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11599.com“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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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进入发言与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钱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天津市博物馆、安阳市博物馆、南阳府衙博物馆、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研究机构和文博单位的16位学者在研讨会上进行汇报,与会者分别围绕近年铸钱遗址考古新发现、铸造工艺、钱币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2018年12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和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在西安研究室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钱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天津市博物馆、河南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府衙博物馆、沣西新城兆仑铸钱遗址博物馆等考古研究机构和文博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学者发言

与会学者合影

上林三官今何在?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任刘振东研究员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研究员,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翔宇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户县兆伦铸钱遗址系汉代上林三官之一的锺官铸钱作坊,作为汉代的“中央银行”,是目前唯一确知的上林三官铸币场所。研讨会上,社科院考古所张建峰介绍了兆伦铸钱遗址自2015年11月起至2018年11月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收获。考古队复探了钱范分布范围,推断此区域主要为西汉锺官铸钱遗址的废料堆积区,新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已确认发现南墙和西墙。张建峰表示,通过对兆伦村北侧窑址、村内窑址、南城墙、钱范堆积区壕沟的试掘,增加了对钱范分布的了解,并对窑址、城墙、壕沟的年代有了初步判断,此外发现的古城或许为锺官城。随后,与会学者就钱范均出土于城外、城内不见,以及寻找东墙北墙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朱岩石研究致辞

“窝头寨遗址是目前第一个四至清晰、布局略明的大型秦汉铸钱遗址,这丰富了我们对秦汉钱币铸造工厂的既有认识,其可能当属汉武帝时专铸五铢的上林三官之一。”社科院考古所刘瑞在汇报中说道。据介绍,2012年6月起窝头寨汉代铸钱遗址的发掘中出土有大、小五铢以及大量五铢钱背范和少量范母,其中个别范头模印文字,如存在越年现象的“地节五年三月丙子作”。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不仅未见在西安多数铸钱遗址常见的半两、新莽钱币陶范,同时也未出土相关钱币,由此可见2012年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时代单纯的汉代铸钱遗址。随后,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王艳朋介绍了最新窝头寨遗址的发掘收获。遗址时代为西汉中期,发掘区域可能为遗址边缘地带,未发现墙址,遗址内发现45个柱洞、出土五角形对接管道和圆形套接管道、1件范母残块、大量背范等遗物。对于上述梳理的窝头寨遗址考古发现和初步认识,与会学者均表示要加强对建筑遗迹的解剖和研究,搞清建筑性质、注意建筑布局,从而梳理遗址内部空间关系。

朱岩石研究员在致辞中表示,近些年随着多学科合作的深入,手工业考古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大批中青年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逐渐加入到手工业考古研究的队伍当中。手工业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对聚落、都城、陵墓考古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期待在本次小规模且专题性强的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能为手工业考古的进步添砖加瓦。

学者发言

白云翔研究员致辞

《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上林三官铸。”这便是史料记载的国家造币机构“上林三官”。上林三官今何在?社科院考古所徐龙国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对上林三官进行探讨。他认为上林三官为锺官、技巧、六厩。兆伦村为锺官铸钱遗址;高低堡为太初元年之前的巧官铸钱遗址,建章宫营建后,技巧铸钱移到相家巷;窝头寨可能为六厩铸钱遗址。社科院考古所刘振东首先以“汉长安城铸钱遗址”为题,对遗址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未央宫石渠阁、桂宫二号建筑等城内出土钱范,以及东郊清明门外、南郊13号遗址等城郊出土钱范做详细梳理。随后,他对上林三官设立于何时、是否一官仅一处作坊、专营还是兼营铸钱以及新莽铸钱与上林三官的传承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白云翔研究员从考古发掘实践、学术思路与方法、学科发展与创新等角度出发,强调了秦汉钱币铸造业的重要性。他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引起更多学者对铸钱手工业考古的关注,从总结有关遗址的发现入手,理清研究思路、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而推进秦汉钱币铸造业的研究。

会议现场

学者考察遗址

“和汉长安城内管理机构与生产区域分离,城内只设一处生产区的情况不同,秦咸阳城内管理机构与生产区域混杂,并存在两处职能不同的生产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杨力争梳理了咸阳窑店镇1、2、3号地点铸钱遗物的考古新发现,其中3号地点位于秦府库建筑遗址范围内,在叠压秦代建筑的汉代地层内发现有大泉五十铁钱范1件,陶背范3件。1号地点出土铁铸范1件,具备秦代器物特征。2号地点出土残陶范模25件。张杨力争强调,1号、2号地点出土遗物反映出工艺的进步性,但仍落后于叠铸法,出土铸币遗物地点位于都城核心区,应属“官营”作坊内的生产品。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分3组共作了16场报告,来自不同考古研究机构和文博单位的学者紧紧围绕“秦汉钱币铸造业”这一主题,以铸钱遗址考古发现、钱币铸造工艺、钱币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为切入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讨论。
一、田野考古发现 1、上林三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上林三官铸。”这是史料关于国家铸币机构“上林三官”的记载。目前学术界根据已发现的汉代封泥,确定锺官、技巧、六厩为上林三官,但上林三官在何处,既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也需要对汉长安城铸钱遗址进行认真地梳理和研究。户县兆伦铸钱遗址是已确认的锺官铸钱作坊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研究员对该遗址两年多来的考古工作进行了介绍。自2015年12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合作,对锺官铸钱遗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考古勘探在兆伦村南新发现一座古城址,对南城墙及西城墙南段作了解剖,城墙内未发现晚于西汉的遗物,推测该城可能为文献记载中的锺官城。钱范主要堆积区位于城外东北部。另外,在石桥村南发现2座古代窑址,对其中的一座进行了发掘,推测可能与铸钱活动有关。今年,在兆伦村北发掘了一条人工壕沟,壕沟内有一些钱范堆积。
窝头寨遗址是一个四周有环壕的大型汉代铸钱遗址,当为上林三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王艳朋分别介绍了各自对窝头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2011—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窝头寨遗址做了全面勘探和物探。发现遗址四周有环壕,南北长800米,东西近500米,总面积近40万平方米。试掘200平方米,发现灰坑、水井、墓葬等遗迹,大、小五铢以及大量五铢钱背范和少量范母,出土1块带“地节五年”铭文的范母。试掘区未见半两、新莽钱范,应为一处单纯的西汉铸钱遗址。

周边地区铸币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

学者发言

除了上述陕西地区秦汉时期铸钱相关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外,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侯秀敏、南阳府衙博物馆刘绍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郭济桥、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闫麟则分别对河南、河北、青海等地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进行归纳梳理与总结。

