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11599故宫大高玄殿研究性修缮保护项目取得最新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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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8日上午,大高玄殿研究型修缮保护试点工程成果汇报与专家论证会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敬胜斋召开。会议由故宫博物院工程管理处、故宫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张忠培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副院长冯乃恩、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出席会议,多位考古、古建及文物保护领域专家到会,故宫考古研究所、工程管理处等多部门人员列席。会议由故宫工程管理处处长尚国华主持。澳门新葡11599 1会议现场
成果汇报
会议首先由故宫工程管理处、故宫考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吴伟对大高玄殿研究型修缮保护试点工程的工作和成果进行了汇报。主要内容包括:大高玄殿的历史情况、本次研究型修缮保护工作的定位和理论思考、在修缮保护过程中引入建筑考古的方法以及运用多学科进行合作研究服务修缮所取得的各类收获等。澳门新葡11599 2吴伟进行成果汇报
在对大高玄殿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明介绍后,吴伟首先阐明了故宫博物院对于大高玄殿修缮保护工程的定位,即研究型修缮保护试点工程。并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在目前修缮保护的现状和问题下,为思考如何定义、设计研究型修缮保护工程作出的工作和努力,同时表明研究型修缮保护工程对故宫的古建筑修缮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大高玄殿研究型修缮保护的试点工作中,故宫博物院工程管理处联合故宫考古研究所组建团队进行合作,创新的引入了考古学的手段和理念作为研究型修缮保护工作的突破口,首次将建筑考古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修缮保护中,其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屋顶上的考古”。吴伟结合大高玄殿修缮保护中的实例,认为古建筑的屋顶往往由于不同时期的修缮和改动,可被视为层层叠压或打破的“考古地层”,对上面所有的信息按照不同层次、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提取,以获取其不同时期营建、修缮所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和做法工艺,最大限度保存建筑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故宫团队不仅运用了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同时首次联合故宫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第一次走上屋顶布置探沟、进行“考古勘探”。在屋顶考古中发现的重要遗物,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编号、记录与保存;对各种建筑材料,同样进行了考古学分类与详细的信息记录。不仅对木构件进行了详细测绘、信息记录,对于易被频繁修缮的木基层、灰泥等部位也做了详细的历史信息记录,取得了一系列很多以往修缮中没有的重要历史和修缮信息。
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还联合各大科研机构、院校对传统工艺、材料进行各个方面的科学勘察、实验与分析,包括石材、木材、彩画、金属构件、纸张等。很多试验与研究成果都给后期的修缮保护提供数据支持和参考依据。在汇报的最后,吴伟介绍了大高玄殿修缮保护工程中对今后地下考古的工作规划,在基于已经完成的东、西值房遗址的考古收获上,下一步紧跟工程进度对院落地面、原有建筑和重要地层位置进行重点考古勘察、钻探和发掘工作。这不仅为后期的修缮、保护、复建规划提供考古资料依据,对探索大高玄殿始建时期的基础情况及始建之前的地层情况,并保证后期工程施工顺利进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专家论证
汇报完毕之后,来自考古界及古建筑界、文物保护界的多位院内外专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澳门新葡11599 3张忠培先生发言
张忠培
张忠培先生肯定了大高玄殿古建修缮与考古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型古建修缮的工作。在全面细致的进行考察与记录的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建筑程序。在此基础之上,要搞清修缮与研究的关系:要用研究来导向修缮,使修缮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古建修缮与考古学的关系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古建的修缮研究过程中,同传统的考古学研究一样,要把握好历史与空间的变化、共时与历时的关系。我们要实事求是,把对古建的修缮放在历史过程中去考察。
望国家文物局重视此次古建修缮的工作成果,形成框架体系,以此为范例。对于现行体制下的古建修缮工作,应正视其中不合理之处,实事求是,改变现行古建修缮体制,不应因工期而影响修缮工作,工期应服从于修缮流程。
此外,还指出对个别的修缮概念应加强认识,例如历次修缮和原修缮中工艺工序之间的区别,加强对修缮工艺工序方面的研究。对于淘汰下来的古建构件应做好保护工作。由此次大高玄殿古建修缮工程的经验来看,建筑史应纳入考古学的范畴。澳门新葡11599 4单霁翔院长发言
单霁翔
单院长首先阐述了此次大高玄殿古建修缮工程的修缮背景:故宫自2002年开始实施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到2020年为止。
在工程实施的14年的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国家对于工程类财政预算的管理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以往国家政策在实施具体的古建维修时存在一些问题:1、招投标程序导致故宫自身古建修缮队伍无法承接修缮工程;2、政府采购程序导致以价格为优势的中标公司无法保证修缮材料的质量;3、预算执行率标准导致古建修缮不得不赶工期,在质量与效率间难以平衡;4、老工匠因无相关人事政策导致大量人才流失;5、技艺传承人数量较少又因无户口等相关政策保证导致后继无人。故宫博物院在实践过程中,在有关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些问题。
