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11599淮河中下游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江苏省泗洪顺山集遗址考古成果论证会”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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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良(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南京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江苏是鱼米之乡,江苏的“蘇”字,上面是植被、是草,左侧是“鱼”,指渔猎经济,右侧为“禾”,指水稻种植。最近我们在顺山集遗址、韩井遗址发现记录这样生活状态的文化遗存,我们充分认可它是江苏文明之根,这个根就是“顺山集文化”。因为顺山集遗址的考古发现,并提出“顺山集文化”的命名,
2013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了南京博物院“突出贡献奖”,主要是因为考古所为探索江苏古代文明所作出的成绩。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林所长的带领下,非常明确自己做的两件事情:一是探索地域文明,二是保护文化遗产,在探索江苏古代文明的同时,也要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把经过考古的遗址或遗迹变成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这是考古所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文化遗产所做的贡献。
严文明
顺山集遗址和韩井遗址的发掘,开展时间不长,韩井遗址正在发掘,顺山集遗址考古报告都出来了,工作效率非常高。整个发掘过程是从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做工作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注意到遗址的方方面面,在取样方面,不是光找陶石器,很多植物、动物、人骨各种标本,包括大的标本微观的标本,也都采集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就取得了这么多的成果,我认为这是一个高水平的工作。第二个感受,我们很早就提出了科技考古用科技手段来研究某些考古的遗存,但在一个具体遗址的考古中如何运用,又是一回事。过去我们做考古的人员不懂,就找研究植物的、动物的科学家,他们对考古也不懂,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科技与考古是两张皮。我们讨论过多次怎么来解决两张皮?当时就提出考古人员应该学一点相关科技,科学家对考古有兴趣的也应该学一点考古,现在看来,考古人员学一些科技知识的成果出来了。张居中、陈杰、秦岭都是地道的考古学者,他们大会报告的都是科研方面的成果,这是很好的发展,还要提倡。当然,我们还要跟相关科技方面的学者结合,这是考古学一个很大的特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同一个遗存里面,获取更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而且是更准确的信息。会上大家就顺山集文化能不能成立,究竟一个考古学文化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成立,也进行了很多讨论,所以这次讨论会,围绕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技术都有相当多的探索,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这是我们考古学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第三个感想,我们刚刚成立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这次会就是专业委员会作为组织者之一的第一次会议,新石器考古主要的专家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是一个检阅,这些学者跟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学者,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技术上的差别很大,所以总体而讲,考古学在前进,考古学者在前进,那么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不是也在前进呢?我们过去也经常讨论:什么是考古学?这个人这么回答,那个人那么回答,夏鼐先生跟我们讲考古学通论时就提出,考古学跟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的两个车轮,一个轮子是用文献,一个轮子是用实物的,又说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我是觉得,这两个能构成一个历史学吗?过去考古学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历史学不认为自己缺一个轮子,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了史前考古,历史学能研究两三千年就了不得了,史前考古一出来,就是几万年几十万年还往前延伸,什么时候有人就能研究到什么时候。所以考古学的出现就是历史学的革命,但是,很多人又意识到了考古学的特点,它是研究实物的,那么实物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文化因素,我觉得从内容上和历史学研究有差别,所以我琢磨来琢磨去,我把考古学叫做什么呢?叫做“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历史的科学”,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比较确切,第一是讲文化发展的历史,有了人就有了文化,它可以包括人类整个发展的历史。第二,“发展”不容易解释,但是落脚在“科学”两个字,在这个会上有相当深的体会。什么叫科学,第一就是不断地探索,第二就是有发现的时候是可以不断地验证。当然,科学里面也包括了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技术,考古都用得上,你说这与传统的历史学有多少相似的地方,把考古完全搁在文科里面合适吗?这次会让我有些感触,想到这些事,都是一些即兴的感受,说出来,跟大家交流。
纪仲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顺山集遗址作为“201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重要性毋容置疑。在江苏省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最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光直先生提出“聚落考古”之后,逐渐被中国考古界所接受,并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开展考古工作。顺山集也是按照这种思路工作的,按照聚落的因素:房址的布局、公共墓葬区、防御设施、经济和生产等方面,虽然发掘的面不够大,了解不够全面,但都涉及到,都有所收获,是很成功的一次考古。另外,出土遗物以前没见过,很原始,器型简单,制作粗糙,种类很少。像陶盆、双耳罐,在青莲岗、大汶口早期、贾湖等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它们之间是否有渊源,目前还不太清楚。出土的其他器物中,石器磨制的还可以,但种类很少,只有石斧、石锛、石球、石磨盘,穿孔石器基本不见,石镞等狩猎工具,石刀、石镰等收割农具也没有,说明当时生产力低下,生产方法比较原始。怎么深入认识这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去研究。邹厚本(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顺山集文化今天正式命名,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但命名只是开始,对它的研究则是个长期过程。我想提三点建议:第一,要对古环境进行研究。第二,顺山集文化主要元素是陶器,要把陶器研究透。顺山集一期、二期是一个体系,到三期有些特别,可能融入多种元素,也可能原来的人群迁走,后来又来了一群人,也可能整个人群的变化过程中出现新的东西。可以对一期、二期的陶器与三期的陶器做一些检测与对比,看其差别到底在哪。第三,在8000
多年前,出现了驯化稻、稻田,在做稻田遗址时,最重要的是要做水源,河泽、沼泽地在哪个区域,水稻的生存环境一般是在河泽、沼泽地、河流的边上,都是小块种植。因此,在韩井遗址中发现的疑似稻田,要在壕沟外面做这方面的工作。
宋建(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
回顾几十年来,江淮地区的考古工作一步步走来,从青莲岗文化的提出,到上世纪末龙虬庄文化的确立,再到现在顺山集文化的确立,江苏的考古工作扎扎实实,线索越来越清楚,年代不断向前推。在时间上,碳十四测年的精确度越来越高,更加可靠。顺山集遗址分为一、二、三期,二、三期之间的差别比较大,有些新的因素究竟是外来的,还是自身的变化,需要进一步研究。顺山集文化一期是否是最早的,是否还有更早的需要再考虑。二、三期之间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有文化上的断层,是否有时间上的断层。另外,空间的定位就更重要了,在这个时期,遗址间的相互距离有什么规律,涉及生存环境的问题,究竟有多大的面积可以供养这样一个聚落,这是一个小的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那么更大的方面,要从考古学文化上考虑,这个圈如何去划,小圈、中圈、大圈各划到什么样的程度,都要有空间的定位,对于八千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就非常重要。第三、生业方式。韩井遗址发现的可能是供水系统,疑似种植水稻的地方。广富林也没有发现完整的地块和供水系统,当时是根据水稻植硅石的数量认定可能是水稻种植的地方。对稻田种植的确认,应将稻田、地块、供水系统、植硅体几个方面结合起来。