近年,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又对窝头寨遗址进行了进一步考古发掘。发掘区域位于遗址边缘地带,发现遗迹数量较少,有一些建筑柱洞,未发现墙体,建筑的布局及性质有待究明。遗址内出土钱范、管道、瓦当、陶纺轮、铜钱、铁插、残铜器、铁器、铜渣等遗物,判断遗址时代为西汉中晚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对汉长安城内外的钱范遗址进行了梳理。位于汉长安城内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的相家巷遗址,出土大量五铢钱正、背面陶范,其上的题记内容有纪年、编号、匠名等。刘振东认为,相家巷遗址应是专门为皇帝制作陵内随葬品的手工业作坊区。此外,未央宫石渠阁遗址、桂宫二号建筑、直城门大街路沟也有钱范出土。汉长安城城东郊清明门外发现大泉五十叠铸范的烘范窑。南郊礼制建筑第13号遗址发现600余块用于铺地的钱范。城西建章宫分布着大量五铢正面范母及背面范。好汉庙出土王莽时期大泉五十等的正面范母和背面范。对于上林三官是否为一官一处作坊、专营还是兼营铸钱以及与新莽铸钱的关系仍存在疑问,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对上林三官在何处,以及上林三官钱范的年代问题进行了研究。徐龙国认为,兆伦村为锺官铸钱遗址,高低堡为太初元年之前的巧官铸钱遗址,太初元年建章宫营建后,技巧铸钱移到相家巷,即相家巷是太初元年之后的巧官铸钱遗址,窝头寨可能为六厩铸钱遗址。上林三官各遗址出土的钱范母上,不少带有阳文反书的铭文,这些铭文从大的方面,可分为无纪年和有纪年两大类,无纪年的铭文内容有官署、作坊、工匠名、工种名及记号等,有纪年铭文内容为年号、月份、日期及工匠名等。有纪年的钱范,铸钱时间明确,而无纪年的钱范,其年代问题向来众说纷纭。以往的研究都是根据钱范上钱型文字特征进行划分,徐龙国根据浇铸口与排气道的铸造技术,结合有纪年钱范的年代特征,从考古学角度对钱范进行类型学划分,并对钱范铭文做了分期研究。该研究为无纪年及无铭文钱范分期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五铢钱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有助于认识三官铸钱的技术演变及内部分工等问题。
2、其他地区铸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www.11599.com
除了上述都城地区西汉铸钱遗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外,有4位学者就河南、河北、青海等地发现的秦汉铸钱遗存进行了梳理与研究。这些铸钱遗址年代上或早于三官铸钱,或晚于三官铸钱,为都城之外的铸钱遗址。

学者发言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侯秀敏副研究员对洛阳发现的秦汉钱范作了梳理。侯秀敏认为,洛阳发现的秦汉铸钱遗存有几个特点:首先,铸钱遗存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唯一未发现的只有武帝三铢半两钱范;其次,发现了目前已知最早西汉文景时期的钱范窑址;最后,洛阳的铸钱遗址规模虽然都较小,但钱范形制多样,有不少珍品钱范,如文信钱范、文帝四铢半两钱范等,带小三角符号的郡国五铢钱范。铸钱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有利于加强对汉代货币类型、年代的判定,探索铸钱技术的演变,进而探讨货币供应、流通及政策的演变等问题。
南阳府衙博物馆馆长刘绍明研究员介绍了南阳府衙新莽铸钱作坊考古发掘情况。遗址发掘面积约75平方米,共发掘灰坑6个、窑2座、窖藏1座。发现大量夹砂红陶钱范,“大泉五十”较多,“小泉直一”较少,为正面母范、背面子范。此遗址是王莽时期官府铸钱遗址,出土的铸钱遗物反映了南阳先进的铸钱技术。

侯秀敏详细梳理了半两钱范、五铢钱范在洛阳地区的出土情况。在谈到对洛阳秦汉铸钱遗存的认识时,她表示首先洛阳地区铸钱遗存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唯一没有发现的只有武帝的三铢半两钱范;第二,洛阳发现了西汉文景时期铸钱范窑址,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汉代铸钱范窑址;第三,钱范形制多样;第四洛阳出土了少见的珍品钱范,如文信钱范、文帝四铢半两陶目范等均为珍品;第五,带小三角符号的郡国五铢钱范仅见于洛阳。刘绍明介绍了南阳府衙汉代铸钱作坊考古新发现,遗址发掘面积约75平方米,共发掘灰坑6个、窑2座、窖藏1座。发现较多“大泉五十”钱范和少量“小泉直一”钱范,两种钱范均为母范正面和子范背面,不见母范背面和子范正面,也未见其他钱文。刘绍明指出该遗址与此前以宛城为中心的皇冠商场、新华东路卧龙区等出土地位置接近,应属于同一铸钱作坊遗址且沿用时间较长。据郭济桥介绍,石家庄战-汉石邑城为冶铜、制、烧陶、铸币的手工业作坊区,结合文献记载,中山国、魏、赵、秦在石邑城铸造了大量武器、钱币等。遗址中出土了蔺氏圆肩圆足布、安阳平足布、1枚面文“赤鞞”残三孔布。西海郡的设立是第一次将王朝统治扩大到青海湖沿岸,闫麟介绍了西海郡故城出土的3件“小泉直一”钱范和1件“大泉五十”陶母范、1件“大泉五十”背范等文物,并梳理了新莽钱币在西海郡和青海地区的考古发现。

