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11599增订重编的《夏鼐文集》补充了哪些内容

澳门新葡11599 5

《考古学报》是中国学术界创刊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学术档次最高的考古学刊物。我们在这里纪念《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发扬它所坚持的优良学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八十年的岁月当中,从1946年《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开始,到1980年代初,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是夏鼐先生参与编辑和主编的。我们在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地想起夏鼐先生的治学精神。我体会夏先生的治学特点,概括地说就是: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这十二个字是实实在在的,包含许多生动的实际内容,几句话说不清楚。我想以即将重新出版的《夏鼐文集》为中心,讲一下我所了解的夏鼐先生治学精神。
2000年我们编辑出版过一部三册的《夏鼐文集》,收入夏鼐论著文字141篇150万字。当时由于本人没有做好编辑工作,存在相当程度的遗漏和失误。2011年《夏鼐日记》出版以后,应原出版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要求,花费四年的时间对《夏鼐文集》进行增订和重编。最近将要付印的新版《夏鼐文集》,一部五册,编入论著214篇200万字,比原版篇数增多50%,字数增多将近40%。其中包括:原先未收入的几篇记录稿(例如两份北大的考古学通论讲义、1984年成都考古工作汇会的两次讲话),原先未收入和新收集到的已发表稿,从夏先生家里找到的自存手稿。目前,除若干政治运动中发表的文稿(批判胡适、反右派等)外,夏先生遗存下来的中文论著,都已网罗殆尽。他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已经约请专人将其译成中文,不久的将来也会出版。现在,大家可以更加全面地学习夏鼐先生丰富的学术遗产,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的治学精神。
新版《夏鼐文集》第一册“考古学通论”编的第一文章——夏鼐留学刚回国时的讲演稿《考古学方法论》,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而失收的重要文章。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向在读博士生,根据《夏鼐日记》中的线索找到这篇文章,写了一篇阅读笔记投寄《考古》杂志,使我们得以在新版《夏鼐文集》出书前的最后阶段将其追补进来。夏先生留学回国,于1941年2月3~27日路过昆明落脚,18日罗常培先生约请他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19日开始准备,21日遭遇日机侵扰的空袭警报,他躲在防空壕里写完讲演稿,21日晚前往讲演,23日抄清后交给罗常培转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图书季刊》发表。夏先生这篇五六千字讲演稿,写成于仓促之间,完全没有翻阅参考书,讲述的是他烂熟于心的考古学理念。他讲到考古学方法:第一步为调查,第二步为发掘,第三步为整理研究——即审定时代及文化关系(包括文字记载的证据,层位学、标型学和分布图方面考查),最后一步为综合工作。他说:“考古学家亦犹史学家,各人得依其性之所近而有不同之方向。”又说:“考古学及历史学之最终目的,即在重新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吾人皆能明了人类过去生活也。”
这篇大家前所不知的讲演稿,以及新收1950年代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两份在北大讲授考古学通论的讲义,1962年在西安讲演的《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都是学习与研讨夏鼐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新资料。夏鼐毕生的一系列论著,包括1978年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上,关于“坚持客观真理”的难能可贵发言(时间比社会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早三个月),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实践第一,贯穿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原则。1941年的讲演最后说:“此项综合工作,虽极有兴趣,最易引人。但材料若不充足,稍一不慎,即易成为荒渺之谈。今日吾国考古学之材料仍极贫乏,作此项综合工作者,更须谨慎。将来材料累积至相当程度以后,则此项工作[即综合工作],亦不可少。”当然仍须谨慎。
新版《夏鼐文集》第二、三册,包括中国史前时期、历史时期和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以及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和外国考古研究,基本上没有增加新的内容。第四册“考古漫记与述评、散论等”,是由于分册原因,从原第一册中分解出来的,新增的若干短篇颇具史料价值;第五册“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方面文章”,增加内容较多。这些新增的论著,进一步展现夏鼐先生博学与谨严的治学特点。我想简单地介绍过去未曾发表的新增内容。
