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考古路 殷殷田野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汇报纪要(下)

澳门新葡11599 7

在过去的 2015
年,我所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实施计划,在所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不断强化和推进田野考古工作,实施“走出去”考古战略。在全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田野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史前考古研究室 2015
年,史前考古研究室及所属各队在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共有
10
处:海南陵水桥山遗址、三亚英墩两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发掘,有望构建海南岛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山东尧王城遗址、辽宁大连鞍子山积石冢遗存、陕西宜川县龙王辿等遗址的发掘均取得重要进展。
华南一队的田野考古工作在海南、福建、贵州、广西四省相继开展,对于推进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海南陵水桥山遗址、
三亚英墩两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发掘,有望构建海南岛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福建岩仔洞遗址的发掘,发现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器,是福建近年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贵州牛坡洞遗址的发掘,
丰富了对该洞穴遗址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
广西桂林父子岩遗址的发掘分为坡地、 台地两个不同地点,
该遗址是广西首个洞穴与河旁台地文化堆积并存且年代相近的古文化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填补了桂林岩溶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缺环。
山东工作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对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
现已探明尧王城遗址是由三圈环壕和两圈城墙构成, 总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
应属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城址。通过选择北城墙中部进行发掘,了解到城墙的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及始建和废弃年代。陕西工作队对陕西宜川县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进行发掘,
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及出土小型石器,
对于推动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湖北工作队对沙洋城河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 重点解决该遗址环壕的年代、
结构及中北部区域的聚落布局,外部环壕的使用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早期。
东北工作队继续发掘大连鞍子山积石冢遗存,清理墓葬 20
余座,出土一批典型玉器和陶器,对积石冢的结构、性质和年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本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出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骨器,进一步丰富了对马家窑遗址不同时期文化堆积及各类遗存的认识。
四川队对成都平原北东区域进行调查, 选择三星村遗址作为发掘地点,
该遗址包含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新发现了墓地,制定了今后田野考古工作计划。
二、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以院创新工程为契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所属各田野工作队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7处:陶寺遗址初步探明宫城形制布局,宫城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
二里头、洹北商城、 丰京、周原等遗址的发掘均取得突破性进展。
山西工作队揭露了陶寺遗址宫城东北角门、东南角门、宫城南门,对宫城东墙 Q10
着手解剖。
发掘表明宫城东北角门和东南角门可能有墩台或望楼之类的守卫设置,
而宫城南门则很有可能带有双阙。确认宫城平面长方形,南北约 270 米,东西
470 米,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
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系统钻探工作持续进行。
为配合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对二里头遗址 2 号和 5
号基址进行局部复查、重新发掘工作,旨在理清重要建筑的布局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发掘面积
1300 余平方米。在 5 号基址北院以北发现大面积夯土、路土,其与 5
号基址有共同的东围墙,或为同一组院落超过三进的大型建筑;在 5
号基址以北发现贵族墓葬。继续对 1
号巨型坑南、北边缘进行解剖,发现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的连续堆积。
偃师商城工作队清理复查偃师商城宫城内五号宫殿的东部院落,已揭露出五号宫殿正殿东部一小部分、东配殿全部、东廊庑大部分以及早期宫城墙东、南各一部分。整体了解了五号宫殿东部的布局,取得了相关遗存的精准数据。
安阳工作队在位于洹北商城中北部的韩王度村东的夯土遗迹分布区进行钻探发掘,
揭露了其中一处“长条形夯土遗迹”,发掘面积 2600
平方米,确认此处应是洹北商城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制骨及铸铜手工业。此外还有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如安阳钢铁公司制氧厂改造工程、芳林街、太行路、大司空东地、东南地、同乐北区西部住宅楼基建考古发掘等。
丰镐工作队在曹寨南-大原村西河道和大原村东钻探, 钻探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
摸清了河道的走向和分布范围,并发现大量西周时期灰坑、墓葬和陶窑等遗存,填补了丰京遗址考古工作的区域空白。补充发掘曹寨北水面,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确认其为西周时期的人工水域;发现有专门从沣河引水的水道。补充发掘曹寨南至大原村西河道,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钻探发掘确认该河道全长约 2600
米,东引自沣河,西连灵沼河,年代当在西周晚期以前。
周原考古队以水网系统、城墙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同时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对该区域进行尽可能的全面揭露,共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67
万平方米,池渠遗迹的抽样勘探面积 108 万平方米,发现大面积淤土遗迹 1
处、沟渠遗迹 9 条、灰坑遗迹 376 处、墓葬 64 座、陶窑 1
座,并对淤土和沟渠遗迹进行了探沟发掘。
苏州木渎古城考古队继续进行该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发掘了大墩、
下场和合丰三处地点,对合丰小城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三、汉唐考古研究室 2015
年,汉唐考古研究室所属各田野工作队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15
处,汉魏洛阳城考古队对太极殿遗址及其附属建筑进行连续考古发掘,
有望探明洛阳汉魏城北魏宫城最核心的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形制结构以及配置关系;
渭河桥遗址发掘出一艘汉代木船,
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板船;西安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发掘出土各类文物 500
余件,成果丰硕;邺城和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发掘均取得重要进展;
云南大园子墓地发掘墓葬 100 余座, 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地域空白。
西安汉城考古队对汉长安城北部市场区域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 有新发现。
对建章宫太液池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基本探明了太液池的形制布局,包括进水口、出水口、水面和岛屿等,为研究汉代园林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启动锺官铸钱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试掘长乐宫东西道路和北宫墙遗址,有重要收获。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主要开展了阿房宫、昆明池、栎阳城、渭河桥四个遗址的考古工作:阿房宫遗址,配合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文化商务区管理办公室在阿房宫前殿遗址南侧广场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面积约
68415 平方米。共勘探发现遗迹 122
处。昆明池遗址,对斗门水库设计范围内的地块开展考古勘探,目前勘探工作尚在进行中。栎阳城遗址,重点开展了栎阳城三号古城勘探、栎阳城二号古城路网、栎阳城北大型沟渠勘探等三项考古勘探工作。
对三号古城内开展考古发掘, 发掘确认夯土台基三个。
渭桥遗址,考古工作在三个区域开展: 其中得厨城门一号桥北端区域,
通过发掘确定渭河在渭桥北端的改道位置和方向是西南至东北,
该区域渭桥遗存东西宽 23 米左右, 修改了之前因 2012
年度发掘区西侧被挖沙破坏得出渭桥东西宽为 15.4
米的认识。并在此处发掘一艘汉代木船,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板船。在四号桥、五号桥发掘区,在
2014
年发掘基础上继续向下清理,发现大量桥桩向东倾斜,并在底部一颗平躺桥桩的顶端发现保存近乎完整的榫卯,是渭桥遗址
3 年发掘以来就木梁柱桥结构的重要发现。