栾丰实
顺山集、韩井这两个遗址从分期的角度来讲,一、二期从陶器类型学上看紧密点,二、三期间差异稍微大一点,出现了新的因素,但以釜为主的特点没有大的变换,应该还是有关系的。韩井遗址发现的三期遗存更多些,可以看到的二期因素更清楚些,后续的二、三期的变化是什么原因,中间是否有缺环,时间的空缺会不会造成它们的文化面貌看起来差异大一些,这些我们需要考虑。时间的变化会导致文化面貌发生变化,空间的交流也会导致文化面貌发生变化。把眼光扩展到淮河中游,顺山集遗址往西一两百公里的范围内,和顺山集遗址能挂钩的大概有小山口、古台寺和石山子三个遗址,小山口和古台寺的东西很少,我曾经认为它与后李文化有关系,相当于后李阶段,但怎么认识顺山集与这几个遗址之间的关系,我个人比较倾向认为,他们在大的面上属于一套东西,都是以圜底釜为主,特别是石山子早期,现在我们多数人来了几次都认为叫顺山集文化是可以的。第三个问题,讲到与周边的关系,我同意裴安平先生的观点,它与彭头山没什么关系。从广义来讲,它与贾湖关系还要远点,贾湖的基本陶器组合,在这里基本没有。从圜底釜这个大的文化内涵来讲,我认为它与后李的关系更多。我发言的结论是,我同意叫顺山集文化。
王炜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从2010
年至今,看到顺山集考古取得如此大的成果,令人振奋。林留根先生提出的“顺山集文化”的命名,严文明先生专门为“顺山集文化”题名,这代表了最权威的声音。顺山集文化开辟了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中期的诸多第一,比如在环壕聚落外安置墓葬、经营稻作以及使用陶灶,顺山集的陶灶后来影响了庙底沟最繁荣时期。这些发明,对周围乃至更大范围构成的影响,需要以后的工作做进一步的探索,给我们留了很多空间。第二,顺山集考古的质量非常高,不仅解决了本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的问题,还提供了标尺,填补了编年序列的空白。考古的水平也建立在很高的起点上,一开始就将聚落考古的概念引入这项工作中,上次来,他们就在探索顺山集聚落的格局。不仅注重对顺山集遗址本身聚落结构的探索,短短几年就将其搞清楚,同时也对周围同时期聚落的探索,如韩井遗址的考古,就是很好的案例。另外,多学科的结合,也从报告和昨天专家的发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三,关于文物保护和利用方面,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密切协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也成为遗产保护与考古结合的典范。最后,南京博物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编写出版了顺山集的报告,这也是我所知以最快速度出版考古成果的案例,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裴安平(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我觉得把这个文化定为“顺山集文化”是顺理成章的。顺山集和彭头山总体来说是不同的,如彭头山的主要器类——深腹筒形罐,在顺山集不多见。在彭头山比较少的圜底盆,在顺山集却是大量出现,同时顺山集的绳纹也没有彭头山那么多。从陶器制作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一、二期的共性比较强,第三期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常见的,顺山集一、二、三期的划分是对的。另外,稻田遗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稻田,应该有三个特点:人工干预过,既为了积水,也为了排水,就修理了田埂来改变形状;一般来说,田块比较大,到了新石器晚期,人主要是吃水稻;必须有长期耕作的过程,以个体劳动和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为代表。梁中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人一直在皖北工作,1989
年安徽队成立做过调查,目的为寻找新石器早中期遗址,但工作一直不理想,感觉孤掌难鸣,借由尉迟寺遗址的发掘安徽队工作转向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不得已而为之。2013
年重新启动皖北地区新石器工作,定位于早中期,取得了一些收获。对比顺山集遗址材料,感觉顺山集很成熟和发达,与淮河上游如贾湖相比还是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除年代上的区别,但二者之间也有一定联系。双墩遗址的测年最上层可到7300,下层可到7500
左右。这两个文化直线距离不到200
公里,它们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可能存在顺山集文化之后“流”的问题。谈到环壕问题,根据皖北工作经验,实际上沟的形成属于取土沟,从沟的部位中取土垫高其他居住区域,取土后便形成了沟。从韩井遗址沟里有活动面来看,沟一直被利用,并非防御功能。同时建议可以从土壤微形态来寻找沟的堆积特点和形成原因。
杨晶 第三次来到泗洪,感受四个字:快、多、好、少。快:2010 年3
月正式发掘,2016
年4月出报告,神速。多:不仅手段多,还涉及人数多、单位多。好:发掘好、保护好,对今后研究开了好头。少:投入少,包括人员、经费等。考古学本身研究的深化包括宏观的苏鲁豫皖以及微观的研究,如陶塑、陶面、鼓等多出土于沟内,遗存的功能分析值得考虑。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如此短时间内追踪发掘遗址、多学科工作、出报告,值得学习借鉴。浙江目前发现了十多处早期遗址,但目前浙北流域太湖地区还未发现早于马家浜文化的遗址,顺山集的工作对浙北地区工作有很大启发。顺山集遗址及上山文化相关遗址海拔多在二十多米,其后马家浜、河姆渡文化遗址海拔很低,海拔落差应是不同时期大环境变迁对遗址分布规律造成的影响,今后在环境地貌研究上应投入更多关注。此外,浙江所牵头进行的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课题可以考虑与江苏、国博加强合作。
高蒙河
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一地区的考古学序列问题,现在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经把序列提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时代早期在淮河流域南北方交界处有这么一个发现,让我觉得从青莲岗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序列上的重要发现。另一个问题是感觉到这种早期文化特别单纯,区域范围内很独特,一眼可以辨识出来,我想到早期新石器时代从空间意义上来看,确实存在着交流,跟后来的马家浜、崧泽文化以后的情况不太一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范围,很容易稍微做一些工作就把它辨识出来。我们认为从空间、时间上顺山集文化的发现带来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从周边很多发现让我们越来越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研究已经不止出现曙光,已经能从序列、谱系上做工作。我建议今后研究在景观考古、考古地理、甚至在更大范围内的遗址形成过程研究上能有进一步的突破。
韩建业
关于顺山集我主要说三个方面:一是同意一、二期叫顺山集文化。它跟后李、南边一直到钱塘江以北的釜的关系,尤其向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跟贾湖、裴李岗的关系是下一步要探讨的。二是关于第三期,同意蒋乐平的观点,肯定与跨湖桥有关系,但什么样的关系和其中的细节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跨湖桥在8000
年左右对外的影响,像皂市下层、高庙等都受其影响。距今8200
年是北半球一个重要的干冷期,所以这是不是与干冷期之后的大暖期或者文化适应期有关系?恰巧8000
年前后也是裴李岗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外影响时期,我认为跨湖桥在这时候的影响可能比良渚的范围还要大,但程度不同。三是梁中合先生认为双墩文化和顺山集第三期之间能看出很多联系,栾丰实先生也讲裴李岗向江淮、山东的影响中从陶器上能看到来自河南的影响,而且粟作农业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在山东、在江淮变得越来越重要,稻作农业基本中断或者说是没那么重要,我与靳桂云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也关注偏西的影响,文化的影响在稻作农业上也有体现。
贾连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我感觉顺山集遗址的发现将会掀起淮河流域第二轮研究的高潮。自从上世纪80
年代四省课题提出后到90 年代实际上有所停滞。90
年代在河南鹿邑武庄发现了环壕等重要线索但没有继续做下去,近几年我们在淮河流域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在原来的空白地区如南阳地区,我们利用水库的配合基建项目做了区域性考古调查,发现了相关的遗址和点。第二是在原来的遗址点,如贾湖所在的舞阳县这两年我们在大岗、张王庄做了工作,张王庄虽然只发掘了几百平方,但对遗址的面积、文化面貌、时代都有些新的认识。提一点建议:早期苏鲁豫皖大课题曾经繁荣,中间搁置,现在顺山集作为契机会掀起一个高潮。我们希望四省相关单位可以开展综合研究课题,在淮河流域大范围内寻求新的突破。