《夏鼐文集》第四册,在《裴文中<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的后面,附载了裴老的答辩和夏先生对答辩的许多批注,以及夏先生对裴老随后出版的两本有关小册子所作批注。夏先生对国际上古人类学进展情况的熟悉程度令人叹服。《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的夏先生跋语,除对金属带饰的成分为铝存有疑问外,又指出:青瓷的釉色呈青绿色,并不由于含氧化矽和氧化铝;墓内过道出土的暗红色釉小陶壶,形制与洛阳西晋墓所出几乎完全相同,应非后世盗墓者的遗留;墓砖文字中的“议曹”官名为晋袭汉制,严耕望发表的文章中已有考证,等等。《对宿白同志《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一点商榷》,是根据夏先生自存手稿编入的,所作考证很有意思。宿白先生在《考古》1978年第6期发表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文后有许多考据性注释,第43长注中据《新唐书-西域传》推断,中亚有被突厥掳掠的中原人民集居的“小城三百”。夏先生考证指出,《旧唐书》并没有这方面内容,应是欧阳修根据唐人著作在《新唐书》中增加,经查宋人常引用的唐人关于中亚史地之书《大唐西域记》,载有“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佘户,本中国人也,皆为突厥所掠……”等语。夏先生推测,《新唐书-西域传》可能原作“[南]有小城,三百[余户],本华人为突厥所掠,……”这就是说,中亚并没有三百座集居中原人的小城,而是有一座小城集居三百户中原人。查2O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所收《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文末的注4中
“小城三百”这段话业已删去。
夏鼐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兼具,是大家熟知的。他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熟悉各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所以才能在碳十四断代法发明以后不久,就致力于建立中国的碳十四断代实验室,极大地推进中国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也才能顶住压力约请柯俊先生终于判明藁城铁刃铜钺的陨铁性质,避免了影响国家声誉的一场混乱。
夏鼐先生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夏先生就读清华大学阶段的论著,上古时期对于钱穆课程中“井田制”意见的讨论,中古时期根据《史记》有关记载梳理秦代的官制进行,进行宋代思想家二程和叶适思想的研讨,以及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近代经济史的一些论文和书评,每篇都具有资料翔实、分析缜密的特点。《夏鼐文集》第五册新收的论文:《读史札记》论述“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尽管与陈寅恪讲课的意见不同,却得到大师的称赞,批语:“所论甚是,足征读史细心,敬佩!敬佩!”
夏先生不仅在历史学上具有坚实的根底,而且对逻辑学下过功夫,《宾辞数量限制说之批评》一文是这方面的笔记,所以他论证问题总是非常严密,与其他学者讨论问题时往往提到是否含乎逻辑。
夏鼐先生在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和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对社会科学理论十分关注,他阅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社会学名著。这次新收他在1933年发表的《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体现了他阅读的心得。奥本海默是德国社会学家,在座陈淳同志前几年校译的美国学者罗伯特-L-卡内罗《国家起源的理论》一文(《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将奥本海默归入强制论一派的人物。夏先生的文章在详细介绍奥本海默的国家起源学说之后,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其学说作过批评,指出国家的起源“并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于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是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认为“奥氏概归之于[暴力]一元,似属未妥。”针对奥本海默主张国家发展的趋势是,“经济手段逐渐发达,政治手段逐渐萎衰,以致于最终达到仅有经济手段而无政治手段”的渐变,即由阶级国家突变为无阶级的自由市民团体。夏先生断然指出这“也许在梦想中,永远不能实现”,强调“革命仍是突变所未可免的手段”。