汉魏洛阳城考古队继续对四号建筑遗址—太极殿遗址及其附属建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探寻洛阳汉魏城北魏宫城最核心的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形制结构以及配置关系。发掘确认了太极殿台基的西侧边缘、西北角、西南角的现存位置。结合台基东北角的发掘情况,可以确定太极殿夯土台基东西面阔最大宽度为
102.3 米。太极殿夯土台基西侧,目前保存高度1.2
米左右。西北角略为直角,台基北壁上抹有白灰墙皮,在白灰墙皮上设有红色条带,此类现象在太极殿东部北壁面上同样发现。东堂北侧院落的发掘,确定了该院落中心房基的南北进深。太极殿、东堂以及周边早期遗迹的解剖发掘,
通过对东堂夯土台基的解剖,确认构成东堂夯土基础及台基的夯土至少有 13
块,大致可以分为 4
个时期。在东堂台基北侧发现两期柱坑遗迹,均呈东西向排列,分为南北两排。南排
14 个,北排 13
个。初步判断这些柱坑可能与不同时期用以修建东堂的脚手架柱坑有关。太极殿、东堂北侧早期铺砖地面与柱础遗迹
, 铺砖地面以夯土台基为中心, 呈曲尺形分别向东、
北逐层地面减低分布,目前发现了高低错落的两层地面。在高低错层砖面之间,以青石勒边以表示其界限。东堂夯土台基北侧的铺砖地面呈“凹”字形分布,其东西最大宽度达到
43.3-43.5 米左右。太极殿宫院西南角—八号基址的考古发掘,
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 今年新发掘面积 900
平方米,在此区域发现廊房、夯墙、排水渠以及砖池遗迹 2 处、水井 1
座。大型砖池遗迹目前仍在发掘中,结合砖池口部对应的地面和地层,以及与夯土墙的时代关系,初步判断砖池的时代不晚于北魏时期。
根据文献记载, 该大型砖池可能与 《洛阳伽蓝记》 中记载的 “洗烦池” 有关。
邺城考古队本年度的考古勘探与发掘集中在邺南城曹村北朝窑址和宫城区西北区域,
均属紧急抢救性发掘。曹村窑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曹村北,距邺南城内城东墙约
1.5公里。清理出三座北朝时期的窑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北朝时期的陶瓷器及窑具,对我们认识东魏北齐时期邺城陶瓷器作坊区的位置与范围、
北朝陶瓷窑的形制特点、
釉陶及青瓷器的烧制等具有重要意义。邺南城宫城区,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倪辛庄村,对宫城区的西北区域进行了全面勘探和抢救性发掘。截止目前已勘探出
6 座大型殿堂及多条道路、回廊、围墙等遗迹,
确认了宫城内西宫墙及部分殿堂的位置和结构、
宫内院墙及道路的走向和建筑特点等,
为今后的大规模发掘和宫城区的全面保护以及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北吴庄佛像修复,从本年度开始,由国家文物局立项资助的北吴庄出土佛像修复工作全面展开,
由我所文保中心和邺城队组成的佛像修复队伍开始持续不断地修复工作。
依据修复方案,按照统一的工作程序,对每件出土造像及残块进行除泥、称重、测量、拍照、去钙、颜色封护、贴金加固等,目前按编号顺序已清理到
600 号以上。 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对唐长安城东市遗址、
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唐长安城东市遗址,调查面积 2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揭露出市场道路 3 条、 排水沟 3 条、
后坊加工区以及灰坑、 渗井、 水井等重要遗迹, 出土了带
“□家酒店”墨书题迹的瓷壶底片、玻璃残片、宝石戒面、石器、骨器等体现市场和丝路特色的各种遗物近
500
件。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属于该遗址第四次发掘,主要目的是揭露北部堂屋建筑和整个院落的全貌,
以利遗址公园对遗址进行整体保护和展示, 该项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洛阳唐洛阳城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对九洲池遗址和应天门遗址进行了发掘。九洲池遗址,是隋唐东都洛阳城宫城内的皇家池苑建筑遗址,位于宫城西隔城内。始建隋代,隋唐至北宋时期相继沿用。
该遗址位于现在洛阳市唐宫路南北的洛阳玻璃集团厂区内,
在既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2015
年我们重对九洲池遗址区的排水系统进行了考古发掘。尤其是对九洲池遗址引水渠、排水渠进行了重点考古发掘和定位,发现
3 道引水渠和 2
道排水渠,还在一号引水渠上发现了栈桥遗迹。栈桥南侧发现附属的桥亭类建筑。桥亭基础为木柱。栈桥南侧的水渠两壁发现有木板护岸。
九洲池遗址是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内重要的池苑遗址,是唐代园林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作。栈桥及其附属的桥亭建筑,是九洲池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对我们重新认识唐代九洲池园林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应天门遗址,发掘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对西阙的散水石坑进行清理,在散水外侧普遍发现大量石屑,推断应天门的散水石是现场进行加工。另一项是局部进行解剖,主要解剖点有两处,一处位于东门道位置,主要是对墩台北边及东门道的夯土进行解剖,发现在晚期夯土下面叠压有早期的夯土;
另一处是西阙西边进行局部解剖,在晚期夯 3 下面,发现早期夯土。
江苏扬州城考古队本年度完成了配合扬州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城壕整治必须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
2014
年未完成的宋宝祐城壕桥和水门遗址的发掘和扬州楚汉六朝广陵城的发掘;同时进行了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墙和城内道路遗迹的发掘。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
首次找了不晚于汉代的水涵洞或属于战国楚广陵城的木构遗迹,
首次揭露出了汉广陵城的包砖城门边壁,发现了六朝时期的城门和道路遗存,确定了隋江都宫芳林门之所在,发现了隋唐时期的陆城门东边壁及其西侧的水窦遗迹,
明确了南宋时期修建的水关破坏了早期的水窦遗迹,该城门在汉至南宋晚期或为水陆一体,南宋末期方仅存水关,明确说明蜀岗古代城址从汉代至南宋时期均在北城墙西段上有偏门,该门址是扬州蜀岗古代城址
1700
余年的历史缩影,其发现对于扬州城遗址考古研究乃至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北城墙中段,确认了中段墙体的大致沿革,明确了中段并无早于汉代的城墙,确定了南宋宝祐城与汉晋南朝广陵城•唐子城城墙的位置关系。宋宝祐城西门外瓮城墙、瓮城壕,发掘结果表明,该瓮城墙明确为南宋晚期所筑,瓮城墙厚度合计约
24.7 米,夯土墙体夯层清晰。 西城门外南宋瓮城墙外瓮城壕的发掘结果表明,
宽约 23 米, 底部南高北低,
瓮城壕东、西和北壁都为斜直底,突出部分的底部为圜形。瓮城壕底部高于宋代以前主城壕沟口,并且与主城壕不连通,明确是南宋时期开挖的。瓮城壕当与南部高地西侧直至平山堂城西北(今大明寺月湖、日湖)属于一个水系,这与《嘉靖惟扬志》
“宋三城图”中描绘的情况基本一致。城内西南隅东西向道路、南北向道路,东西向道路为
3
条道路叠压,这条道路虽然仅揭露出局部,但是从其所处位置及遗迹本身的特点来看,推测这附近应该有较大型建筑,或是探寻江都宫成象殿的线索。南北向道路有多道明显车辙印,其东侧路边已揭露出来,西侧路边需要继续发掘解明。宝祐城城圈及其外围土垄,在早期航空照片上显示得较为清晰,试掘结果表明,发现均有宋代堆土,但没有夯筑迹象,推测当与宋宝祐城外围阻挡蒙古骑兵的土垄相关。西南隅东西向条带迹象,勘探结果表明,西南隅有东西向条带遗存,虽然未出土遗物,但从其土质、土色以及夯筑方法来看,其所属时代或当为宋。
内蒙古辽上京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发掘了辽上京宫城和皇城城墙、 城门遗址等,
取得十分重要的考古收获。
云南工作队本年度在云南陆良县和师宗县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 取得重要收获,
尤其是发现了师宗县大园子墓地。该墓地为西南夷时期的土著青铜文化墓地,规模较大,目前已清理墓葬
100 余座,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随葬器物 200 余件
。作为师宗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
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收获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地域空白,
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特别是滇东黔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及族群构成和分布等,
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2015
年,边疆考古研究室所从事的田野考古共有 7
项,有重要的收获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7 处、实验室考古 1
项。新疆地区考古成果丰收,首次发掘木垒县平顶山古墓群,初步判断为天山塞人游牧文化墓葬与祭祀遗址;
阿敦乔鲁墓地以南首次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发现早期石人墓;西藏曲踏墓地发掘取得新进展;
辽宁盖州高丽城山城的首次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内蒙古岗嘎墓地实验室考古,
有望在呼伦贝尔建立实验室考古基地;
山西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是研究大佛的雕造和早期佛阁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本年度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四项:木垒县平顶山古墓群的发掘,该墓群位于照壁山乡平顶山村东南方圆
10 多平方公里的山地丘陵中。共分布有 6 处古代墓葬遗址群,发掘地点分为
A、B、D 三区。A 区名叫营盘梁因 1 号大墓形似古代营盘得名。共 6
座圆形土墩墓,其中完成 2
号墓葬的发掘,出土文物以骨质马具和骨质格里芬饰件最为精彩,殉马、随葬箭镞和马具等情况表明其为典型塞人文化。B
区位于A 区以东约 1
公里外的山梁上,俗称东梁,为石堆墓葬与祭祀遗址。目前已进行考古发掘的计有
1、2、5 号石堆遗址。其中 1 号遗址为 13 连堆。A、B 两区 C14
测年数据均为距今 2500年左右, 已确定属于天山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塞种文化。
性质初步判断为天山塞人游牧文化墓葬与祭祀遗址。D 区位于 A 区正南约 3
公里外的山梁上,俗称南梁,地表遗迹现象为浅石堆遗址。在清理一座早期塞人石冢遗址时,于地表之下连续发现二次葬小型石棺墓、小型石圈墓以及石堆祭坛等多类型遗迹现象。除了已有相当数量与
A、B 区文化性质年代接近的遗址发现和文物出土之外,一批年代早至距今 3000
年左右的墓葬遗址也已发现并有相关文物出土。
今年开展考古工作的三个遗址区均有非常典型殉马现象发现,
综合各类新发现文化现象可以说天山草原地带大游牧文化考古的系列新进展。
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的发掘,本年度完整发掘了阿敦乔鲁遗存的 F1
西北建筑,并确定了门道及其附属建筑。建筑为石砌结构,保留最高处约 1.1
米。墓葬发掘了 3 处,其中在阿敦乔鲁墓地以南约 1 公里处发掘了两座石人墓,
是博尔塔拉河流域早期石人墓的首次发掘。
在博尔塔拉河中游的考古勘探和试掘也获得了丰富成果,
明确了乌苏特别各真大型聚落的年代,