学者发言

技术的催生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阎麟研究员对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新莽钱范作了研究。西海郡置于汉平帝元始五年,铸钱时间从始建国元年至元凤六年。2014年,发现3件小泉直一母范、1件大泉五十母范、1件大泉五十背范。结合以往的发现,西海郡故城发现的钱范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二类,新莽钱币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货泉等。西海郡铸钱的时间更短,铜钱的铸造量应当有限。加之地处牧业地区,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对货币的需求量不大。因此,西海郡发现的新莽钱币远远少于五铢钱。作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节点之一,也可能有一定的贸易量。但是,因考古证据的缺乏,王莽所铸钱币流向仍然不清。在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的汉至魏晋墓葬中多有发现,这其中必然有西海郡铸造的铜钱。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郭济桥副研究员介绍了石家庄战国-汉石邑城的考古发掘情况。石邑城建于丘陵上,北高南低,城址平面呈椭圆形,城墙残存北部、西部。在城内发掘了3个区域,共1200平方米。确定石邑城有洨河和护城河环绕,南城墙、东城墙各开1道城门,以南北向隔墙分东、西城,东大西小,东城为冶铜、制骨、烧陶、铸币等工业作坊区。城西、北、西南历史上曾进行过铜矿开采。
二、钱币研究及其他 1、钱币专题研究
河南安阳市博物馆谢世平副研究员对新莽“大泉五十”进行了梳理。王莽居摄三年改汉制始铸大泉五十,主要为青铜质,圆形方孔,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目前所见大泉五十钱范有祖范、母范和子范,质地分为铜、铁、石、陶四种。
考古及钱币界至今尚未发现一枚萧梁天监五铢。中国钱币博物馆杨君副研究员对南京新见五铢钱范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为萧梁天监五铢陶范。该批五铢陶范为双面叠铸陶范,阴文“五铢”,正背外郭,背内郭,面无内郭,质地坚硬,细质泥沙料,青灰色、砖红色、或兼有双色。肉好周郭,钱腔直径25mm,所铸造流通钱币直径约24mm,“五”字交笔缓曲,“金”为“大三角头”、“四竖杠点”,“朱”为“圆头朱”,文字风格特征近似小一号的东汉五铢钱,背无四出纹,钱腔浅,铸造青铜钱,特征指向萧梁“天监五铢”。以叠范铸钱演变为视角进行审视,双面叠铸范大致出现在三国时期,结束于南北朝,南京新见“五铢”陶范应为六朝时期的遗物。从陶范厚度的均匀度和绝对厚度、陶范的颜色来看,该批五铢陶范的时代应处于南朝刘宋铸四铢钱之后和萧梁铸公式女钱之前。根据文献记载,萧梁在铸造公式女钱之前,仅铸造“肉好周郭”的天监五铢,由此,推定南京新见的五铢陶范为萧梁天监五铢陶范。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姜宝莲以锺管铸钱遗址发现的遗迹遗物为例,结合同时期其他材料对锺官铸币的生产工艺技术和铸币流程进行探讨。中国钱币博物馆孟祥伟首先对西汉铸钱遗址的空间布局进行概述,随后就铸钱业与郡国制、商业城市、军费、河东郡铜矿的相关问题提出看法。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2、铸钱遗址布局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扬力铮从咸阳市窑店镇新见铸钱遗物出发,探讨其对咸阳城北区布局研究的意义。咸阳市窑店镇1、2、3号地点位于秦咸阳城遗址中部、一号宫殿建筑遗址以西。1号地点出土1件秦代铲型竖式合范、直流分铸式铁质半两钱范,时代为秦代。2号地点出土25件秦代陶质半两钱范模,两个地点出土的钱范、范模体现出收窄、缩短浇口,增加钱腔的特点,反映出工艺的进步性,但仍落后于叠铸法。3号地点位于秦府库遗址范围内,在叠压秦代建筑的汉代建筑地层内发现有大泉五十铁钱范1件、陶背范3件。3个地点位于都城核心区,发现的铸币遗物制作精良、伴出高等级遗物,应属“官营”作坊内的产品。由此可见,在秦咸阳城宫区以西存在高等级手工业作坊区与官署建筑群、二者混杂,至少并存有分属内史系统和少府系统的官署及工室。
中国钱币博物馆孟祥伟对西汉铸钱遗址从更大的空间上探讨了铸钱与地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西汉货币形制经历了半两、三铢、五铢三个阶段,考古发现的铸钱遗存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南、山东地区,从其空间分布来看,半两钱铸造时期分布较为广泛,除文献记载的吴国、蜀郡外,河南郡、河东郡、邯郸郡、齐国等地也有铸钱遗址。郡国五铢铸钱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郡、南阳郡、长安及三辅地区,琅琊郡、济南郡、城阳郡等地也有分布。自汉武帝统一铸币于上林三官,全国铸钱都集中在长安附近。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户县兆伦铸钱遗址为钟官铸钱遗址,西安高低堡附近铸钱遗址为技巧铸钱遗址,相家巷铸钱遗址为六厩铸钱遗址,但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验证。汉初,郡国并行体制下,大力发展铸钱业的诸侯国主要是实力强大、距离中央政府较远的吴国、齐国。随着铸钱业发展,不仅发展出长安、洛阳、宛、成都
、临淄、邯郸等商业城市,也为军费的支出提供保证。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期的河东郡由于境内中条山铜矿的存在,民间的铜器生产非常活跃,但铸钱业的规模却十分有限。

是什么催生着铸造技术的不断改进与创新?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和天津市博物馆黄娟两位学者在发言中均对工艺技术背后的动因及背景进行了探讨。“民间铸钱因陋就简,由于范模制作技术要求较高,很可能采用真钱实物代替范模,为适应母钱翻范的需求,调整泥沙比例、从而派生出母钱砂型铸造,可以说古代翻砂工艺可能是在政策宽松的北朝由民间发明的。”周卫荣在梳理从叠铸工艺到翻砂工艺时说道。他还指出,中国古代铸钱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社会需求的外在条件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内部动力。叠铸和翻砂不仅是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精华的继承,同时也不断推动中国传统铸造技术向前发展,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黄娟概述了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发展与变化。在保证钱币质量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下,铸币工艺不断进步,西汉中后期竖式合范工艺发展至巅峰、新莽后期叠铸工艺被普遍推广。她指出,铸造工艺的进步除了技术本身发展的积累外,还要满足控制金融命脉、军事活动、社会经济的需要。

学者发言

安阳市博物馆谢世平和中国钱币博物馆杨君两位学者的汇报分别涉及对新莽“大泉五十”和萧梁“天监五铢”的相关研究成果。杨君从陶范的角度入手,详细分析了出土“五铢”陶范的形制特征和其所反映的铸造钱币信息,并对“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的学术史进行回顾,他表示,期待随着“公式女钱”的出土,能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发现“天监五铢”。