孙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首先看到顺山集文化分期中一、二期联系非常紧密,一至三期是一脉发展的过程,第三期有一些新出现的因素,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地产生的,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后李文化和顺山集文化应该是平行的,顺山集的早期就相当于后李文化的早期,如果后李文化没有张马屯遗址一个房址里的测年的话,后李文化的测年还没有顺山集文化早,后李文化的测年数据大部分在7800-8000
年前后,张马屯遗址材料太少,目前无法讨论。现在我们对后李文化的整体认识是和顺山集文化平行的,顺山集可能还略早一点。再谈谈顺山集和韩井的聚落,韩井不太清楚,顺山集第一、二期从陶器上的划分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是否可以跳开陶器分析这个圈子,只看聚落的演变,聚落演变的关系是否与陶器演变的关系一致?
王海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顺山集、韩井遗址发现有壕沟,2005
年小黄山遗址也发现了壕沟,关于壕沟性状同意裴安平先生的看法,有“壕”与“濠”区别。小黄山遗址的环壕底部有很多储藏坑,这种壕沟是早期聚落遗址的一般特征,可能与其生业形态有关,小黄山遗址环壕底部很多沟中有沟,沟底似乎还有块茎植物遗留下来的淀粉遗存,但却未见水成沉积现象,由此感觉沟底当时不像是水环境。顺山集遗址壕沟为人工遗迹不成问题。顺山集文化的地域特征很明确。目前情况下做远距离的与湖南、浙江的材料对比并不如在近距离内寻找线索来谈论其文化特征更清楚一些。看遗址间的关系还是依靠近距离的更清楚,大范围内来观察反而可能不明显。顺山集遗址壕沟外发现了墓葬区,而小黄山遗址墓葬不多且位于居址内,顺山集壕沟外墓葬区的发现对于我们开展相似遗址工作是很好的启发。
蒋乐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顺山集第三期与跨湖桥文化的联系主要有三点:一是顺山集第三期与第一、二期有较大变化。这种变化另有源头,放眼相邻区域同时期遗存自然与跨湖桥产生比较。通过比较发现的共同点如陶器的薄胎、绳纹、圈足器、釜的凹沿和侈口的特征等等,这类比较相对可靠,认同此类型学对比工作。顺山集遗址是区域之外最接近跨湖桥遗址的,其共同点超过了长江中游的皂市下层文化。二是顺山集第三期与跨湖桥文化存在许多差别,如绳纹的比例、陶釜的胖瘦,跨湖桥釜的最大腹径更靠下。顺山集第三期还出现了动物陶塑,甚至体现在纺轮和器盖上都有很大差别,跨湖桥不见杯形器盖,顺山集第三期继承了第一、二期的因素,第三期本地因素还是明显的。三是原先依据顺山集遗址的发现曾以为第三期的跨文化因素是特殊现象,如人群的偶然迁徙。但韩井遗址的发现大大丰富了第三期遗存,而安徽境内淮河中上游地区7700、7800
年左右同时期的遗存不同于顺山集第三期,假设第三期文化在淮河中下游地区是普遍的文化现象——即跨湖桥因素在此时此地区变成普遍性特征还是可能的,如何来看待这个现象?首先张居中先生指出环太湖及宁镇地区7000
前为洼地,没有发现考古遗存,但此时东部地区为文化发展高峰,我认为这个地区的文化高峰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其发现对于认识史前南北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吴卫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顺山集报告的出版,给我们带来工作上的一个思考,林所他们的工作有四个阶段:第一,“咬定顺山不放松”,你们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一旦发现这么重要的遗址以后就没把它放下来。第二,“一个好汉两个帮”,当你们把这个工作做下去以后,发现一个团队的力量不足,所以和当地政府有很有效的合作,把国家博物馆也拉入进来,有两个帮手,可以很快地扩大成果。第三,在心理上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态度,抓住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努力集中力量去做好这件事情,整理、发表同时进行。第四,巧借东风及时把这些最优秀的成果向学术界做了很好的推广。苏鲁豫皖这个大范围内,再重新聚集联合攻关,做的大一点。技术环节再深化,特别是考古地理学上面说的那些,像选址规律、经济形态、经济领地等,把这些技术环节做好以后,可能破解顺山集文化的基因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建立标尺,或在更大的范围内,包括安徽,我们可以参照基因进行比对。顺山集这么重要,我们怎么去讲好顺山集这个科学故事,如何把这个学术共享,推广到全民,这涉及公众考古的内容了。
陈杰(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研究员)
顺山集遗址的发现,对我们江北地区考古的研究意义很大,在时间节点上非常重要。对我们研究早期的农业起源、早期的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具有非常关键性的意义,我们在这个遗址的工作中,是否能够更加细致地去做,更大程度地提炼信息量。昨天在看韩井遗址现场有些遗迹单位进行了筛选,出土了大量鱼骨,丰富了过去对生态环境,也是对人类食物来源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我想这样的工作继续细致做下去,对提升我们整个考古研究的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广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研讨会的召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因为其遭受破坏而开展的主动性抢救发掘,体现了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也体现了广大民众对遗产保护的热情和关注。“必然”体现了南博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苏鲁豫皖课题意识的实践;体现了南博人对中国考古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包括田野发掘、谱系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报告攥写等。顺山集文化的定名符合考古学文化定名原则。从发掘角度来讲,近代考古学发掘有很多范例,如殷墟、半坡等重要遗址。新时期考古发掘应有四大理念、埋藏学理念,、聚落考古理念、多学科综合研究理念和遗产保护理念。顺山集遗址的工作是本地区的起点和开始,还有系统长期的工作,学术未有穷尽。
张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博士)
我想从淮河中游的角度来谈顺山集遗址,顺山集的文化面貌和沿海区域的后李文化、跨湖桥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从淮河中游,包括双墩、石山子、小山口下层的文化面貌来看,可能和淮河上游的贾湖、太湖西北的骆驼墩、神墩等这些七八千年的遗址的文化面貌更相似一些。从聚落选址的角度,顺山集遗址,包括濉河上游的小山口、古台寺等遗址,它离低山的资源都很近。我们调查的双墩文化这一时期的遗址,都是离山地比较远,依托低矮的岗地,海拔高度都在20
米左右。双墩遗址和淮河中游的石山子的文化面貌比较接近,时代大体相当。北边再早一点是小山口下层,出土器物比较少,标本都很零星,还包含一些细小石器,可能时代上更早一些,和顺山集在时代上应该是大体相当的。
张小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士) 2012
年顺山集发掘的时候,我们沿着泗县的几个残丘岗地的边缘和一些大河的两岸,很幸运发现了一处和顺山集遗址一、二期内涵基本相同的遗址,另外发现两处和双墩同时期的遗址。石山子一期也是以釜为大宗,带鋬釜、花边釜和叠唇釜是石山子一期和顺山集遗址一、二期相同的文化因素。小山口一期的材料过于细碎,仅从发表的来看,时代大体一致,但测年却晚了一段,为距今7700
到8000 年,且其文化面貌又与顺山集三期不一样。
毛颖(《东南文化》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的工作有两大使命,一是探索地域文明,一是保护文化遗产,这两条也是我们办刊宗旨中四句话的前面两句,后面两句是:引领学科建设,培养专业人才。我们也是尽最大努力朝这两个方向来做。顺山集文化从它本身发现的意义和重要性上,确实是极其重要。
赵辉
通过这次会议,我有非常大的收获。一天半的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韩井、顺山集遗址,观摩了这两个遗址遗址以及赵庄遗址的出土文物,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苏北考古的新进展,在会议上我们听取了韩井遗址考古发掘者的工作汇报,和十位代表的重点研究报告,各位专家也在今天上午就遗址的发掘收获发表和交流了重要的学术见解,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受启发的观点,比如邹厚本先生所说的基础研究,我非常赞同这个概念,再比如说宋建先生很有哲学的提法:人在驯化动物、植物的过程中,也在驯化我们自己。因此,正是因为有这些非常新颖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始终很热烈。这一连串紧凑的学术活动,我有两点突出的感受:第一,顺山集、韩井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苏北至安徽濉河流域8000
多年到7000
年之间这一批文化面貌非常突出的文化遗存,就目前的材料看,我非常同意顺山集文化的命名,在它的早段,和后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它稍晚时期,又和跨湖桥等有比较多的联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倡导了苏鲁豫皖地区的研究工作,今天,苏鲁豫皖和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都在,我从专委会的角度提个建议,看看这个课题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深化,是不是采取一个稍微密切一点的联合交流的形式,共同地把这个问题往前推进。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17日第7版)