与阿敦乔鲁遗存的年代属于一个大的时代,为探讨博尔塔拉河流域聚落构成提供了关键的材料。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发掘,本年度发掘工作分为三项,首先是继续清理发掘了花海子第二大的三号遗址,最终确认这个遗址为祭祀遗址,
另外对美依尔曼 5 号的探沟进行再复核, 同时在 8 号遗址开挖了探沟。
第二项是发掘了花海子成拜特六座遗址。
第三项工作在山下查干郭勒乡所在的河谷地带,发掘了 9 个墓地中的 19
座墓。通过发现可知,俄罗斯图瓦阿尔然王陵是首个游牧国家的王族墓地,三道海子是其夏季的礼仪中心。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以阿尔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为代表的艾迪拜尔-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
“独目人” ,
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留下的遗存,独目人的强盛间接导致了斯基泰的西迁和西周的灭亡,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查干郭勒乡所在的河谷地带发掘
9 个墓地中的 19
座墓,出土少量石器、铜器和陶器,人骨、马骨和鹿角等,这些墓的时代可能从公元前
19 世纪到前 15世纪, 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晚期,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沟西区发掘,该石窟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本年度对沟西区中部高台窟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
3 座中心柱窟,20
座僧房窟,出土大量壁画、少量的泥塑,尤其重要的是新发现一座大型禅窟,许多禅室附有大量回鹘文题记。
这对高台中部洞窟组合关系以及先后建造的年代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文书,
其中一卷基本完整的 《法华经》
经卷,其背面书有回鹘文。这为确定中部窟群使用年代的下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西藏工作队对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继续进行发掘,
本年度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曲踏墓地的 I 区和 II 区。I 区位于札达县城西侧
1.5 公里处,共发现和清理墓葬 7 座,房址 1 处。墓葬都为小型墓,
曲踏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并对噶尔县加嘎子墓地等遗址进行了调查。形制分别为竖穴洞室墓和方形石室墓。出土器物有木柄铁器、陶器、草编器等。II
区墓地位于札达县西侧的象泉河南岸, 本年度的发掘主要集中在 2014
年发掘区的西侧和南侧。新发现了一座竖穴洞室墓,另外清理 2
座墓葬。这三座墓葬均属于西汉时期。在 2014
年发掘区的南侧发现一处洞窟式居住遗迹, 顶部及壁面均已坍塌。
其所属年代及与墓地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本年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对于了解札达县周边遗址分布状况和各个区的不同墓葬形制和分布有了清晰的把握,
新资料证明曲踏墓地周边是一处延续时间长、
分布范围广、居住人群比较密集、文化面貌比较多面的一处综合性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对于建立和完善象泉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体系有重要意义。
东北工作队对辽宁省盖州市高丽城山城进行发掘,
并对盖州市及高丽城山城周围地区进行了区域调查。在城内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发掘地点分别为金殿山遗址、金殿山东南侧高等级建筑址和 4
号门遗址。通过本年度对高丽城山城及其周围区域的调查和发掘,
可知这是辽南地区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大型山城, 使用年代可能从五世纪初(公元
404 年或稍晚)一直到高句丽灭亡。周围可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平地城。
城内金殿山遗址应是当时高丽城山城的重要建筑之一,使用了大量筒瓦和板瓦,发现了连接瓦当的筒瓦残片。
金殿山东南侧发现高等级建筑址。 山城内不但发现大量瓦片、
陶片、铁器、石器等高句丽时期的遗物,而且还发现有建筑址、蓄水池、门址和墓葬等高句丽时期的遗迹,为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高丽城山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开展岗嘎墓地实验室考古,对岗嘎墓地已发掘的 22
座墓葬进行实验室考古,对木棺葬具、人骨及随葬品进行整体保护,清理完成后,墓葬整体将作为可供永久展览的标本。
佛教考古组对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进行发掘,该寺位于太原市西南 20
公里蒙山,与童子寺同时为北齐文宣帝所创。 本年度对佛阁遗址进行了发掘,
基本上揭露了佛阁的全貌。大佛龛平面略呈半椭圆形,露顶式。面宽 29.60、进深
17
米。大佛风化严重,佛座为石条砌筑,宝装覆莲部分保存稍好。佛阁大佛龛建造。中间为面宽五间,进深
2 间,两侧依山势各建面宽 3 间,进深 5
间的建筑,柱网排列与中间五间一致,因此,可以怀疑佛阁的整体结构为面宽 11
间,进深 5
间以上巨型佛阁。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是研究大佛的雕造和早期佛阁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佛阁柱础保存完好,覆莲柱础和平柱础具有北朝的特点,清晰的柱网结构应是反映了北朝佛阁建筑的特点。
五、国外考古工作 2015 年,
考古研究所通过组建考古队赴国外开展考古发掘,
增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升中国考古学的世界影响力,为国家文化战略服务。
作为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玛雅文明著名城邦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2015 年,本项目对玛雅文明著名城邦科潘遗址 8N-11
号贵族居址进行了发掘,取得重要收获。8N-11 贵族居址为一面积约 4000
平方米的方形院落,四面均有建筑,本年度发掘的是最高大的北侧中心建筑。发掘工作自
8 月下旬正式开始,至 10 月 23
日,完成第一阶段工作,清理了全部表层堆积,建筑的正面已经完全暴露,东、西两侧也暴露出部分台基墙体,后侧暴露出了东南角和西南角的台基底座转角巨石,建筑形制逐渐明朗。由目前暴露的遗迹现象看,该建筑的结构大体如下:底部为东西长约
16、南北宽约 14、高约 0.5米的基座;基座上为高约 1.5
米的第一层台基,在其东、西两侧,包裹台基的砌墙石保存较好,顶层砌墙石外凸;再向上,为高约
1.5
米的第二层台基,东、西两侧砌墙石保存较好,顶层砌墙石同样外凸;第二层台基以上部分倒塌严重,未见包裹台基的砌墙石,但由保存的台基本体看,推测应该有高约
0.8
米的第三层台基。第三层台基顶部为北侧主体建筑,墙体已经完全倒塌,只保留了部分石灰地面和地面下的铺垫层。建筑正面,从地面到第一层台基顶部,
为东西贯通的五层台阶。 在相当于第二和第三层台基的部分, 中间为宽约 6
米的台阶,两侧为直立的台基墙体。 10 月 26
日,第二阶段发掘开始,在建筑的东、西两侧均暴露出更多保存较好的墙体,建筑结构更加清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东、西两侧的第二层台基上,均暴露出保存在原的雕刻。雕刻的内容仍然是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图案,由此可知,在第一阶段发掘中发现的倒塌雕刻残块不是来自顶部建筑,
而是来自第二层台基。
由目前倒塌和保留在原位的雕情况看,第二层台基的东、南和西侧各应有三组雕刻。在中部建筑东侧,中部建筑与东侧附属建筑间的夹道内,发现雕刻残件三块:其中两块为房屋顶部装饰,形状如黑曜石刀;另一件为神像羽毛冠的残块。由此确认顶部建筑也有雕刻装饰,这些雕刻的内容非常令人期待。在此东夹道内,还发现了较大块的能够复原的陶器残片,黑曜石残片,并有火烧痕迹,此部分堆积正在清理中。此外,在建筑的后部,清理出了大范围的类似“散水”的碎石堆积层,其中包含大量陶片和黑曜石石器残片。这些重要发现更加凸显了北侧建筑的重要性。
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的合作协议,
本年度对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
该城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安集延州马哈马特县,是一处重要的古城遗址,2012、2013、2014
年,我所先后派出考古队与乌方学者合作,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尤其是
2014 年的发掘工作,不仅完成了全城的数字地形图测绘、全城 3D
建模数字影像等基础工作,更对城内的一号台基进行大面积的发掘。经过前三年的工作,不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资料,更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年度的工作即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采用国内大遗址考古的工作方法和成熟经验,重点开展系统的勘探,先后对 9
个区域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勘探面积约
40000平方米;结合勘探收获和认识,有选择的对 5
处勘探遗迹进行局部的试掘。此外,结合勘探和试掘的收获,
通过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一些与环境有关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对城址的选址、城址所处的环境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这些工作,都大大的丰富了对城址的时代、形制、内涵的认识。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合作的不断推进,中方考古队对于城址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也越来越为乌方学者所
熟悉和理解,这对于下一阶段的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 通过 2015
年度持续考古发掘,取得的主要收获有:在乌兹别克中古时期城址考古勘探发掘的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建立并完善;
城内道路系统的初步确认;
探明城内文化层堆积特征;与城址有关的自然环境研究正在起步。我所上述田野考古成果的取得,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及相关省、市、自治区等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希望全所同仁继续发扬优良学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开拓创新,认真做好
2016 年度田野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开创我所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局面。