3、铸造工艺与社会背景的研究
在铸造工艺研究方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姜宝莲研究员以锺官铸钱遗址为例进行工艺分析。锺官作为一处具有较长历史的官铸铸币机构,借鉴和继承了传统的铸造技术,汇集了大批技术人才,促进了铸币工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其分工与管理复杂而精细。从遗址出土的陶范来看,锺官的铸钱工艺可分为两大铸造工艺体系,即合范浇铸工艺与叠范浇铸工艺。合范一般分为面范与背范,两范左右对合而进行浇铸,经历刻石质祖范、制陶质范母、浇铸铜质面范、铜面范与陶背范相合铸造钱币的工艺流程。王莽时期,完成了两大铸币工艺技术的交替变化,经过刻制祖范、模制陶范、浇铸铜范母、模制陶范相叠、烘制浇铸包、浇铸钱币的工艺流程,叠铸铸钱工艺完全代替了合范浇铸法,使得中国古代的铸钱工艺技术水平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讨论了从叠铸到翻砂的工艺变化,并对其背后技术发展的社会因素与内在动因进行深入分析。叠铸铸钱起源于西汉,是传统块范铸造工艺发展到极限的产物。汉初民间铸钱合法化,经过摸索和一定的技术积累,在寻求低成本和高效率中发明了叠铸工艺,至王莽时期充分利用对称性原理,在一块范模上面模与背模对称排列,利用榫卯构造两两对称扣合,组成套盒,从而能用一块范模翻制无数完全相同的子范,两两相对扣合、层层相叠,形成规模型铸造。其后,叠铸范子范片向正方、扁薄发展。南北朝时期,鼓励民间铸钱,由于范模制作技术要求高,于是因陋就简,采用真钱实物替代范模,为适应母钱翻范的需要,不断调整泥沙比,从而派生出母钱砂型铸造,其内在动因一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二是提高标准化程度。至唐代翻砂工艺走向成熟,唐宋以后普遍采用母钱翻砂法铸钱。可以说叠铸和翻砂不仅是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精华的继承,同时也不断推动中国传统铸造技术向前发展,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天津市博物馆黄娟从秦汉时期铸币工艺演进的角度,探讨钱币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秦汉时期的铸币工艺属于硬型范范铸技术,可分为竖式合范和叠铸两种,竖式合范工艺又可分为刻范直铸、模范铸造两种工艺类型。西汉中后期,竖式合范工艺发展至顶峰,新莽后期叠铸工艺的推广,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保证了钱币质量。铸币工艺的进步是技术发展的积累,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控制金融命脉、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可以说,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秦汉社会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钱币铸造业考古的启示与思考
会议最后,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做学术总结。白云翔表示,本次会议上共有16位学者进行发言,紧紧围绕《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这个主题,内容涉及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钱币与铸钱遗址、铸钱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等多个方面,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和收获。
从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铸钱遗存的考古发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发掘中不仅要关注遗物,更要关注遗迹现象,重视考察共存遗物关系、共时性问题,还要关注遗迹的堆积过程。
第二,铸钱作坊遗址是手工业作坊遗址的一种类型,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聚落遗址、城址、墓葬、水利设施,田野考古发掘中必须从铸钱遗址的实际出发进行发掘,基于整体观、演变观,关注其布局、结构及演变。
第三,发掘铸钱作坊遗址,需要学习、综合钱币学、铸造学、青铜冶铸等方面的知识,明晰铸钱的工艺技术、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在发掘中要注意遗迹、遗物可能处于生产中的哪个环节,强化铸钱工艺流程、技术,铸钱作坊结构布局的意识。
第四,强化空间意识,将铸钱作坊遗址放到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将具体的遗迹放在整个遗址中去,将遗址放到城址或聚落空间中考虑,加深对铸钱作坊遗址的认识。
从钱币与铸钱遗址、铸钱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来看,主要有四方面启示:
第一,研究钱币要关注钱币本身,以地层学为依据,强调钱币类型的划分、断代问题。
第二,研究钱币、铸钱的术语混乱。传统钱币学术语与考古学约定俗成说法之间存在差异,需要从铸造学术语的角度将专业词汇科学化、统一化。
第三,“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核心”,研究铸钱技术是研究铸钱业的核心问题。铸钱技术研究需基于田野考古年代、共时性、演变分析等研究,在研究铸钱技术及其演变的过程中,要关注技术演变的动因,也要关注铸钱技术演变与其他铸造技术尤其是青铜铸造技术之间的关联及其技术演变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文化动因,在详实科学的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展开研究。
第四,多种视野下观察和分析问题。手工业生产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离不开环境、资源、工艺技术、产业、产品的流通及应用、社会经济政策等,因此在研究钱币铸造业时,需要放宽视野,才能体现其学术性及现实意义。
秦汉钱币铸造业,从研究体系上归入手工业考古,手工业考古的要点是资源、技术、产业、社会,这四个要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是研究手工业考古的基本思路。资源是基础、技术是核心、产业是平台、社会是目的。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秦汉钱币铸造业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钱币铸造业考古的启示与思考

撰稿:陈徐玮

会议最后,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做学术总结。本次会议上共有16位学者进行发言,内容涉及田野考古中钱币和铸钱遗址的新发现、钱币类型、铸造工艺及其与社会政治、
经济的关系等多各方面。

摄影:王新民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做学术总结

审稿:刘振东 徐龙国

从田野考古的新发现来看共有四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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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铸钱遗址在发掘中不仅要关注遗物,更要关注遗迹现象,重视共存遗物关系的考量和共时性问题,这对判定遗址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是单纯的制范遗址还是制范与铸造钱币同时进行的;再比如,同时出土标准五铢钱和小五铢的遗址,要关注共存遗物的堆积和埋藏过程。第二,铸钱作坊是手工业的一种,不同于聚落、城址、墓葬,田野工作要做到按照铸钱遗址的实际出发,关注其布局结构及演变。基于整体观、演变观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梳理,从而事半功倍。第三,作为考古工作者,发掘前要对钱币、青铜冶炼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储备,强化对铸钱工艺流程、工艺内涵的认识。第四,要把铸钱遗址放到更大的空间和视野中来考量。把具体遗迹放到遗址、城址和聚落中来思考。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从铸造工艺及其与社会政治、 经济的关系方面出发仍有四点值得思考。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首先,钱币的类型划分和断代要依靠地层学为基础。不重视地层学的依据,就无从解决其他问题。其次,钱币铸造所涉及的专业术语较多,但目前各领域研究者存在各说各话的现象。要从铸造学术语的角度将专业词汇科学化、统一化。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核心,要关注铸钱技术演变和其他手工业制造技术尤其是青铜铸造技术的关联,及其演变背后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动因,并在详实的科学材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上进行研究。再次,手工业的发生和演变离不开环境资源、产品流通和应用,因此要拓宽学术视野。最后,由于课题的特殊性,必须要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集钱币、考古、科技等多个领域。以钱范为例,可以说离开了科技检测,就无法进行深入解读,因此要强化多学科合作和交叉融合,以此提升学术研究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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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张小筑

学术动态 “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纪要
发布时间:2018-12-24

审 稿:白云翔

2018年12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和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在西安研究室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钱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天津市博物馆、河南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府衙博物馆、沣西新城兆仑铸钱遗址博物馆等考古研究机构和文博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责 编 :张小筑