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由南京博物院、泗洪县人民政府主办,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泗洪县文广新局承办的“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在泗洪县召开。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报社、上海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共30位知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论证会。17日上午,与会专家实地考察了韩井、顺山集两处遗址考古现场,并观摩出土文物。17日下午的会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分别主持。首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所顺山集考古队对顺山集遗址考古成果进行工作汇报,随后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对顺山集遗址考古成果进行论证,最后来由自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先生做总结发言。

在“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上的致辞

江苏省文物局局长 南京博物院院长 龚良

十月,素有小阳春之称,江淮大地,硕果累累,金瓯一片。当我们还沉浸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喜悦之中,又迎来了此次《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考古成果论证会》,迎来了来自祖国各地的文物考古专家。首先,我代表江苏省文物局和南京博物院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位专家不辞千里之远、不顾旅途劳顿、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本次考古成果论证会表示诚挚的感谢!

江苏,地跨江淮,人杰地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物资源。多年来,江苏考古在在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六朝考古等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发现与研究成果,尤其是近若干年来,江苏考古除了在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京沪高铁等国家和省级大型工程建设考古方面有突出的成绩外,在探索地域文明、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泗洪顺山集遗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顺山集遗址位于泗洪县梅花镇,遗址总面积达17.5万平方米。2010年3月至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经过两年的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首先,确认顺山集文化遗存为目前江苏境内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内涵可分为三期,最早年代距今8300~7500年之间。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相同,属同一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三期遗存面貌差异较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因素浓厚。三个时期遗存均以釜为主要炊器,并搭配陶灶、支脚组合使用。一、二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典型器物组合为釜、罐、钵、盆、灶、支脚等;三期陶器中夹砂红陶占绝对多数,并常见羼和植物碎末现象,典型器物组合为釜、罐、圈足盘、豆、钵等。

其次,确认顺山集遗址为一处重要的史前环壕聚落,发现了江苏境内年代最早的环壕。环壕内面积近75000平方米。在聚落内部揭露出分属二、三期时期墓地各一处。二期墓地位于遗址西北环壕外侧区域,共清理墓葬70座,墓地明显经过规划,墓葬成排分布,以单人葬为主,并见有少量的双人葬及多人葬,头向北,多数不见随葬品。三期墓地位于遗址西南,共清理墓葬22座,墓葬多为南北向,头向南,部分墓葬随葬品较为丰富,随葬器物组合为釜、圈足盘、钵、壶及器盖等。另外还清理出浅地穴房址和地面式房址共5座。

其三:通过考古研究发现顺山集遗址一、二期遗存为一种全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它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该区域在距今8300~7000年间曾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分布着以顺山集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并与淮河上游、海岱地区及长江中下游诸区域发生着广泛而持久的联系。

“江淮河济、谓之四渎”,长期以来,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把中国腹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系统,把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独立入海的淮河流域一分为二,淮河以北的归入黄河流域,淮河以南的归入长江领域。难以给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以独立的地位和系统的认识。苏秉琦先生生前非常重视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指出:“淮河流域的古文化的渊源、特征及其发展道路诸多问题,在中国考古学中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安徽考古队等考古单位,在苏秉琦先生积极倡导下,开展了“苏鲁豫皖考古课题”研究。在淮河流域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总体说来,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其史前文化面貌依然是扑朔迷离。江苏顺山集遗址八千年环壕聚落的发现,填补了在淮河中下游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大型环壕聚落的空白,顺山集文化遗存的发现,证实了苏先生在三十多年前所说的“很可能在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的学术论断。

顺山集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对探索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资料。对重新认识淮系文明本身和淮系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会议,说是考古成果论证会,也可以说是淮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学术讨论会,交流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畅抒己见,不吝赐教,给我们的以指导。帮助我们把顺山集这类文化遗址发掘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弘扬好。

裴安平(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这个遗址非常好、非常重要,是江苏最早的史前遗址,也是和淮河流域上游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年代相当的遗址,尤其是原来淮河下游的青莲岗文化,其文化面貌不太清晰,这次发现的顺山集遗址出土的器物文化面貌清晰,而且年代较早,因此,从学术上来说,它填补了一个空白。第二,它不仅发现了聚落,而且还发现了环壕聚落,以前发现的长江以南的一些早期遗址都是围沟,规模都较小,顺山集发现的已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环壕,这样的规模,目前只在新郑唐户遗址发现的环壕达到了这个级别,为我们研究淮河下游八千年以前遗址的聚落形态提供了一个范例。第三,以前人们根据贾湖的发现,认为八千年前水稻只分布在淮河以南,顺山集遗址内水稻的发现,是在淮河以北,使我们对早期稻作农业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内容。第四,在顺山集遗址有很多彭头山的文化因素,像这里被称为“釜”的器物,在彭头山是占多数的;第二就是双耳罐,双耳罐的形态与八十垱的一模一样;第三是早期的釜,也是经典的样式;第四就是这里第三期的圈足盘,包括那件折沿凹面的釜,在汤家岗文化早期,大概七千年左右,就很典型了。还有花边口釜,在浙江上山遗址也见到了。这些因素我们可以考虑,时间上有共时性,地域上有这么多的联系,我觉得不是一件小事。

黄建秋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顺山集遗址文化遗存内涵非常丰富,遗迹有环壕、墓葬、居住遗址,遗物也很多,另外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一些有很多的加工痕迹。在顺山集这个时期,制陶工艺已经非常成熟,自身特点非常鲜明。从宏观来看,在八、九千年前,在同一个时代的新石器文化,器类上都差不多,宏观上器物有共有性,但微观上看,各地都有自身的特点。在地理上很难将顺山集划到哪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中,如果顺山集是一个孤立的点,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顺山集类型提出来,但它不是一个点,因此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角度来说,它基本上符合了命名新文化的特点和要素,时间上大致距今8000~8300年,它的文化内涵、遗迹遗物都有自身的特点,可以提议把顺山集遗存作为一个新的文化予以命名,称它为顺山集文化,它填补了淮河下游地区及新石器早期或中期偏早阶段的空白。从器型、石器制作,或从它的陶器烧制技术上来看,顺山集文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新石器文化,往上它还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为我们下一步寻找顺山集文化的源头,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另外,在发掘中淘洗出一些米粒或者碳化米粒,这不仅解决了这个时期人类的主食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促使我们考虑研究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顺山集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淮河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提供重要基础,也为今后进一步考查考古学文化,提出了新的课题。