2016年度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遗址的考古发掘

澳门新葡11599 ,艾力江助理研究员对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2016年的发掘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首次利用中国田野考古铲探方法,发现了明铁佩古城的外郭城。外城四面城墙大体可以复原围合,外郭城面积约2100×1300米,成为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内面积最大的古代城址。这一发现,以确凿的考古资料明确了明铁佩古城外郭城的存在和范围。同时对马面进行了发掘。二、在内城南城墙内发现一处手工业作坊区遗迹。清理出土坯房址5间以上,房内有火灶、堆石等遗迹以及大陶瓮、磨石、兽骨残骸等遗物。初步明确这是一处可能与皮革加工有关的、功能完备的作坊遗址。此次发掘,不仅明确了大瓮与其周边的火灶、堆石、废弃坑等相关遗迹的共生关系,最为重要的是明确了作坊遗址的建筑分布与状况。三、发现并发掘了明铁佩古城内城西城门遗迹。西城门是明铁佩城址目前所知的唯一一座城门,西城门规模宏大,门址两侧有高大的塔楼形马面设施。四、在外城东墙附近发现了一处墓葬区,并清理了其中一个完整的墓葬。该墓葬人骨保存完整,出土随葬品丰富,该墓葬打破外城城墙,系在外城墙堆积上营建而成,这些出土的随葬品和人骨,为进一步确定城墙废弃年代下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标本。明铁佩古城的发掘,使得国际学术界重新定位明铁佩古城在费尔干纳盆地和古代中亚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者在境外开展的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项目之一,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建设层面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做出了贡献。