到项目截止之时,故宫将以四项工程作为总结:即养心殿、大高玄殿、乾隆花园,以及城墙的工程;并致力于通过十八年间的古建修缮工作带出一支专业技术精湛的古建修缮队伍。大高玄殿工程就是其中之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核心就是将古建修缮工程转变为研究型项目:先研究、再动手。单院长指出,如果故宫的相关工作能够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古建修缮的经验总结,将是很有意义的。
郑欣淼
郑院长同样赞扬了大高玄殿的已有工作成果。并提出大高玄殿原系皇家道教场所,还可以吸纳更多的相关专业人员共同研究,例如宫廷部宗教文物组应参与其中。要致力于总结出一套科学化体系化的古建修缮工作经验。
张之平(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高级工程师)
肯定了大高玄殿研究型修缮保护工程的工作,体现了多学科多专业多手段的结合贯穿整个修缮过程始终,这是弱化工程强化研究的成功转型,通过研究获取了具有丰富的信息量,做出了保护研究古建筑的重要典型案例。故宫拥有多学科、多专业的人员,特别是利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做这个保护试点工程,能够最大化、最真实的全面记录信息,强化研究,这是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态度。同时,她指出,信息的全面记录不仅是对资料的留存与共享,也是修缮工程的基础材料。同时设计单位应该密切跟进到施工环节中,做好设计方案的完善和变更。做好工艺工序和修缮保护的记录工作,以便日后整理出版工程报告。对于大高玄殿整体修缮工程的工期安排上,第三期的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应同第一期的古建本体维修同期进行,以免对修缮后的古建造成二次破坏。
最后,她指出本次修缮工程是创新,更是归本溯源。早年梁先生在从事古建研究保护时就提出,“古建修缮应本着的研究保护、信息记录、价值共享的精神进行”。因此在修缮记录中,应注意一些修缮词语的使用。此外,应加强深入研究官式瓦面的工艺技术。其中对于对于明代椽子等古建构件应注意保护,尽可能的保留使用。
王丹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肯定了此次古建修缮工作,实现了单院长提出的研究型古建修缮理念。体现了以研究指导修缮,并利用了考古学的手段与研究方法,做“屋顶上的考古”,全面的收集信息来服务于研究修缮。这种修缮理念应普遍的应用到全国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同时考古学的手段应广泛应用于文物古建的保护当中。
黄克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肯定了建筑考古与古建修缮的首次联合,对修缮史、施工工艺及历史变迁等信息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反映了古建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指出了本次修缮对古建修缮的体制改革具有指导意义,从招投标程序、设计施工衔接、施工程序、考古研究、档案记录、竣工验收等方面总结工作经验,日后可对古建修缮体制提出有效的改革建议,包括组织统筹工作的经验总结应体现在工程报告中。
徐怡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肯定了本次修缮在建筑史等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测量和研究工作,对于古建修缮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指出在工程报告的研究部分中,涉及年代问题的要有更多相关“标准器”作比对,才能更可靠证明大高玄殿各时期的建筑特点。同时要充分利用各方材料,积极搜寻有无相关的国外文献资料,可同国外学术机构或个人进行对接。此外,对于地层学在建筑考古上的运用应更加谨慎。修缮经费应侧重于保护研究工作。古建修缮应尽可能的减少干预,尽最大可能的保留历史信息。
乔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指出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解决了时序的问题,除了注重对古建构件本体等“实”的研究,还应该加强对古建构件位置信息等“虚”的研究。此外,还应加强对周围环境和地面的考古。
许伟(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
认为这次工作为故宫和道教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同时指出应注重古建修缮的工匠传承问题,将修缮经验科学化系统化。应注重工程报告的出版工作,望国家文物局设立相应的科研和出版经费制度。工程报告中应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密切结合起来,做好衔接整合工作。
王军(故宫学研究院研究员)
指出应做好部队入驻大高玄殿的历史记录,称赞本次工作中对匠人口述史的整理和记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王立平(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总工程师)
指出要加强研究工作,明确研究成果服务于修缮工作的思想。要通过对各时期古建构件的研究,来确定修缮方案相应的取舍问题。本次古建修缮作为多学科结合的试点工程,摸索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古建修缮机制,应作为样板工程向全国推广。
张克贵(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肯定了大高玄殿古建修缮工程的工作成果。指出应注重考古学方法在古建修缮中的运用,切忌生搬硬套,要有意识的培养考古学与古建修缮相结合的修缮体系。
李永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肯定了本次古建修缮的工作成果。指出本次修缮作为研究型修缮保护工程,研究成果应更好的应用于修缮保护工作,加强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利用研究成果为其服务。
会议最后,单霁翔院长进行了简单总结。单院长表示,大高玄殿研究型修缮工程的研究成果显著,很高兴看到故宫古建研究型保护修缮模式在大的思路上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当然各中细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指出,这是故宫所做的一个初步的探索,今后故宫古建的修缮都会应用这种方法,且相关成果转化会得到重视。各位专家意见对故宫的相关工作很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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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工作人员在大高玄殿大殿内施工。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8日下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大高玄殿修缮工程现场,向媒体发布了大高玄殿研究性修缮保护项目的最新阶段性成果。大高玄殿正殿宝匣的归安仪式也同期举行。