与会学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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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任刘振东研究员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研究员,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翔宇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朱岩石研究致辞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朱岩石研究员在致辞中表示,近些年随着多学科合作的深入,手工业考古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大批中青年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逐渐加入到手工业考古研究的队伍当中。手工业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对聚落、都城、陵墓考古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期待在本次小规模且专题性强的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能为手工业考古的进步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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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翔研究员致辞

学术会议
从“钱”说起—“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学术论坛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8-12-04

白云翔研究员从考古发掘实践、学术思路与方法、学科发展与创新等角度出发,强调了秦汉钱币铸造业的重要性。他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引起更多学者对铸钱手工业考古的关注,从总结有关遗址的发现入手,理清研究思路、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而推进秦汉钱币铸造业的研究。

12月1日,“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学术研讨会进入发言与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钱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天津市博物馆、安阳市博物馆、南阳府衙博物馆、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研究机构和文博单位的16位学者在研讨会上进行汇报,与会者分别围绕近年铸钱遗址考古新发现、铸造工艺、钱币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学者考察遗址

学者发言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分3组共作了16场报告,来自不同考古研究机构和文博单位的学者紧紧围绕“秦汉钱币铸造业”这一主题,以铸钱遗址考古发现、钱币铸造工艺、钱币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为切入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讨论。
一、田野考古发现 1、上林三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上林三官铸。”这是史料关于国家铸币机构“上林三官”的记载。目前学术界根据已发现的汉代封泥,确定锺官、技巧、六厩为上林三官,但上林三官在何处,既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也需要对汉长安城铸钱遗址进行认真地梳理和研究。户县兆伦铸钱遗址是已确认的锺官铸钱作坊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研究员对该遗址两年多来的考古工作进行了介绍。自2015年12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合作,对锺官铸钱遗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考古勘探在兆伦村南新发现一座古城址,对南城墙及西城墙南段作了解剖,城墙内未发现晚于西汉的遗物,推测该城可能为文献记载中的锺官城。钱范主要堆积区位于城外东北部。另外,在石桥村南发现2座古代窑址,对其中的一座进行了发掘,推测可能与铸钱活动有关。今年,在兆伦村北发掘了一条人工壕沟,壕沟内有一些钱范堆积。
窝头寨遗址是一个四周有环壕的大型汉代铸钱遗址,当为上林三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王艳朋分别介绍了各自对窝头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2011—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窝头寨遗址做了全面勘探和物探。发现遗址四周有环壕,南北长800米,东西近500米,总面积近40万平方米。试掘200平方米,发现灰坑、水井、墓葬等遗迹,大、小五铢以及大量五铢钱背范和少量范母,出土1块带“地节五年”铭文的范母。试掘区未见半两、新莽钱范,应为一处单纯的西汉铸钱遗址。

上林三官今何在?

学者发言

户县兆伦铸钱遗址系汉代上林三官之一的锺官铸钱作坊,作为汉代的“中央银行”,是目前唯一确知的上林三官铸币场所。研讨会上,社科院考古所张建峰介绍了兆伦铸钱遗址自2015年11月起至2018年11月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收获。考古队复探了钱范分布范围,推断此区域主要为西汉锺官铸钱遗址的废料堆积区,新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已确认发现南墙和西墙。张建峰表示,通过对兆伦村北侧窑址、村内窑址、南城墙、钱范堆积区壕沟的试掘,增加了对钱范分布的了解,并对窑址、城墙、壕沟的年代有了初步判断,此外发现的古城或许为锺官城。随后,与会学者就钱范均出土于城外、城内不见,以及寻找东墙北墙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近年,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又对窝头寨遗址进行了进一步考古发掘。发掘区域位于遗址边缘地带,发现遗迹数量较少,有一些建筑柱洞,未发现墙体,建筑的布局及性质有待究明。遗址内出土钱范、管道、瓦当、陶纺轮、铜钱、铁插、残铜器、铁器、铜渣等遗物,判断遗址时代为西汉中晚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对汉长安城内外的钱范遗址进行了梳理。位于汉长安城内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的相家巷遗址,出土大量五铢钱正、背面陶范,其上的题记内容有纪年、编号、匠名等。刘振东认为,相家巷遗址应是专门为皇帝制作陵内随葬品的手工业作坊区。此外,未央宫石渠阁遗址、桂宫二号建筑、直城门大街路沟也有钱范出土。汉长安城城东郊清明门外发现大泉五十叠铸范的烘范窑。南郊礼制建筑第13号遗址发现600余块用于铺地的钱范。城西建章宫分布着大量五铢正面范母及背面范。好汉庙出土王莽时期大泉五十等的正面范母和背面范。对于上林三官是否为一官一处作坊、专营还是兼营铸钱以及与新莽铸钱的关系仍存在疑问,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对上林三官在何处,以及上林三官钱范的年代问题进行了研究。徐龙国认为,兆伦村为锺官铸钱遗址,高低堡为太初元年之前的巧官铸钱遗址,太初元年建章宫营建后,技巧铸钱移到相家巷,即相家巷是太初元年之后的巧官铸钱遗址,窝头寨可能为六厩铸钱遗址。上林三官各遗址出土的钱范母上,不少带有阳文反书的铭文,这些铭文从大的方面,可分为无纪年和有纪年两大类,无纪年的铭文内容有官署、作坊、工匠名、工种名及记号等,有纪年铭文内容为年号、月份、日期及工匠名等。有纪年的钱范,铸钱时间明确,而无纪年的钱范,其年代问题向来众说纷纭。以往的研究都是根据钱范上钱型文字特征进行划分,徐龙国根据浇铸口与排气道的铸造技术,结合有纪年钱范的年代特征,从考古学角度对钱范进行类型学划分,并对钱范铭文做了分期研究。该研究为无纪年及无铭文钱范分期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五铢钱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有助于认识三官铸钱的技术演变及内部分工等问题。
2、其他地区铸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除了上述都城地区西汉铸钱遗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外,有4位学者就河南、河北、青海等地发现的秦汉铸钱遗存进行了梳理与研究。这些铸钱遗址年代上或早于三官铸钱,或晚于三官铸钱,为都城之外的铸钱遗址。