2016年度陕西户县兆伦西汉铸钱遗址的考古勘探

徐龙国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陕西户县兆伦西汉铸钱遗址的考古勘探情况。勘探工作自2015年12月开始,范围西起凿齿村,东至大原村,南起眉坞岭,北至108国道。首先在已知钱范出土区进行重点勘探,确认其范围及埋藏情况,然后在上述范围内对现有的道路、沟渠两侧进行线式勘探,同时进行地面踏查。勘探确定了钱范分布范围。钱范主要分布于兆伦村两河口以北至石桥村以南的长条形地带,新河两岸较为集中,并在石桥村附近勘探发现了3座窑址。同时新发现一座古代城址,确认了南墙和西墙,根据试掘结果初步推测,城墙建筑时代应不会晚于西汉中期。另外还在石桥村南勘探发现了3座窑址。城址的发现对重新认识西汉锺官铸钱遗址的位置、规模和布局以及汉代以后锺官城的沿革历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另外,在大原村附近发现了6处夯土遗址和1条道路,推测这组遗址可能是西汉上林苑内的一处宫室建筑。

澳门新葡11599 1现场学者进行汇报

2016年度陕西西安秦阿房宫、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刘瑞研究员对2016年陕西西安秦阿房宫、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进行了介绍。秦阿房宫遗址位于西安市西郊沣东新城三桥街道聚驾庄村西侧。为进一步确定阿房宫营建之前的地形地貌,解决阿房宫选址及相关问题,2016年考古队在阿房宫台基上进行了穿透性深孔勘探。从现在勘探看,在阿房宫建造之前,所在地不仅地势较低,而且其分布着较宽广的水面,并不适合进行大型建筑营建。所以这一选址存在着强烈的人为选择。根据相关史料和勘探结果分析,当时存在一条穿过阿房宫,南至沣峪口北至嵯峨山的将关中平原一分为二的超长轴线,而阿房宫恰好处于这一轴线的黄金分割点上。这一超长轴线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可确定的最早也是最长的都城轴线,它的发现为秦始皇统一咸阳城的布局和中国古代古城营建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2016年栎阳城考古工作主要是继续考古勘探追踪郑国渠和白渠,基本确定了郑国渠和白渠的走向问题,并解决了郑国渠和白渠的关系。同时对三号古城南侧新发现遗址区的试掘表明,其可能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对北侧建筑的试掘,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夯土台基与房屋建筑,在三号古城西侧试掘,基本上确定了古城的西界所在。在三号古城的发掘中,清理出大量红烧土块、丰富的板瓦、筒瓦、砖等建筑材料堆积,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丰富了对栎阳城的认识。

2016年度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刘瑞研究员介绍了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情况。2016年渭桥考古工作主要包括:1、经勘探和调查,在相关区域内未发现桥桩等遗存,据此进一步排除了存在厨城门二号桥的可能。此外,还对厨城门三号桥的进行了一定范围的钻探,基本确定了厨城门三号桥的走向。2、为配合回填,与相关公司合作,完成了回填区域遗存的三维资料采集、建模等工作,并按照考古工作规程开展了石构件文字、图案绘图、拓片等资料提取工作。3、对厨城门一号桥端开展了解剖清理。在厨城门一号桥北端的东西两侧,分别清理探沟一条。其中一条探沟位于一号桥东侧的探沟,另外一条位于一号古船的东侧和南侧。通过在一号桥西侧探沟的清理,揭露至少存在两期桥桩的营建过程,晚期桥桩埋深浅而桥桩较细,早期桥桩埋深较深而桥桩较粗。同时,通过对西侧探沟的清理,发现了西南—东北向冲沟,进一步确定了在2015年发掘已发现的渭河改道的方向,是在一号桥西侧由西南向东北将渭桥西侧桥桩冲断、冲毁,并继续向北冲毁渭桥北端的认识,为渭河变迁研究提供了新资料。4、开展了2012-2015年出土遗物的室内整理,为下一步尽快开展全面资料整理并完成报告编写奠定了基础。2016年度的考古工作不仅解决了厨城门桥群的数量和布局问题,还通过发掘,从地层学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对厨城门一号桥的营建、修缮、废弃乃至渭河改道等的相关认识。

澳门新葡11599 2汇报会现场

2016年度河南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掘

钱国祥研究员对2016年河南汉魏洛阳城太极殿的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本年度田野工作主要围绕太极殿殿基北侧、太极殿宫院东北角、西南角和东南角四个地点进行发掘。一,首先,明确了太极殿宫院东北角的确切位置和建筑格局,在宫院东墙与外侧宫墙之间有宽约4米的夹道。其次,究明了太极殿东北部大型院落的建筑格局,整体为东西长方形,分东、中、西三组院落,之间有门址相通。中间有门通向东堂,确认了东堂基址东侧一座方形台观式建筑基址,其是否与太极殿和太极东、西堂等共同构成太极殿宫院北侧居中对称的五座大型宫殿建筑组群,值得关注。二,基本确认了太极殿宫院东南角的界限。三,主要对太极殿宫院西南角中间院落内北魏时期的三处大型砖池遗迹进行了清理。在院落西端砖池1底部解剖,发现汉代南北向排水涵洞。砖池性质和功能,目前尚未确定。根据柱网,初步推测西南角院落2应为一组围绕着中间砖池具有平座的围廊建筑。四,对太极殿北侧建筑基址的勘察发掘。发掘确定了太极殿曹魏夯土基础的北缘和同时期的砌砖暗渠。基址规模较大,尚存柱础与墙垣,推测可能为廊庑或门址,目前发掘尚在进行中。另外,在田野发掘工作之外,还进行了宣讲和媒体宣传等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2016年的发掘对于了解太极殿所处宫院的规模范围、宫院各组建筑之间的配置关系和这一时期的宫室制度有着重要的价值。

2016年度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2号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