宋建(上海博物馆考古部 研究员)
以顺山集为代表的这支文化,其重要性有:第一,在时间上把江苏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向前推了一大段,尽管青莲岗文化很早提出来,但实际上现在对青莲岗遗址还有很多反思的必要。在青莲岗的基础上,顺山集的发现实际上为梳理淮河流域新石器时期中期偏早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时间点比较重要。第二,在位置上它位于淮河下游,与安徽、山东交界,与河南南部同属淮河流域,在周边地区发现了很多七千到八千年前时间比较接近、位置相邻的文化,在这个位置点上又发现了新的地点,可以同以往山东、安徽、河南的发现做个对比。从器型上看有相似性,主要的还是有差异性,可以做进一步的对比。我们在区域类型、文化谱系上的研究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在谱系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样的位置点上发现这个时间的文化,对谱系的研究,体现了其重要性。第三,这个遗址文化属性比较单一,一二期在时间上有延续,三期同一二期有所不同,它是一个聚落在发展过程受到的影响或发展程度有一些不同,但总的来讲,它是聚落的一个发展过程。像这样文化内涵比较单一,基本上没有被晚期进行很严重的破坏,为将来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第四,它不是发现一个点,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同时发现这么多的点。聚落形态的研究不仅仅是聚落本身的研究,包括聚落之间的相互联系,它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在考虑顺山集的重要性时,在一个小的空间范围、地理区域里,有这么密集的分布,应在强调遗址重要性的原因里突出这一点。

高蒙河
上午参观工地,已经感觉到了一种震撼,一种出乎意料的发现。在库房看到丰富多彩的器物,感觉已经够命名一个文化。首先,我觉得从遗迹遗物上看,可以命名“顺山集文化”。第一,遗址保存比较好,遗址的完整性、保护的力度性、利用的可持续性,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保存、保护比较典型的遗址。第二,这是一个比较丰富的典型聚落,有一定的布局、有一定的规划,已经清楚地展现出来。因此,在这些方面,包括时间早的程度,空间重要性也好,它同安徽、河南,甚至青莲岗,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范围,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跨度内,都为进一步研究淮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提供了材料。它也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在一南一北这样的交汇位置上,这样典型的遗址,它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建议可否将青莲岗文化纳入“顺山集文化”的研究体系中,能否进一步分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时代的分期,将青莲岗文化做进一步的梳理总结,看看其与这个文化在年代、内涵、谱系上有什么样联系。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首先,这个遗址的内涵丰富、保存较好,环壕、房址、墓葬等,种类都很齐全,从陶器的文化面貌上,三个阶段非常清楚,特别是一二阶段的敞口釜和双耳罐,不仅和湖南彭头山有很多的相似处,和浙江上山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上山文化稍微原始一些,上山文化只是在钱塘江以南的浙江中部,发现十几个点,在浙江北部,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之前,早期新石器还没有突破。从这个遗址来看,一二期特征非常明显,花边形釜,与马家浜文化的釜,浙江发现的花边形豆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个遗址或这个文化不仅是淮河下游的文化之源,也为长江下游,像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找到了某种源头,表现了东南沿海之间,在早期南北之间的一种交流。这个遗址以一二期为代表的遗存,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化,赞成命名为新的考古学文化。另外,在一期灰坑内出土的玉管有明显的管钻技术,对研究玉器起源、管钻技术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三期出土那件玉锛的玉料很好,与马家浜、河姆渡的玉料不同,值得关注。

靳桂云
前面几位都是从考古学文化面貌角度谈顺山集、韩井这一类文化遗存的意义。我从生业经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遗址的测年相当于新石器中期偏早的阶段,这个时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这个时期人们的生业经济方式,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取食,我们的认识有限。顺山集这一类遗存的生业经济的综合研究、系统分析,将为我们认识整个中国,特别是黄淮、江淮地区的生业经济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建议将来顺山集遗址系统地进行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把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发现的陶器、石器,石器加工的痕迹相结合,分析这个阶段的生业经济方式。人骨保存虽然不是很好,还是可以做一些人骨同位素、古人类食谱、牙齿健康状况的分析。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山东后李发现的稻是野生稻,我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那么顺山集发现的稻是野生稻还是已经驯化了的稻?顺山集发现的稻为我们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认为淮河流域是稻作起源和早期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目前的发现越来越证明确实是这样,比如这个时期的稻是野生稻还是已经驯化的稻,缺乏硬性的指标,如果我们能够开展生态环境、农田系统这样的研究,可能会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很好的证据。

刘延常(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顺山集遗址遗存丰富,比较先进、发达。顺山集遗址的测年是距今8100~8300年,从时间上来说,这一时期山东主要是后李文化,后李文化主要发现在泰沂山以北地区,往东到达胶东潍坊地区。从陶器要素上分析,和后李文化有共时性、一致性,比如圜底釜为主、包括双耳壶、双耳罐、小型平底器等包括器耳的装饰有很多相似性、共时性,但相距五六百公里,比较起来,其差异性是比较多的。如果后李文化在鲁东南地区发现的话,和鲁北地区的后李文化差异会多一些。

孙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上午考察了这个遗址,有这么几点印象:一、遗址靠河很近,和山东后李文化比较接近。二、顺山集遗址周边发现多处同时期的遗址,在山东后李文化也有类似的特点,后李文化上面会有间歇层或晚期堆积。这个遗址堆积丰富,遗迹现象比较齐全。建议下一步对居址区进一步扩大发掘规模,看看是否有更丰富的房址出现。房址虽形制不同,比较简单,但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更接近,后李文化跟晚段的联系反而没有这边表现的这么明显。墓地的布局比较清晰,墓葬多,反映了这里的社会单位比较大。另一方面,从器类上,比较复杂,制作工艺先进,尤其是外红内黑,这种工艺在山东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才出现。对口沿、耳、腹部、肩部的修饰来看,很多特征是在大汶口文化以后才出现。

从陶器形制看,虽然在岳庄遗址发现的后李与北辛文化演变线索比较清晰,但北辛文化的一些特点,如折腹盆,有鋬手、乳钉纹装饰的遗物跟这里更相近,在后李文化表现的反而不如这边的明显。

宫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顺山集遗址非常重要,保存也非常好,出土的文物非常有特点,并且发现这么大的环壕,在淮河流域年代这么早的阶段,很少见,值得花力气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安徽北部,对相当于八千年前的遗存,过去曾经做过一些工作,像前面考古队汇报中提到的石山子、小山口、古台寺遗址,可惜后续工作没有进行下去,研究工作更谈不上。咱们这个模式非常好,发掘和研究工作基本同步进行,及时做了保护规划,这对今后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有利的基础。

吴卫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从80年代后,苏鲁豫皖课题开始,当时我们四个省做了很多的工作,90年代有些消停,虽然大家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显得比较零散。这个遗址肯定是目前淮河中下游地区年代最早的,顺山集遗址一二期年代接近,到三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差异。有一些器型,包括泥质红陶的盆、花边口釜,它的年代究竟到了一个什么年代,虽然说可以和南方地区进行比较,这些因素在太湖流域、长江流域或附近能够看到的比较多,年代上有了大概的定论,它是从淮河往南传播,还是从长江向北传播,还需要我们考虑,也许对遗址往下的年代有帮助。汇报中提到安徽的石山子、双墩、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石山子出土的陶片,在陶质和陶色上和顺山集遗址有很大区别,器型上,有一部分比较接近。双墩遗址在陶质和陶色上和顺山集遗址有些接近,但器型上差距较大,它既和石山子有差别,也和双墩有差别,又有一些联系。最近我们在隔壁安徽泗县做了调查,发现了至少三个以上和顺山集遗址相类似的遗址,将其分布面扩大了。如果将顺山集的年代、器物组合等,梳理出典型特征,再命名为“顺山集文化”也是可以的。

我们从苏鲁豫皖开始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虽然大家一直在干,这一次顺山集的出现给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再大规模地做苏鲁豫皖可能难度比较大,我用当年解放战争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搞一次徐蚌会战,咱们以徐州和蚌埠这一块作为一个中心,范围缩小一点,争取在这方面有新的突破。