“窝头寨遗址是目前第一个四至清晰、布局略明的大型秦汉铸钱遗址,这丰富了我们对秦汉钱币铸造工厂的既有认识,其可能当属汉武帝时专铸五铢的上林三官之一。”社科院考古所刘瑞在汇报中说道。据介绍,2012年6月起窝头寨汉代铸钱遗址的发掘中出土有大、小五铢以及大量五铢钱背范和少量范母,其中个别范头模印文字,如存在越年现象的“地节五年三月丙子作”。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不仅未见在西安多数铸钱遗址常见的半两、新莽钱币陶范,同时也未出土相关钱币,由此可见2012年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时代单纯的汉代铸钱遗址。随后,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王艳朋介绍了最新窝头寨遗址的发掘收获。遗址时代为西汉中期,发掘区域可能为遗址边缘地带,未发现墙址,遗址内发现45个柱洞、出土五角形对接管道和圆形套接管道、1件范母残块、大量背范等遗物。对于上述梳理的窝头寨遗址考古发现和初步认识,与会学者均表示要加强对建筑遗迹的解剖和研究,搞清建筑性质、注意建筑布局,从而梳理遗址内部空间关系。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侯秀敏副研究员对洛阳发现的秦汉钱范作了梳理。侯秀敏认为,洛阳发现的秦汉铸钱遗存有几个特点:首先,铸钱遗存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唯一未发现的只有武帝三铢半两钱范;其次,发现了目前已知最早西汉文景时期的钱范窑址;最后,洛阳的铸钱遗址规模虽然都较小,但钱范形制多样,有不少珍品钱范,如文信钱范、文帝四铢半两钱范等,带小三角符号的郡国五铢钱范。铸钱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有利于加强对汉代货币类型、年代的判定,探索铸钱技术的演变,进而探讨货币供应、流通及政策的演变等问题。
南阳府衙博物馆馆长刘绍明研究员介绍了南阳府衙新莽铸钱作坊考古发掘情况。遗址发掘面积约75平方米,共发掘灰坑6个、窑2座、窖藏1座。发现大量夹砂红陶钱范,“大泉五十”较多,“小泉直一”较少,为正面母范、背面子范。此遗址是王莽时期官府铸钱遗址,出土的铸钱遗物反映了南阳先进的铸钱技术。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上林三官铸。”这便是史料记载的国家造币机构“上林三官”。上林三官今何在?社科院考古所徐龙国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对上林三官进行探讨。他认为上林三官为锺官、技巧、六厩。兆伦村为锺官铸钱遗址;高低堡为太初元年之前的巧官铸钱遗址,建章宫营建后,技巧铸钱移到相家巷;窝头寨可能为六厩铸钱遗址。社科院考古所刘振东首先以“汉长安城铸钱遗址”为题,对遗址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未央宫石渠阁、桂宫二号建筑等城内出土钱范,以及东郊清明门外、南郊13号遗址等城郊出土钱范做详细梳理。随后,他对上林三官设立于何时、是否一官仅一处作坊、专营还是兼营铸钱以及新莽铸钱与上林三官的传承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阎麟研究员对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新莽钱范作了研究。西海郡置于汉平帝元始五年,铸钱时间从始建国元年至元凤六年。2014年,发现3件小泉直一母范、1件大泉五十母范、1件大泉五十背范。结合以往的发现,西海郡故城发现的钱范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二类,新莽钱币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货泉等。西海郡铸钱的时间更短,铜钱的铸造量应当有限。加之地处牧业地区,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对货币的需求量不大。因此,西海郡发现的新莽钱币远远少于五铢钱。作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节点之一,也可能有一定的贸易量。但是,因考古证据的缺乏,王莽所铸钱币流向仍然不清。在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的汉至魏晋墓葬中多有发现,这其中必然有西海郡铸造的铜钱。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郭济桥副研究员介绍了石家庄战国-汉石邑城的考古发掘情况。石邑城建于丘陵上,北高南低,城址平面呈椭圆形,城墙残存北部、西部。在城内发掘了3个区域,共1200平方米。确定石邑城有洨河和护城河环绕,南城墙、东城墙各开1道城门,以南北向隔墙分东、西城,东大西小,东城为冶铜、制骨、烧陶、铸币等工业作坊区。城西、北、西南历史上曾进行过铜矿开采。
二、钱币研究及其他 1、钱币专题研究
河南安阳市博物馆谢世平副研究员对新莽“大泉五十”进行了梳理。王莽居摄三年改汉制始铸大泉五十,主要为青铜质,圆形方孔,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目前所见大泉五十钱范有祖范、母范和子范,质地分为铜、铁、石、陶四种。
考古及钱币界至今尚未发现一枚萧梁天监五铢。中国钱币博物馆杨君副研究员对南京新见五铢钱范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为萧梁天监五铢陶范。该批五铢陶范为双面叠铸陶范,阴文“五铢”,正背外郭,背内郭,面无内郭,质地坚硬,细质泥沙料,青灰色、砖红色、或兼有双色。肉好周郭,钱腔直径25mm,所铸造流通钱币直径约24mm,“五”字交笔缓曲,“金”为“大三角头”、“四竖杠点”,“朱”为“圆头朱”,文字风格特征近似小一号的东汉五铢钱,背无四出纹,钱腔浅,铸造青铜钱,特征指向萧梁“天监五铢”。以叠范铸钱演变为视角进行审视,双面叠铸范大致出现在三国时期,结束于南北朝,南京新见“五铢”陶范应为六朝时期的遗物。从陶范厚度的均匀度和绝对厚度、陶范的颜色来看,该批五铢陶范的时代应处于南朝刘宋铸四铢钱之后和萧梁铸公式女钱之前。根据文献记载,萧梁在铸造公式女钱之前,仅铸造“肉好周郭”的天监五铢,由此,推定南京新见的五铢陶范为萧梁天监五铢陶范。

会议现场

学者发言

“和汉长安城内管理机构与生产区域分离,城内只设一处生产区的情况不同,秦咸阳城内管理机构与生产区域混杂,并存在两处职能不同的生产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杨力争梳理了咸阳窑店镇1、2、3号地点铸钱遗物的考古新发现,其中3号地点位于秦府库建筑遗址范围内,在叠压秦代建筑的汉代地层内发现有大泉五十铁钱范1件,陶背范3件。1号地点出土铁铸范1件,具备秦代器物特征。2号地点出土残陶范模25件。张杨力争强调,1号、2号地点出土遗物反映出工艺的进步性,但仍落后于叠铸法,出土铸币遗物地点位于都城核心区,应属“官营”作坊内的生产品。