何利群副研究员对2016年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2号建筑基址的发掘、遗物出土等情况进行了介绍。2016年,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揭露了2号建筑这座规模较大的殿堂类建筑遗迹,为探讨核桃园遗迹群的性质、北朝晚期大型建筑技术工艺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核桃园2号建筑基址保存状况较好,坐北朝南,是一座大型殿堂类建筑。大殿两侧衔接有附属的连廊,连廊的东西两侧各建筑有垂直于殿堂的多间廊房。大殿平面呈横长方形,地下基槽深约1.2米,范围和形状与台基部分大体相当。台基边缘有条砖包砌和碎砖填缝的痕迹,外侧为约1米宽的砖铺散水痕,铺砖散水的外缘以规整的三角形砑砖砌边。台基四角均发现有夯土中掺杂大量碎瓦片的迹象。大殿南面双阶,北面单阶,可以推测出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结构。大殿东、西两侧南端衔接建有连廊。东侧廊房揭露出6间、西侧廊房揭露出5间。廊房散水外缘的三角形砑砖与大殿外围砑砖、连廊砑砖连为一体。出土遗物以砖、瓦等建筑构件为主。板瓦、筒瓦均破损严重,几乎不见较完整者,许多板瓦和筒瓦上都发现有戳件。瓦当均为莲花纹,还出土了石刻兽首、莲花陶座等遗物。核桃园建筑基址群的发现与发掘,为我们探索邺南城外郭城的布局和范围以及里坊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号基址及附属建筑保存信息丰富,基本形制与格局清晰,是研究北朝晚期大型宗教建筑不可多得的实例,为探讨北朝寺院空间布局与结构、建造技术与工艺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还配合文保中心对北吴庄出土佛像进行了修复和整理工作。

澳门新葡11599 3现场学者进行汇报

2016年度陕西西安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

李春林助理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考古队在陕西西安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情况。2016年的工作主要有唐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发掘、隋唐长安城西市西南隅遗址、隋唐长安城东市东北隅遗址勘探和发掘、大明宫中学校园内唐大明宫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定点定位、唐长安城兴庆宫遗址勘探、含光门遗址水害修复及保护考古、大明宫大福殿东北及北宫墙之间复原展示工作6项田野考古工作,获取了重要而丰富的考古收获。一、唐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发掘。完整揭露出2号夯土基址的核心区域,主要由南廊及中厅、东厢房、西厢房、中央庭院及双砖道、北堂等部分组成,院落组合规模宏大,布局对称严谨,建筑等级较高,或有可能为唐朝宰相们开会议事的中书省政事堂所在。二、唐长安城东市东北隅遗址的考古勘探与试掘:清理出灰坑、井等各类遗迹,出土遗物达300余件。多为砖瓦类建筑构件,其次以陶瓷器居多,还有大量骨器、石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其中的莲花纹石础、“仙仁”羽人瓦当、莲花纹骨梳柄等都是不多见的精品。基本查明了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文化层堆积、保存状况以及遗迹分布的大概情况。三、唐长安城西市西南隅遗址发掘:发掘隋唐夯墙基址、道路、引水渠、井口、灰坑等遗迹。在南区发现两条5.5~5.7米宽的唐代“曲巷”遗存,并确认了西市西墙残段,对于明确西市的范围、进行遗址标识有着重要的意义。四、大明宫中学校园内唐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不同时期的墓葬7座,清理2座,墓葬多次被盗,其中规模最大者为2016DZXM1。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品,年代大致为东汉章帝—质帝时期。从墓葬建制规模和随葬品看,墓主身份高贵。

2016年度河南隋唐洛阳城宫城的考古发掘

韩建华副研究员对2016年河南隋唐洛阳城宫城的考古发掘进行了简单介绍。2016年对隋唐洛阳城九洲池东侧,宫城大内西墙以东,天堂遗址以西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宋代磉墩建筑和水渠、唐代隔墙与门址建筑基址和水渠。宋代磉墩建筑由主殿、回廊、南北步廊和天井、踏步等组成。此次发掘的宋代磉墩建筑位于宫城大内西区东部一组,其形制、磉墩大小、排列都与该组有同一性,在其南、北、西三面均有宋代建筑发现,对于复原和研究宋代宫殿布局提供了可能。唐代东西隔墙与门址叠压在宋代基址下,仅存基础,依据遗迹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由门址与其两侧的隔墙组成,门址系面阔五间,进深2间的结构。隔墙呈东西向,位于门址两侧,夯筑隔墙夯土伸入门址基础三条南北两夯土之间,中间夯土基础有意做短,使与门址三条基础夯土形成咬合之势,以增强门址与隔墙间的牢固性。第二期:门址规模扩大,北侧增加筑东西一排夯土柱墩。南侧增补一凹形夯土条,隔墙继续沿用。第三期:基址保存较差,建筑形制不清。残存遗迹有踏步和夯土。第四期:门址废弃,仅存东西隔墙遗迹。这些发现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宫门建筑形制和宫皇城内的地理区划。此隔墙与天堂遗址区发掘的隔墙当是同一道墙,推断可能是贞观殿宫院的后墙向西延伸部分。2016年工作主要为解决九洲池与大内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九洲池排水系统与宫城大内水网的布局。同时关注宫城大内的宫院空间分布及单个宫院的规模、形制及相互关系。

澳门新葡11599 4汇报会现场

2016年度江苏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南城门、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

汪勃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江苏扬州蜀岗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2016年主要对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南城门遗址西北部分和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2个地点进行了发掘。蜀岗南城门遗址揭露出了不晚于晚唐的南城门遗址的一个门道,包含道路、柱础坑、城墙等遗存,从各种迹象推测其当为第Ⅵ、Ⅴ期南城门的西侧门道。发掘区内与夯土墙体或门道相关的遗迹从早至晚可分为Ⅰ~Ⅵ期。出土遗物主要有南朝至隋唐时期的瓦当、杨吴时期的“官”字款砖瓦等。从现有发掘结果来看,隋唐时期蜀岗古城的南城门很可能有三个门道,再次说明其规模远非一般地方城市所比拟,当时的扬州城是一座都城级的城市。考古发掘结果结合历史文献来看:第Ⅰ期城墙与刘宋之前的广陵城南城墙相关,第Ⅱ期城门与刘宋所开南门有关,第Ⅲ期城门与萧梁时期的修缮有关,第Ⅳ期城门应为隋江都门遗存,第Ⅴ期城门为唐中书门杨吴天兴门,第Ⅵ期遗存应与南宋时期堡城宝祐城的南门遗址有关。对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的发掘,找到了汉~唐代的共5期夯土城墙、础石、有“北门”文字砖的城墙内侧包砖墙、杨吴时期城墙外侧包砖墙及其基槽等遗迹,明确了各期城墙的宽度及其叠压关系,并且找到与“北门”城砖同期的疑似城门燃烧后留下的木柱炭化痕迹,揭掉碳化痕迹后发现了穿过东西向城墙的南北向道路南端。另外,还对北城墙中段中部汉墓博物馆东侧南城墙东段西部内侧,雷塘路和堡城南路西侧等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