郭伟民(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从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遗物来看,它包含了很多地方的文化因素:有淮河中上游的,有山东地区的,有长江中游的,除了陶器的形态,还有水稻、环壕等,说明有多种文化因素在这里汇集。淮河流域这一带在地域上就具有这种交汇地带的特点。关于文化命名问题,主要是有比较稳定的器物组合与遗迹单位在多处反复共存,并且与其他已经命名的文化有差异。作为一个地理和文化的交汇地带,多种文化因素在这里昙花一现也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其文化因素并非很稳定。换言之,交汇地带比较难形成一个稳定的、连续的、长程的一个文化谱系。所以,要对顺山集遗址的形成、使用、延续、变迁过程做更细密更精确的时间划分。比如,各种文化因素是如何汇集到这个地方来的?是否有先后不同?与本地原来的因素又是如何结合的?对本区域的文化过程发生了何种影响?等等。只有细密的时间刻度的划分,才能重建这个聚落、乃至顺山集一类遗存的发生、发展、变迁过程,否则,很难对这个遗存做出一个科学的定位。我关注到,这里确实可以看到某些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子,比如彭头山文化,但是它们究竟是如何发生关系的,目前还不清楚。两地之间,山河远隔,通过什么样的媒介传播?传播的方式怎样?中间肯定有个过程,我们要重现这个过程是极其困难的,至少现在还看不到很明晰线索。

宋建忠(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我谈三层意思,第一层还是要表示感谢,能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来学习,来了解这边的考古工作。南北方因为环境、埋藏不同,我感觉山西包括我们黄土高原工作从发掘上面来看确实要好做多了。第二个就是祝贺,顺山集遗址重要性不言而喻,地处黄淮区域,它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间的点睛之作,可能把我们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东西作为一个桥梁搭起来。陶锉在我们那边发现很多,我们前些年发掘的时候,陶锉在研究和认识上有不同看法,现在也没搞清楚,既然形态上特质上是差不多的,我想用途上可能也有相似之处。再一个就是这么重要的遗址,下一步的推进上面,全方位、多学科研究,是取得更大进展的前提。第三个也是跟大家身同感受,地方政府对遗址的保护,值得钦佩和赞赏,江苏的考古工作做得好跟我们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王炜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顺山集遗址这样一个环壕聚落可能是同时期最大的环壕聚落,时代较早,其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子,像假圈足器,和老官台遗址虽不太一样,在形态上有一些影子在里面。像陶锉,这是仰韶的影子。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像环壕,其年代比关中的要早,对黄河流域有很大的冲击。像陶灶,是最早的,还有圜底器等,都对庙底沟等中原地区有一定影响。谈谈我的一些建议:这三期文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清,环壕是干壕还是有水,环壕有没有门?环壕里面的布局比较复杂,可以进一步勘探解决一些问题。韩井遗址有没有环壕,同期遗址在考古学文化形态上有没有关系?

戴向明(国家博物馆考古部 研究员)
首先,面对新发现的遗址,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时空位置。去年,张弛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论贾湖一期遗存》,将过去的泛裴李岗文化分出较早的贾湖一期阶段,可以和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或小黄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等对应起来。顺山集一二期这个阶段,可以放在第一阶段。顺山集文化面貌特点是南北结合,并有自己的特色。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在这里都有所体现,并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釜的素面特点和后李文化有些像,但整体上比较远,和北辛靠的稍近一些,其形态上和上山、跨湖桥、彭头山有相像的地方。器类组合上,顺山集遗址出土大量的是釜,圜底器,晚一点出现了圈足器,这个时期有大的时代特点,组合有几大器类不同,但各自有特点,所以出现了不同文化的命名,既然有这样不同文化的命名,且兼有这些特点,又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单独提炼出来,命名为“顺山集文化”。

下面谈谈聚落,这个遗址在同时期目前为止是最大的,裴李岗文化中的唐户遗址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不是同时期30万平方米,顺山集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墓地分两块,头向不一样,这体现了它的社会结构差异。对于聚落的变化,从小到大是怎么变化的,人群组成如何等这些方面都可以做很多的研究。下一步再进行扩展,里面的房子如何布局,可以再扩大。随着在淮汉地区,稻作的不断发现,有人认为是不是在这个野生稻分布的边缘地区,是最早农业起源呢,在这里稻作的人工干预迹象比较明显。在中原地区,比如关中、豫西这些地区,贾湖一期到裴李岗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稻作遗存发现,但是往下,到仰韶早期中断了。而在长江流域,从上山到跨湖桥,它是延续下来,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被认为是稻作起源的主要中心。淮汉地区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在这个地区往下是否有延续性呢?这又提出一个问题,对稻作起源再偏北一点提供很大的支持,这是以后需要关注的。发现这样一个遗址,它的来源去向如何,早到什么时候,它的文化面貌是什么样。它的去向,像马家浜、河姆渡中的花边釜,它们中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再晚一点,北阴阳营中的角把器,这里已经出现了,那么,向下延续,马家浜,宁镇地区,偏北一点,它们的来源是否和这里有很大的密切关系,这又是一个学术问题。

李水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从今天所看到的遗迹和遗物来看,对这个遗址的年代和性质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从它出土的90%的夹砂陶来看,放在这个阶段,也是很恰当。这里的情况和淮北基本上一致,与周边地区的连带关系还是很强的。做这个遗址,要有一个课题意识,尽量把苏鲁豫皖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淮河流域处于东南西北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到历史时期,这里都是摇摆、动荡的。这里的水患相当频繁,对文化的成长造成很大的制约,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第二,是文化命名的问题,在这里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关于层位的问题,环壕内堆积的问题,第二期有静水沉积,到后来,为什么第二期开始向里面扔东西,堆积的这么快,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包括房屋的情况,地下水位这么低,是一个什么结构的房屋,这些还需要继续探讨。所以,对一个文化命名的问题,不要过于急于求成。即便是在介绍材料的时候,提到第一期、第二期相连比较紧密,第三期用了不同文化这样的概念,那么,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顺山集这批东西是很独特的,具备命名一个文化的要素,但是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是要细致一些。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社 研究员)
看了遗址以后,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它填补了很重要的时空上的一个空白。刚才,很多先生提到也激活了“苏鲁豫皖”这样一个以前考古学很关注、尚未搞清楚的老课题。八千年前的遗址发现的不太多,这个位置和以前发现的其他地方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和别的几个地方贯穿起来看,可以加深对那些遗址的理解。另外,这个遗址本身遗存也很丰富,有很多新东西。考古队的展示也做得不错,在宏观和微观上让大家能看到很多东西,有一定的收获。这个遗址有环壕、居址、墓地,作为一个聚落,其要素非常齐全,且规模、规格很高,出土文物很丰富。这里有丘陵,有河,环壕是防备什么用的?我认为防自然的可能性大些,像防洪水、排水,防一些动物的侵扰等。当时遗址建在一个什么样的地貌环境上,这不光对理解这个遗址,对理解大范围的八千年前的遗址,是很重要的线索。另外,大家对苏鲁豫皖,江淮地区这样大的课题的认识较模糊,可能和它处于文化交流的有利位置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联系到一个更广的现象——新旧石器时期过渡,旧石器末期海平面低于现在100米,到新石器早期上升了100米,人们在空间上肯定有一个大的调整,我感觉江淮平原这个大喇叭口,人从低处往高处走,对踞今八千年的文化布局有很大影响。这里与后李文化和跨湖桥文化接近程度要比贾湖大的多,这是后来的交流还是早期的一个共同的文化基底造成的?这个遗址激活了很多课题,后续要加强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工作。因此,进一步的保护、研究,现在就应该开始规划,要有更长远的打算。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我想谈两点印象两点建议。一个印象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对这样一个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遗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完整的认识。对于出土遗物遗迹的印象,我赞同刚才很多专家的意见,这些东西很有本地特色。虽然它看起来跟山东半岛,尤其是后李、西河等这些后李文化的关系更密切,跟淮河的中上游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跟长江中下游也有关系,但是总体看起来,它自身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我们可以从陶器、房址、墓葬、环壕等方面分析它的个性,它的本地特性还是相当突出的,所以我赞成给它一个文化命名的观点。两点建议:工作已做得相当多了,但还需要继续做下去。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遗址,想要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继续工作下去是最重要的。把它的布局结构,尤其是埋藏的过程搞清楚,可能非常关键。当然我们对器物群的了解,对遗址的了解,也需要我们加大工作的力度。另外,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大多学科合作的背景。现在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还不清楚,比如,它的环境背景,它是什么样的环境下建立这样一个遗址,在这之前还有没有人类居住活动。地下埋的那些沙、砾石,它是什么样的地质背景,这对我们了解这个遗址的形成过程,非常关键。我赞成考古队对遗址年代、性质的基本判断,但我们对年代也需要继续做工作,比如它的上限和下限。它的整个延续过程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所以从早期到晚期,它的形成过程、埋藏过程,它的年代,也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大多学科合作的力度。它的生业、经济形态,更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力量,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做。过去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在七八千年前,是没有发现水牛的,在这我看到有水牛的角,和长江下游,尤其是跨湖桥、河姆渡这些文化的生业、环境是比较吻合的,在这方面的工作也需要加大力度,继续做下去,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淮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早期的文化。