2、铸钱遗址布局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扬力铮从咸阳市窑店镇新见铸钱遗物出发,探讨其对咸阳城北区布局研究的意义。咸阳市窑店镇1、2、3号地点位于秦咸阳城遗址中部、一号宫殿建筑遗址以西。1号地点出土1件秦代铲型竖式合范、直流分铸式铁质半两钱范,时代为秦代。2号地点出土25件秦代陶质半两钱范模,两个地点出土的钱范、范模体现出收窄、缩短浇口,增加钱腔的特点,反映出工艺的进步性,但仍落后于叠铸法。3号地点位于秦府库遗址范围内,在叠压秦代建筑的汉代建筑地层内发现有大泉五十铁钱范1件、陶背范3件。3个地点位于都城核心区,发现的铸币遗物制作精良、伴出高等级遗物,应属“官营”作坊内的产品。由此可见,在秦咸阳城宫区以西存在高等级手工业作坊区与官署建筑群、二者混杂,至少并存有分属内史系统和少府系统的官署及工室。
中国钱币博物馆孟祥伟对西汉铸钱遗址从更大的空间上探讨了铸钱与地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西汉货币形制经历了半两、三铢、五铢三个阶段,考古发现的铸钱遗存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南、山东地区,从其空间分布来看,半两钱铸造时期分布较为广泛,除文献记载的吴国、蜀郡外,河南郡、河东郡、邯郸郡、齐国等地也有铸钱遗址。郡国五铢铸钱遗存主要分布在河南郡、南阳郡、长安及三辅地区,琅琊郡、济南郡、城阳郡等地也有分布。自汉武帝统一铸币于上林三官,全国铸钱都集中在长安附近。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户县兆伦铸钱遗址为钟官铸钱遗址,西安高低堡附近铸钱遗址为技巧铸钱遗址,相家巷铸钱遗址为六厩铸钱遗址,但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验证。汉初,郡国并行体制下,大力发展铸钱业的诸侯国主要是实力强大、距离中央政府较远的吴国、齐国。随着铸钱业发展,不仅发展出长安、洛阳、宛、成都
、临淄、邯郸等商业城市,也为军费的支出提供保证。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期的河东郡由于境内中条山铜矿的存在,民间的铜器生产非常活跃,但铸钱业的规模却十分有限。

周边地区铸币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

学者发言

除了上述陕西地区秦汉时期铸钱相关遗迹和遗物的考古发现外,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侯秀敏、南阳府衙博物馆刘绍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郭济桥、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闫麟则分别对河南、河北、青海等地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进行归纳梳理与总结。

3、铸造工艺与社会背景的研究
在铸造工艺研究方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姜宝莲研究员以锺官铸钱遗址为例进行工艺分析。锺官作为一处具有较长历史的官铸铸币机构,借鉴和继承了传统的铸造技术,汇集了大批技术人才,促进了铸币工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其分工与管理复杂而精细。从遗址出土的陶范来看,锺官的铸钱工艺可分为两大铸造工艺体系,即合范浇铸工艺与叠范浇铸工艺。合范一般分为面范与背范,两范左右对合而进行浇铸,经历刻石质祖范、制陶质范母、浇铸铜质面范、铜面范与陶背范相合铸造钱币的工艺流程。王莽时期,完成了两大铸币工艺技术的交替变化,经过刻制祖范、模制陶范、浇铸铜范母、模制陶范相叠、烘制浇铸包、浇铸钱币的工艺流程,叠铸铸钱工艺完全代替了合范浇铸法,使得中国古代的铸钱工艺技术水平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讨论了从叠铸到翻砂的工艺变化,并对其背后技术发展的社会因素与内在动因进行深入分析。叠铸铸钱起源于西汉,是传统块范铸造工艺发展到极限的产物。汉初民间铸钱合法化,经过摸索和一定的技术积累,在寻求低成本和高效率中发明了叠铸工艺,至王莽时期充分利用对称性原理,在一块范模上面模与背模对称排列,利用榫卯构造两两对称扣合,组成套盒,从而能用一块范模翻制无数完全相同的子范,两两相对扣合、层层相叠,形成规模型铸造。其后,叠铸范子范片向正方、扁薄发展。南北朝时期,鼓励民间铸钱,由于范模制作技术要求高,于是因陋就简,采用真钱实物替代范模,为适应母钱翻范的需要,不断调整泥沙比,从而派生出母钱砂型铸造,其内在动因一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二是提高标准化程度。至唐代翻砂工艺走向成熟,唐宋以后普遍采用母钱翻砂法铸钱。可以说叠铸和翻砂不仅是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精华的继承,同时也不断推动中国传统铸造技术向前发展,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天津市博物馆黄娟从秦汉时期铸币工艺演进的角度,探讨钱币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秦汉时期的铸币工艺属于硬型范范铸技术,可分为竖式合范和叠铸两种,竖式合范工艺又可分为刻范直铸、模范铸造两种工艺类型。西汉中后期,竖式合范工艺发展至顶峰,新莽后期叠铸工艺的推广,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保证了钱币质量。铸币工艺的进步是技术发展的积累,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控制金融命脉、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可以说,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秦汉社会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钱币铸造业考古的启示与思考
会议最后,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做学术总结。白云翔表示,本次会议上共有16位学者进行发言,紧紧围绕《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这个主题,内容涉及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钱币与铸钱遗址、铸钱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等多个方面,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和收获。
从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铸钱遗存的考古发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发掘中不仅要关注遗物,更要关注遗迹现象,重视考察共存遗物关系、共时性问题,还要关注遗迹的堆积过程。
第二,铸钱作坊遗址是手工业作坊遗址的一种类型,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聚落遗址、城址、墓葬、水利设施,田野考古发掘中必须从铸钱遗址的实际出发进行发掘,基于整体观、演变观,关注其布局、结构及演变。
第三,发掘铸钱作坊遗址,需要学习、综合钱币学、铸造学、青铜冶铸等方面的知识,明晰铸钱的工艺技术、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在发掘中要注意遗迹、遗物可能处于生产中的哪个环节,强化铸钱工艺流程、技术,铸钱作坊结构布局的意识。
第四,强化空间意识,将铸钱作坊遗址放到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将具体的遗迹放在整个遗址中去,将遗址放到城址或聚落空间中考虑,加深对铸钱作坊遗址的认识。
从钱币与铸钱遗址、铸钱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来看,主要有四方面启示:
第一,研究钱币要关注钱币本身,以地层学为依据,强调钱币类型的划分、断代问题。
第二,研究钱币、铸钱的术语混乱。传统钱币学术语与考古学约定俗成说法之间存在差异,需要从铸造学术语的角度将专业词汇科学化、统一化。
第三,“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核心”,研究铸钱技术是研究铸钱业的核心问题。铸钱技术研究需基于田野考古年代、共时性、演变分析等研究,在研究铸钱技术及其演变的过程中,要关注技术演变的动因,也要关注铸钱技术演变与其他铸造技术尤其是青铜铸造技术之间的关联及其技术演变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文化动因,在详实科学的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展开研究。
第四,多种视野下观察和分析问题。手工业生产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离不开环境、资源、工艺技术、产业、产品的流通及应用、社会经济政策等,因此在研究钱币铸造业时,需要放宽视野,才能体现其学术性及现实意义。
秦汉钱币铸造业,从研究体系上归入手工业考古,手工业考古的要点是资源、技术、产业、社会,这四个要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是研究手工业考古的基本思路。资源是基础、技术是核心、产业是平台、社会是目的。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秦汉钱币铸造业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学者发言