2016年度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的考古发掘

董新林研究员对2016年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的考古发掘概况进行了介绍。2016主要对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二号院南廊庑遗址、连接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的街道遗址等进行了发掘或试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宫城南门由东、西两侧的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登临墩台的内侧马道四部分组成。东、西夯土墩台中间设单门道,进深8.2、宽约7.8米。城门之上建有木构门楼建筑。将军石南侧发现埋葬二犬二羊首的埋藏坑,应与城门营建时的祭祀有关。每侧保存有石柱础6个,即城门门道进深5间。门道两侧的城门作法为石柱础上铺木地栿,上立排叉柱。夯土墩台保存较好,墩台各面边壁包砖,根据层位关系和遗迹解剖情况可知,宫城南门在辽代可分为四次大的营建。第一次营建应是辽代早期始建;第二次扩建墩台,可能与文献所载辽太宗“辟承天门”有关;第三在墩台边壁上刷有白灰皮;第四次作包砖包石。城门及城墙在金代被彻底废弃,仅南北向大街沿用。另外,对皇城东门大街进行了发掘,清理了三层路面。对二号殿院落南廊庑遗址的西段进行试掘,初步确定二号院落的存在。主要收获有:一、宫城南门遗址是辽上京遗址已发掘门址中保存最好的门址。通过发掘,我们首次了解到辽上京宫城南门营建技术、形制结构及其沿革,为研究辽代门址提供重要资料。二、将军石南侧发现动物埋葬坑应与建筑祭祀有关,这是辽代城门遗址中首次发现这一现象。三、再次确认辽上京皇城营建之初,就是以东门作为中轴线、以东向为朝向进行规划布局的,整个辽代都没有变化。

澳门新葡11599 5现场学者进行汇报

2016年度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考古发掘

杨勇副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考古发掘情况。大园子墓地位于云南省师宗县漾月街道新村社区,是滇东高原一处规模较大的青铜时代墓葬遗存。2016年对大园子墓地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分东部和中部两个发掘点。东发掘点共清理竖穴土坑墓74座。土堆内上下均埋有墓葬,大致可分4层。总体来看,上层墓葬较为稀疏,多成排分布;最底层墓葬分布密集,叠压和打破关系复杂,墓坑也较长较深。多为竖穴土坑墓,长一般2米左右,宽不到1米。多数墓中可见板灰痕迹。人骨保存较差,被葬者一般头朝东南,葬式多为仰身直肢。中部发掘点清理墓葬20余座。除手镯等装饰品外,随葬品多集中摆放于头顶位置,少数摆放于腰腹部。共出土随葬品近200件,多为铜器,另有玉石器以及少量木器,器类以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为主,很多铜兵器下葬时被人为弯折,有的甚至断为两截。铜器均有剑、戈、矛、钺、鐏、臂甲、削刀、锄、镯、铃、扣饰、泡饰、片饰等。玉石器主要为各种装饰品,有玦、镯、扣、管饰、珠子、剑首等。墓地年代可能主要在战国时期,下限为西汉前期。这种不断堆土并反复埋墓的埋葬方式比较独特,应是一种血缘纽带关系的体现。下层墓葬分布密集且打破关系复杂,而上层墓葬排列相对有一定规律,特别是出现成排分布的现象,或反映该人群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随葬品组合及器形均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毁兵”习俗及不葬陶器是该墓地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其独特的墓地结构和埋葬风俗,表明大园子墓地属于西南夷某一古国或部族的公共墓地,从地望看,很可能与《汉书》等文献所记载的漏卧有关。

2016年度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南城门考古发掘与准噶尔盆地中部旧石器遗址调查

巫新华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南城门考古发掘与准噶尔盆地中部旧石器遗址调查的情况。2016年对北庭故城遗址外城墙南城门做了发掘清理工作。城墙及马面,都以夯筑的方法建筑。夯层直接坐落于原地面上,底部夯土较软。城墙及马面的夯土层、夯窝的建筑方式、方法相同,应为同一时间所建成,无二次修建痕迹。南城门城墙为唐代建筑无疑。城壕南北长35.8米。此次考古清理发掘工作,直接证明了现有古城遗址、遗迹均为唐代建筑。可以确认外城城墙的修筑年代为唐代,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一直在延续使用。无后期大规模重新修筑或修葺痕迹。基本解决了学术界的争论。另外,外城南城门遗址平面布局和构筑特点完全是中原传统筑城技法在西域地区的推广使用之典范。也就是说现在的北庭故城是大唐北庭气象的遗存。对准噶尔盆地中部旧石器遗址调查取得的成果主要有:旧石器分布点在白杨河流域中上游均有发现。细石器分布点则主要在河流尾闾,即艾里克湖沿岸地带。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为建筑遗址集中分布区,其中石构遗址多达近千处。初步在卫星影像上统计的“库尔干”遗址数量已经有600多处。这一类石圈加石堆的“库尔干”遗址,类似于亚欧草原库尔干遗址,为探索其来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2016年度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的考古发掘

丛德新研究员对2016年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的考古发掘概况进行了介绍。2016年度重点清理F1东北部的遗迹,考古结果显示此处为一座相对独立的房屋。面积略小于西北部建筑,在南墙的偏西处有缺口,判断为门址所在。通过发掘,明确了F1是一组由四个不同的功能分区组合而成的院落式建筑,院落内包括了居住、日常活动的不同空间,坐北朝南。考虑F1与周围石构建筑群的位置关系,显示该院落建筑组合可能处于中心地位。同时,2016年,考古队共发掘墓葬六座,分别编号为SM41-SM44,SM45、SM46,墓葬分布在阿敦乔鲁墓地南部,均属于典型的石围石棺墓。墓葬大多经过扰动,如SM42的盖板被整齐的竖起立在墓口的一侧,另一侧则整齐的放在墓口上部。SM43被挪至墓口一侧,陶器依旧放在原位。从现场遗迹分析,这种扰动可能与迁葬或者毁墓的行为有关。2016年出土了一具相对完整的遗骸、陶器,以及铜器小件等。出土陶器器底戳印蓖点纹的现象,与中亚的奥库涅沃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的陶器一致,为进一步关注阿敦乔鲁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关系提供了线索。另外,考古队对阿敦乔鲁墓地SM9的石围进行了调查,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对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上中游地区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民族学调查,重点考察了牧民季节驻地的结构、组成以及转场的范围、模式等。这都为进一步认识阿敦乔鲁与博尔塔拉中游遗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2016年度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查干郭勒乡的考古发掘

郭物副研究员介绍了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查干郭勒乡2016年的发掘情况。2016年发掘花海子托也勒萨依遗址,发现了埋藏于土里的3通鹿石和一些祭祀圈,揭示了这类遗址的内涵。发掘了山下查干郭勒河河谷地带两个地点的6座墓葬。同时考古队在江布塔斯村托斯巴水库墓地发掘了集中分布的4座墓葬,其中一座出土了一件陶罐,时代可能为公元前6-前3世纪。在另一个地点发掘了2座墓葬,2座祭祀堆,其中一座是石棺石堆墓,保存完整,有二次合葬的骨殖,无随葬品。另外一座在封堆中部下面发现石盖板,石盖板上有很多人工凿刻的凹窝,应当有特别的寓意。这些墓葬为建立阿勒泰地区青铜时代以及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也为认识三道海子礼仪为核心的游牧文化提供了早、晚两个阶段的文化背景。从三道海子的考古发现看,这里分布的以石围石堆和石堆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几乎都是祭祀遗址,这在蒙古西部、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也有分布。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以阿尔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为代表的艾迪拜尔/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独目人”,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留下的遗存,可能是欧亚草原最早建立游牧国家的人群之一。三道海子遗存对研究游牧化、大型礼仪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早期游牧王国组织能力、精神世界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6年度青藏高原北部前吐蕃与吐蕃时期遗址的考古调查

