗址的考古成果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
本次以“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为主题的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对2011
年以来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的全面总结与学术研讨,也是石峁遗址研究与保护中的一个里程碑。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创造新的阐释、传播新的知识。我们相信,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将为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与展示提供新的契机。(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9月13日6版)

2015年2月4日下午,201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研论坛在考古所八楼会议厅举行。此次论坛由陈星灿副所长主持,共有四位研究员发表了学术报告,考古所全体科研人员和部分所外同仁参加了此次论坛。图片 3论坛现场
首先,由徐良高研究员发表了题为《考古研究中的解读与建构》的报告。徐先生的报告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本体理论与对象理论”问题,指出现在通常所说的考古学理论往往是关于对象理论的讨论,对本体论的讨论和关注严重不足。第二部分着重讨论了“历史与历史学”的有关问题。即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所谓历史包括两个部分——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自然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徐先生指出具体到作为史学之一部分的考古学,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是古代自在历史遗留下的物质形态的线索和残迹;考古学要想超越古物学的定位,成为一门历史学科,就必须由物及人,从物质形态的古代遗存研究古代人类活动、社会制度等诸方面。并对宾福德和“中程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三部分着重探讨了“考古学的解读与建构”问题,徐先生提出任何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当代人对各种古代遗存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沟通了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现象与当代的历史研究和陈述,包括解读与建构两个方面。解读与建构强调了人的核心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并受到时代认知和研究者个人兴趣、动机、目的、知识结构、立场、所处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徐先生在接下来的几部分讨论了“解读与建构的模式”、“解读和建构的特点”和“对解读与建构的合理性的判断与检验”几个问题。徐先生特别谈到,考古学既不是人类学,也不是历史学,考古学就是考古学,是借用各种模式解读古代遗存,构建历史叙述的一门历史学科。图片 4徐良高研究员演讲
随后,朱乃诚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红山文明的若干问题》。报告中,朱先生首先从“如何认识红山文明的玉器”谈起,他提出:红山文明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是两个概念,红山文明玉器不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全部,而是红山文化发展到文明阶段的玉器,以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为主要代表。并对红山文明玉器的相对年代、使用方式、玉料来源、产生的时代背景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其次,朱先生讨论了应该“如何认识红山文明玉龙”,他认为红山文明玉龙是认识红山文明玉器最重要的资料依据,以往所说的玉龙主要包括两种,即兽面玦形玉饰和C形玉龙,但C形玉龙实际上并不是红山文化作品,而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作品。再次,朱先生探讨了“如何认识红山文明”这一问题。对红山文明的年代、红山文明的等级分化现象与社会组织结构、红山文明的特征和一些特殊现象、红山文明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红山文明的模式概括为“一人独尊”、“有祀无戎”、“自生自灭”,指出红山文明是在辽西地区的农业经济略有发展的条件下,在以盛行神话宗教信仰活动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人独尊、有祀无戎的等级化社会,是社会平稳发展而形成,然后自我衰亡的文明。最后,朱先生对“红山文明的确认对中国文明起源于形成研究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总结。图片 5朱乃诚研究员演讲
第三位发表学术报告的是赵春燕研究员,她的报告主题为《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人口迁移——以锶同位素比值分析为例》。报告中,赵春燕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本研究的目的,即通过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具有显着考古学文化特征的都城遗址出土的人与动物遗骸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来探讨当时人类生存的状况,特别是人类迁徙的问题。其次,她介绍了通过锶同位素进行人类迁徙研究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最后介绍了锶同位素比值分析在陶寺、二里头、瓦店等几处遗址中的个案研究。如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分析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检测的猪由当地饲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这一结果与依据牙齿的测量数据、猪的死亡年龄以及猪遗骸出土时的考古学背景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部分猪为家猪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类似的,黄牛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则显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时该遗址当地的先民们已开始饲养黄牛,后期消费的黄牛可能大部分来自当地,但在该遗址先民消费的黄牛中始终存在外地来源。图片 6赵春燕研究员演讲
最后何努研究员以《从考古学新发现对陶寺文化晚期社会文化变化新认识》为题发表了学术报告。他的学术报告从以往对于陶寺遗址的认识展开,指出以往一般认为陶寺遗址在陶寺文化晚期没有城墙、宫殿区、王级和大贵族墓葬,已失去了都城的地位。近两年来的考古工作对陶寺遗址的聚落形态总体上有了新认识。特别是通过对陶寺遗址宫城的发掘,发现了陶寺遗址宫城在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的破坏,表明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经历了一场动荡。接下来何先生对这一动荡的文化策源地做了探讨,通过对考古发现陶鬲的分析,何先生认为动荡的策源地指向了晋中和陕北地区。进一步通过对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异同的综合比对和分析,何先生认为这一动荡即应来源于以石峁城址作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政体——“石峁集团”,在陶寺文化晚期,“石峁集团”对陶寺遗址进行挫败、政治报复和监督。陶寺文化晚期偏晚阶段,陶寺晚期宫城、祭地遗址的重建等考古发现表明,在陶寺晚期陶寺文化政权曾复辟一时,但仅仅昙花一现,最终被石峁集团彻底摧毁。图片 7何努研究员演讲
几位研究员的汇报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兴趣,在每场报告后,与会学者们畅所欲言,进行热烈讨论,不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

发布时间: 2012/12/22 0:10:07 被阅览数: 次
中新社西安12月20日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炜林20日表示,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发掘证实,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史前城址,并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出了玉器,为流散在海内外4000余件石峁玉器找到了“家”。
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北部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山梁上,北距长城10公里。陕西考古工作者今年对其进行系统调查和发掘,确认石峁城址最早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中国北方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周勇说,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城址。
他指出,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资料的公布,业内开始重新检视海外各学术机构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玉,将许多重要藏品特别是风格独特的墨绿色牙璋类器物产地追溯到了石峁遗址,器类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尤其以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玉人头像价值最高,雕工极其精美。
上世纪70年代,陕西考古工作者从神木农家征集了127件玉器,包括玉蚕、玉鹰、虎头等。90年代在距离石峁遗址30多公里的一处新华遗址发现32件玉器。今年共发现6件完整的玉器,有玉刀、玉铲等。奇特的是,这些玉器均藏于石墙内部。石峁玉器享有盛名,流散海内外约有4000件左右,但正式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玉器,在石峁遗址还是首次。专家一致认为,神木考古发掘,为石峁玉器找到了“家”。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考古发掘还有壁画、人头骨遗迹的重大发现。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在下层地面下发现两处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共有48个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专家推断,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王炜林告诉中新社记者,本次发掘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中科院考古专家以“石破天惊”来评价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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