撰稿:陈徐玮

侯秀敏详细梳理了半两钱范、五铢钱范在洛阳地区的出土情况。在谈到对洛阳秦汉铸钱遗存的认识时,她表示首先洛阳地区铸钱遗存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唯一没有发现的只有武帝的三铢半两钱范;第二,洛阳发现了西汉文景时期铸钱范窑址,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汉代铸钱范窑址;第三,钱范形制多样;第四洛阳出土了少见的珍品钱范,如文信钱范、文帝四铢半两陶目范等均为珍品;第五,带小三角符号的郡国五铢钱范仅见于洛阳。刘绍明介绍了南阳府衙汉代铸钱作坊考古新发现,遗址发掘面积约75平方米,共发掘灰坑6个、窑2座、窖藏1座。发现较多“大泉五十”钱范和少量“小泉直一”钱范,两种钱范均为母范正面和子范背面,不见母范背面和子范正面,也未见其他钱文。刘绍明指出该遗址与此前以宛城为中心的皇冠商场、新华东路卧龙区等出土地位置接近,应属于同一铸钱作坊遗址且沿用时间较长。据郭济桥介绍,石家庄战-汉石邑城为冶铜、制、烧陶、铸币的手工业作坊区,结合文献记载,中山国、魏、赵、秦在石邑城铸造了大量武器、钱币等。遗址中出土了蔺氏圆肩圆足布、安阳平足布、1枚面文“赤鞞”残三孔布。西海郡的设立是第一次将王朝统治扩大到青海湖沿岸,闫麟介绍了西海郡故城出土的3件“小泉直一”钱范和1件“大泉五十”陶母范、1件“大泉五十”背范等文物,并梳理了新莽钱币在西海郡和青海地区的考古发现。

摄影:王新民

技术的催生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审稿:刘振东 徐龙国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姜宝莲以锺管铸钱遗址发现的遗迹遗物为例,结合同时期其他材料对锺官铸币的生产工艺技术和铸币流程进行探讨。中国钱币博物馆孟祥伟首先对西汉铸钱遗址的空间布局进行概述,随后就铸钱业与郡国制、商业城市、军费、河东郡铜矿的相关问题提出看法。

作者:陈徐玮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学者发言

是什么催生着铸造技术的不断改进与创新?中国钱币博物馆周卫荣和天津市博物馆黄娟两位学者在发言中均对工艺技术背后的动因及背景进行了探讨。“民间铸钱因陋就简,由于范模制作技术要求较高,很可能采用真钱实物代替范模,为适应母钱翻范的需求,调整泥沙比例、从而派生出母钱砂型铸造,可以说古代翻砂工艺可能是在政策宽松的北朝由民间发明的。”周卫荣在梳理从叠铸工艺到翻砂工艺时说道。他还指出,中国古代铸钱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社会需求的外在条件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内部动力。叠铸和翻砂不仅是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精华的继承,同时也不断推动中国传统铸造技术向前发展,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黄娟概述了秦汉时期铸币工艺的发展与变化。在保证钱币质量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下,铸币工艺不断进步,西汉中后期竖式合范工艺发展至巅峰、新莽后期叠铸工艺被普遍推广。她指出,铸造工艺的进步除了技术本身发展的积累外,还要满足控制金融命脉、军事活动、社会经济的需要。

安阳市博物馆谢世平和中国钱币博物馆杨君两位学者的汇报分别涉及对新莽“大泉五十”和萧梁“天监五铢”的相关研究成果。杨君从陶范的角度入手,详细分析了出土“五铢”陶范的形制特征和其所反映的铸造钱币信息,并对“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的学术史进行回顾,他表示,期待随着“公式女钱”的出土,能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发现“天监五铢”。

钱币铸造业考古的启示与思考

会议最后,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做学术总结。本次会议上共有16位学者进行发言,内容涉及田野考古中钱币和铸钱遗址的新发现、钱币类型、铸造工艺及其与社会政治、
经济的关系等多各方面。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做学术总结

从田野考古的新发现来看共有四方面的启示。

第一,铸钱遗址在发掘中不仅要关注遗物,更要关注遗迹现象,重视共存遗物关系的考量和共时性问题,这对判定遗址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是单纯的制范遗址还是制范与铸造钱币同时进行的;再比如,同时出土标准五铢钱和小五铢的遗址,要关注共存遗物的堆积和埋藏过程。第二,铸钱作坊是手工业的一种,不同于聚落、城址、墓葬,田野工作要做到按照铸钱遗址的实际出发,关注其布局结构及演变。基于整体观、演变观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梳理,从而事半功倍。第三,作为考古工作者,发掘前要对钱币、青铜冶炼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储备,强化对铸钱工艺流程、工艺内涵的认识。第四,要把铸钱遗址放到更大的空间和视野中来考量。把具体遗迹放到遗址、城址和聚落中来思考。

从铸造工艺及其与社会政治、 经济的关系方面出发仍有四点值得思考。

首先,钱币的类型划分和断代要依靠地层学为基础。不重视地层学的依据,就无从解决其他问题。其次,钱币铸造所涉及的专业术语较多,但目前各领域研究者存在各说各话的现象。要从铸造学术语的角度将专业词汇科学化、统一化。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核心,要关注铸钱技术演变和其他手工业制造技术尤其是青铜铸造技术的关联,及其演变背后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动因,并在详实的科学材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上进行研究。再次,手工业的发生和演变离不开环境资源、产品流通和应用,因此要拓宽学术视野。最后,由于课题的特殊性,必须要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集钱币、考古、科技等多个领域。以钱范为例,可以说离开了科技检测,就无法进行深入解读,因此要强化多学科合作和交叉融合,以此提升学术研究的发展空间。

图/文:张小筑

审 稿:白云翔

责 编 :张小筑

作者:张小筑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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