仝涛副研究员对2016年在青藏高原北部所做的前吐蕃与吐蕃时期遗址的考古调查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共调查吐蕃墓地10处、古城遗址5座、祭祀遗址3处,同时采集了大量标本。其中乌兰县泉沟墓地,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唯一一座吐蕃时期砖室壁画墓,壁画内容有出行、狩猎、宴饮等场景,破坏严重。面临墓葬再次被大规模盗掘的严峻形势,调查组与当地文物部门对该墓葬的抢救性发掘制定了保护方案;伏俟城址位于共和县石乃河乡,通过航拍影像可以清楚得知这座城址的基本形制结构,城址分内外两城,只开东门,门外有一瓮城。城内自城门向西有一条中轴大道,大道两旁各有三个相连的房屋基址遗迹。最西端有一小方院,城内地面散布有少量的瓦片的陶片。外城长方形,现已塌陷,只略高于地平面,只存留有东、南、西三面。外城中部稍偏东又筑一条墙,将外城分隔成东西两部,西部较东部大近一倍,古城居西部中心。东部似为后来加筑的。这种城内有城,城外有郭以及中轴线为基础的建筑布局,反映了汉式城郭制度的基本特点,又颇具民族风格。都兰县哈拉晒墓葬群位于艾力斯村扎皮沟四面环山的山前缓坡上,盜洞较多,2010年青海省考古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曾出土有彩绘木棺、金银饰物、丝绸等物。调查发现在周边地区还可能存留有更多的墓葬。这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将会为探索青藏高原北部前吐蕃与吐蕃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提供重要参考和线索。

澳门新葡11599 6现场学者进行汇报

2016年度新疆乌帕尔乡阿克塔拉遗址的考古调查

艾力江助理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新疆乌帕尔乡阿克塔拉遗址考古调查的基本情况。2016年调查范围超过120平方公里。1990年,乌帕尔“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超过10000平米有8处,通过此次调查与研究,调查队认为乌帕尔地区的阿克塔拉遗址规模远远超过之前的普查结果。阿克塔拉遗址内涵丰富,包括多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细石叶石器时期,大型磨制石器时期,有陶时期,红铜及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且遗址之内分布着不同时期的遗址,雅库尔干遗址之中有方形城堡的现象,与东伊朗和阿富汗青铜时代“城市化进程”相似,体现了聚落-中心聚落-城邑的发展过程,对于研究新疆城市起源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中,发现细石叶石器、大型磨制石器、陶器及铜器共存于地表的现象,对于梳理诸多石器遗址及各遗址器物之间的早晚关系和新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起源或青铜时代聚落演变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6年度辽宁盖州青石岭山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王飞峰助理研究员对2016年辽宁盖州青石岭山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2016年主要对青石岭山城二号建筑址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可知,二号建筑址东西向、坐南朝北,可能为一组建筑,残长约110、宽约9米,残存41列础石,每列础石底部有长约9、宽约1.3~1.5米的碎石铺成的小石列,小石列上分布有五块大型础石。这一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为国内外其他高句丽城址所未见,它的发掘为研究二号建筑址的修建过程、建筑性质和高句丽时期大型建筑址等提出了新的课题。对金殿山遗址发现的瓦件进行了全面提取,并对瓦件进行了初步拼对和整理,瓦件的凸面多装饰绳纹,部分瓦件表面的绳纹进行抹平处理,瓦件凹面均为布纹。个别瓦件凸面发现有模印的符号,这些建筑构件为我们研究高句丽瓦的分期和手工业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继续在城内及朱甸水库南侧进行初步钻探,发现疑似夯土遗迹、灰坑及2座陶窑。根据包含物推测陶窑为汉魏时期,这是在辽南地区首次发现这一时期的陶窑遗址,为下一步的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参考。总之在城内发现的陶器、铁器、瓦件等高句丽时期的遗物、石器、青铜印章等器物以及大型建筑址、高大的夯土墙等高句丽时期的遗迹,为我们深入了解青石岭山城的城内遗迹和山城的性质年代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2016年度山西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的考古发掘

李裕群研究员对山西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2016年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2016年,考古队继续对佛阁遗址进行清理,并选择佛阁东部作了解剖,新发现了晚期重修的佛阁西墙。同时,在佛阁顶部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柱础阁墙等遗迹。发掘结果表明:佛阁规模宏大,中间为大佛龛前,为山体下凿至略低于佛座后再建,面宽五间,进深两间。阁前有石砌台明和东西阶,两侧在保留原始山体的基础上,依山势各建面宽2间或3间,进深4间或5间的建筑。佛阁遗址可分为早期两期,早期遗迹:阁内有三排大型柱础,阁东西两侧台阶和垒砌规整的东西内侧阁墙,据东西阁墙的位置,可推测早期佛阁可能为面阔9间的大型建筑。晚期重建遗迹:中央三间檐柱间的三对门砧石、石砌台明和东西阶、阁内铺地方砖、东西外侧阁墙。出土遗物有:“乾宁丙辰造阁,晋王修此功德”刻铭筒瓦,明确了佛阁重修的年代;另一约为五代复刻的《唐朝重修大像阁价钱碑》残碑,记载了唐代修阁使用的各种材料及价格,十分罕见,是研究唐末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文献记载,佛阁为隋创建,唐会昌灭佛被毁,晚唐李克用重建,后晋刘知远重修。现存遗迹与碑文所记基本吻合。佛阁柱础保存完好,覆莲柱础和平柱础具有北朝的特点,可以推测李克用之重建,系在原有建筑基础加于营造,清晰的柱网结构反映了北朝佛阁建筑的特点。同时,根据大佛腿部两侧保留的长方形柱础石,系山体岩石雕凿而成,据此推测,大佛雕造完成后,北齐时期可能就应建有佛阁。

澳门新葡11599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总结发言

田野汇报会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总结发言。2016年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一、田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时空范围和地理范围得到不断的扩展。二、无论是年长学者还是年轻学者都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课题意识。无论2016年度考古发掘面积大小,发掘者都有很明确的学术目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三、2016年度的考古工作进一步说明多学科合作已经成为考古研究的常态。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到历史时期考古,动植物考古、人骨考古等多学科手段都已经融入了考古,考古的研究范围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四、在田野发掘和勘探中,各种技术手段,如三维建模、土壤微结构分析、探地雷达等得到广泛应用,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五、从本年度的田野工作看,年轻人尤其是70后和80后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带着新方法和新思想,走向田野工作,这是新气象。陈星灿副所长最后祝愿在新的一年里,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