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首先,我同意前面专家对顺山集遗址考古成果的评价。2010年我曾来过这里,当时这个工地刚开始做,光知道这个遗址有一些新的不认识的东西,但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带环壕的聚落出现。另外发掘探方的选择,关系到通过发掘单位面积提取的古代信息的多少,这个遗址发掘的几个点,面积加起来不是很大,但是都能够有效的提取比较多的资料。建议扩大发掘面积,现在了解了大致的情况,但是环壕的很多东西还是不太了解,比如环壕的门在什么地方,缺口在什么地方,环壕里面的遗址的布局是怎么回事等。环壕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形成的,还是第一期没环壕,第二期有环壕,第三期又没有环壕,但现在我们说不清楚,随着它的经济的发展,到第三期,人口应该更多了,环壕应该更大了,它是不是在周围又建了一个更大的环壕聚落或者因为意外原因搬迁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必须扩大发掘面积,才能够更全面、更细致地揭露这个遗址,把这个遗址弄清楚,然后以此为基础,对苏鲁豫皖这个课题的研究才能有更多的资料。

信立祥(国家博物馆考古部 研究员)
我最近一个月两次来到这个地方,我想谈一些自己的感受。这处遗址的发掘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它的存在时间在距今八千年前后,它的地点位于淮河下游,在江淮、黄淮下游之间,第一次发现这么早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它的学术意义非常重大。提几点建议,一、继续沿着以前聚落考古的做法做一些工作。墓葬区和居住区都找到了,但它的手工业区还没有找到。特别是居住区,还需要发掘一些,对它的社会形态,从目前发掘这么一点面积,我们还不太了解。二、要有一个长远规划,一期二期,显然是连续的文化发展,但是第三期的文化面貌和第一二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这片一二期文化的源头是什么,分布区域有多大,最后的归宿是什么,都需要在规定的区域内长时间的去工作,去寻找。第三期文化是不是一二期文化挪到别处以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发展,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又回到这里,还是另外一支文化来到这里,这些都是今后要解决的。这个遗址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它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
在新石器时代里,石制品往往是受到忽略的。但我觉得在新石器时代,石器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加强研究。这个遗址出土的石器,几件石斧、石锛、石凿制作的非常精细,比较有特色的,像石磨盘、石磨球,在别的地方发现的是磨盘,往往都是长条形的,研磨器是磨棒,这里是一个球体,或者说是扁的饼状,体现了它的特点。从材料、植硅体、孢粉、淀粉粒等方面来加以分析,把它的功能,作用的对象等信息提取出来。第二,关于鹿角制品,在这里看到两件比较精美的鹿角制品,上面有些刻划,有些线条,尤其是那件带有减地雕刻工艺的,有精巧的艺术构思的野猪头的一个形态,像这种遗物,我们要好好研究它的工艺和功能。另一件,它的质地是鹿角,经过一些加工,磨制非常光滑,而且上面有穿孔,它应该不是一个真正的生产用品。它更多的是身份的标示,或其他思维的表达,比如权杖,一头有一个孔,和中间的孔隙是结合起来的,能够佩戴,它是一个非生产工具,其具体功能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看到的石器还没有适合来加工工艺品的工具,提示我们在未来的发掘中能够找到质地更好的,更加适合做这类艺术品的工具。第三,关于艺术造型,我们从鹿角上的雕刻造型,还有一些陶制品上面,最主要的造型有猪、人、猴、熊等,这些材料也是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加以研究的。一方面是研究它的工艺,另一方面,要研究这一类造型所要表达的人类的生产、生活的活动,他们的意念、审美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生存的一种环境。第四,关于动物骨骼,这里动物骨骼非常丰富,大量的都是鹿角,有猪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动物骨骼,很多的骨骼被烧过,很破碎,显然是人类加工、改造、利用的结果。通过这些材料研究古代环境、气候、生态,能够提供当时人类狩猎采集的方式和能力等信息。对研究这个区域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文化技术的发展,人类生业模式的转变,尤其是农业的起源,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个地区从古环境来说,很适宜人类还有其他动物的生存,有很好的继承。我们在这个地方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杨晶(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
从考古工作来讲,像龚良院长讲的,他们这几年一直在做填补空白的工作。头几年像西溪、骆驼墩,他们是围绕着环太湖来研究,原先我们根本就没有环起来。通过西溪和骆驼墩的一些研究才真正把太湖给环起来了。这次又是一个重要的补白,北边的后李是这个阶段,南边的上山也有了这一段的文化,他们就缺这个东西,这次就给找着了。其实他们的工作不是率先的在这个地区开展,刚才有人提到苏豫皖地区,来之前,我导师张先生让我看一下鹿邑武庄遗址的发掘简报。1990年的时候,鹿邑武庄遗址那边发现了环壕,发现了房子,可惜没有追踪下去。从08年开始重视认识顺山集这个遗址,仅仅两年的时间,就获得这么优异的成果,我觉得这确实具有垂范作用。不管是从一期到二期到三期这个时间段,石器和玉器的发现不是很多。尤其是北方多的,是墓葬稍微多一点,在这个区域,相对很少见,所以我想,不管它是哪一期的都应该重视起来,如果现在没有能力研究,我们应该分类保管保藏起来。刚才很多先生已经讲了,那个鹿角,它那种表现手法其实不是全立体而是半立体的,两个侧面一边一只眼睛一颗牙,让人联想良渚文化玉琮转角的表现手法,我们现在能知道是这种表现手法还是最早的。我自己有一个疑问,像安徽的一些遗址,包括定远侯家寨都有一种圆锥形足的鼎,这个遗址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没有三足器是不是本地的一个特点。我也赞同几位先生刚才提出来的把这个遗址的特点好好地梳理起来,以利于下一步的研究。