 

  大高玄殿始坐落于神武门外、毗邻紫禁城西北角,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是明、清两代皇家御用的道教宫观。由于历史原因,大高玄殿数次遭受磨难,破坏严重,险情频发,2010年才在各方的呼吁和努力下正式回交故宫,并开始全面的勘察调研、规划设计、修缮保护和研究工作。本次修缮工程于2015年4月2日正式开工,至今年年底,第一期工程,即文物建筑本体的修缮将顺利完工。

 

  单霁翔向媒体详细介绍了大高玄殿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他说,故宫博物院创新地引入了考古学手段和理念,首次将考古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大高玄殿的修缮保护中:将不同时期的修缮和改动视为“考古地层”,对上面所有的信息按照不同层次、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提取,以获取其不同时期营建、修缮所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和做法工艺,最大限度保存建筑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现场的工程人员告诉记者,古建修缮团队联合故宫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第一次走上屋顶布置探方,进行“考古勘探”,将发现的各类重要遗物,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编号、记录、绘图与保存;对各种建筑材料,同样进行了考古学分类与详细的信息记录。不仅对木构件进行了详尽地测绘、信息记录,而且对易被频繁修缮的木基层、灰泥等部位及瓦件、砖瓦铭、大木记号等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历史信息记录,尽量最全面、最真实地记录信息。这种做法是以往的古建修缮中从未采用过的。

 

  当日还举行了大高玄殿正殿宝匣归安仪式。工作人员将施工前拆卸下的宝匣小心翼翼地重新安放到大殿正脊正中间的脊筒中,并完成正脊合龙。 

(原文标题:在宫殿顶上“考古” 故宫大高玄殿研究性修缮保护项目取得最新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11月09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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