张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跟大家的感觉一样,感觉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可遇不可求,也许我的感觉会更深刻一点,我本人的工作地点是在河南西南部的汉水流域,汉水流域的中游跟淮汉地区在一条线上。我们很早就想找这个时期的遗址,调查了六个县,看到了有相当于这个时期陶片的遗址,做过试掘,找了几个月一处没找着。后来在我们挖了20年的八里岗遗址的最下面挖到了一点点这个时期的东西,所以我就感觉像泗洪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遗址,还不止一个,确实是很重要。像顺山集这么大的遗址,挖的面积还很小。遗址面积有17万,环壕内面积有7万多,如果我们要比的话,跟这个时期差不多的唐户遗址面积大,如果真是八千年前后的话,它就比唐户要早,贾湖才5万平方米,顺山集就是第一号遗址。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不清楚,比如说环壕里面要是像唐户那样都是密密麻麻的房子,那是一回事,要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房子,就是另一回事,所以要做的工作恐怕还很多。顺山集遗址保存情况并不好,除了顺山集之外,其他的点呢,我觉得应该把一个小区域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保护。为什么我说可遇不可求呢,如果深耕10厘米的话,将来我们再看这个遗址的面积,那又会有多大,有可能将来我们就会说顺山集只有万把平方米。要当一个整体把这几个遗址来做研究,这对我们研究这个时期整个社会有很多潜在可以开掘的课题。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今天来到这个遗址参观,对我本人有个特别的意义,我正在学校给学生上新石器时代这门课,我们知道了有一个顺山集,这个会对于我来说太及时了。它的重要性,刚才好多先生都在说了,填补了时间、地区的空白,这个不再强调了。我们把握一个考古学的现象,一个新的发现,我们总是从文化面貌入手,然后就是年代问题,然后再文化关系的问题,再以后就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他问题。顺山集遗址根据发掘者的分析,第一期跟第二期是联系的,是一个整体。第三期我们一眼能看出差别来,而第三期主要的器类组合等等,陶器都变了。我们听介绍说第三期的墓埋在沟上面了,有沟是一种生活的行为模式,把这个沟废掉,又是一种行为,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间断,现在第三期的材料比较少。仅从文化面貌上来看,第一二期有一大批的东西了,从陶器的组合、房子还有聚落的情况,我觉得加上老濉河的中上游都有类似的发现,尽管这个说的还不是太具体,我想划分一个考古学文化问题不大。第一二期,我们把它叫做顺山集文化的话,年代刚才好多先生也做了分析,和彭头山、裴李岗、贾湖这些遗存相当。它跟后李也是同时的,年代有点错位,但绝对不会是一前一后的关系。我们再讨论一下它的文化面貌,这个地方地处江河之间,淮河流域,四面八方文化因素汇聚到这,从陶器上看,主体部分跟后李还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尽管具体细节不太一样,但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深腹釜,别的文化不是这样。它的建筑是地面建筑,后李那边是半壁穴建筑,后李也有环壕,顺山集的环壕是南方的技术特点:缓,浅,比北方的环壕都要大得多。又有水稻,我们不知道水稻在这个遗址有多大的量,在生业上占多大的比重。这一系列南方的特征、南方的因素比较明显。一定得给它归大类的话,我倒觉得把它和后李划在一起比较合适,这是一个苏北地区的发现,到了山东这一块,它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共同性。陶器群上面,虽然后李的陶器没这里复杂,但主体部分相似。过去我们不太理解,在岳庄遗址发现了很多的稻谷遗存,从气候区上来说,虽然山东靠北一点,鲁东南肯定是淮河流域气候,往北一点,在青岛那一块产茶、有竹林,这都是南方的物候特征,所以从这种自然环境来说,这里划一个区域比较合适,这仅指的是顺山集一、二期的情况。顺山集三期,从文化链来说是断裂的,刚才信立祥先生已经提出这个问题,类似的情况,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以后,在浙江一带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跨湖桥文化在当地没有头,在上山找不到它的来源,再往后走它是不是进入到了马家浜、崧泽也说不清楚。大家把注意力转到长江中游,这儿的情况也类似。我觉得顺山集三期的东西,凹沿绳纹釜,跟跨湖桥的很像,在这也没有源头,也不知道怎么就到后面去了,那么它跟一二期的文化是一个替代的关系?一二期文化到哪去了?这反映出在这个阶段,它是一个范围颇大的一种文化的变迁,不光是顺山集这个点的问题,也不是跨湖桥的问题,把这两个联系起来看,它是一个大问题,长江流域包括淮河流域在这个时间段有一次大的文化波动,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后要关注的一件事。其他的包括社会情况等等,还需要考证,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也很期待从顺山集这个点开始,以它为突破,搞一个徐蚌会战,从一个大范围来看看,来解决一些问题,可能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做出一个很重大的推动。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今天的成果论证会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说长远计划的问题、加强对聚落布局的研究、多学科合作、加强环境地貌以及当时环境变化与人的生活关系的研究等等,包括该文化的年代,虽然这些发掘可能都有考虑,但是专家的这些具有共性的意见,加进去会使论证会的成果更丰满一些。我个人认为,一二期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年代范围和空间范围,不止一处遗址发现这个比较重要的文化特征,这个特征不止陶器,而且包括建筑遗迹等等。我建议将来出一篇简报加一篇论述的文章,等到发表时你这个就会丰满一点,不说一锤定音,起码我们一些慎重的学者他们关心的问题,这段时间你还可以来得及做。我相信这个发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都会有很大的推动。

李伯谦(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教授)
有两点共同的感受,第一点,刚才很多学者都提到,我们深深感到江苏省文物局、宿迁市人民政府、泗洪县人民政府,各级党政领导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对考古工作的支持。第二点,以顺山集遗址等考古工作为例,聚落考古的理念、多学科参与共同协作的理念比较普及了。就顺山集遗址考古成果的论证观点,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差不多,大体上有这么六点:

一、泗洪顺山集遗址是分布于淮河下游地区时代较早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是目前江苏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江苏早期古文化遗址的空白。

二、通过勘探和发掘,确认了顺山集遗址是一处外围有环壕,遗址上有墓地、房址等丰富遗迹的面积约17.5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填补了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聚落考古的空白。

三、顺山集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文化分期清晰。遗址中有集中的墓地,有单人葬、双人葬和多人葬。房址流行地面建筑,房址中间有灶。出土的陶器器型有陶釜、陶灶、陶罐、陶盆、陶豆、陶支座、陶纺锤等。其中陶釜型式多样,演变序列清楚,与出土的陶支座、陶灶等构成稳定的组合。陶纺轮和陶纺锤出土数量众多。石器中多见有加工谷物的圆形磨盘和磨球。

四、顺山集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文物。例如陶器中有较多的泥塑人面和兽面,猪首状的陶支脚等;骨器中有减地浅浮雕猪首状鹿角器,为中国史前早期立雕作品。

五、从文化内涵看,顺山集遗址可分为三期,顺山集一二期文化遗存与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彭头山文化等有一定的联系。遗址中出土的稻谷标本经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100~8300年。第三期遗存具有若干跨湖桥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因素,年代大体相当。

六、顺山集文化遗存,在环壕聚落、圆形地面式房址、使用磨盘、磨球等生产工具、种植水稻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根据其固定的陶器组合、自身独特的文化面貌、明确的时代分期,可以将以顺山集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顺山集文化。顺山集三期遗存仍需继续研究。

12月4日,张忠培先生亲临顺山集工地,指导工作。指出,一二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第六千年,不会晚于这个年代,第三期的年代要晚一点,大约是在公元前五千年的范围之内。一二期可以划分为一种文化。

(《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1日6、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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