夏先生刚到伦敦时,在不列颠博物馆找到太平天国文献新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旧遗诏圣书》,他非常耐心地对早晚不同年代的两个版本进行校勘,发现早期版本尚存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如有亲人死亡“惨哭哀涕”、“守丧”、“守孝”等记载,后来的版本则将这类文字全删,凡“死”“崩”“卒”等字一律改为“升”,表明包含儒家思想的是初刻本,不包含儒家思想的是重刻本,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经籍版本的争论。罗尔纲对夏鼐的校勘记相当重视,认为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上值得珍重的贡献,写过一段很长的跋语,连同夏先生的校勘记收入所著《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一书之中。
《夏鼐文集》第五册新收的论文中,夏先生为南海七洲洋问题写给谭其骧发生的几封信,为扶桑国与美洲发现问题写给罗荣渠的几封信,也都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考据。他的《真腊风土记校注》更被誉为“出类拔萃的古籍校注”,“代表了当前这方面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些,我就不具体说了。
另外,我想再说几件事:
关于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夏鼐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的文章,具有推进健康发展的划时代意义;虽然他又强调考古学文化是一个族的共同体,但是不赞成轻率地直接用历史上的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认为那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
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对于古史传说资料,他曾当着徐旭生老先生的面不客气地说,应该认识到这类资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夏先生在登封王城岗发掘的会议上的讲话,着重从澄清基本概念上引导大家周密思考:“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所谓“禹都阳城”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这和孟子距今的时间差不多),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等等。
夏鼐先生特别注重明确基本概念:谈论冶炼钢铁,你要弄清楚含碳量的差别;研讨文明起源问题,你要弄清楚文明的定义和标志是什么。对待事关国家和单位声誉的重大学术问题,绝不允许信口开河。百家争鸣,与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毕竟是两回事情。
研究古代科技方面的问题,既要懂得现代的有关知识,又要从中国古代的实际出发。夏先生对洛阳西汉墓星图和敦煌星图的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典范。关于洛阳西汉壁画墓星图,开始曾有学者对比现代星图进行解说,由于不了解中国和西洋古代天文学的差异,所作解说多有不当。先生从辨明正确的研究方法入手进行讨论,提出:这星图的内容,并非比较全面地表现北天的星象,仅是选取少数星座作为象征,因而只能用中国古代星座对照,不能用现代星座对照;这星图是西汉末年的,对比材料应以年代接近的《史记•天官书》为主,而以《晋书•天文志》作为补充;比较不能漫无边际,应注意北天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制星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
夏鼐先生长期担任《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的主编,从来不等当甩手掌柜,经常亲审稿件和清样(包括外文目录和提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审阅发掘报告,将文字与图、表对校,查核引用文献,甚至纠正错别字(往往拿着字典告诉你)。大约1958年,我写一个什么材料,夏先生审阅时发现用错一个字“祔”,说东周大墓有祔葬的车马坑……我记得郭宝钧先生用过,夏先生给我看字典“合葬曰祔”,至今我牢记不忘。近年仍不断有人沿袭此误。但凡用字,不清楚就查字典,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古书上的字词,往往有特定的含义,不能从现代的字面上想当然,前些年有人在《考古》上争执“墓祭”问题,没有弄清楚基本概念,说的话驴唇不对马嘴。所内外许多同志将自已的文稿送请夏先生审阅,被订正文稿中的一些错误,事例多多,见于《纪念文集》和《考古》杂志上回忆文章的就有不少,还见于夏先生写给友人的书信。钱钟书、吴晗的诗文都曾被他挑出过硬伤。这方面材料有待收集。
最后再说一个谨严的事例:考古所集体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一书交付出版以前,《甲骨文合集》已经出版有年,原拟沿袭下来称之为“殷周金文合集”。夏先生为该书撰写“前言”时,认为这样不妥,他说将现成的书合编才能称为“合集”,例如《饮冰室合集》,将许多书打散了重编,如同《古今图书集成》,则应正名为“集成”,所以我们只能将书名确定为《殷周金文集成》。坚持一定要改正过来。
夏鼐先生的博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他是手不释卷、无所不读,善于闹中取静。从《夏鼐日记》中可以获知这方面的情况。
《夏鼐文集》和《夏鼐日记》,都是夏先生这位一代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地珍视,有待于深入地研讨。我们一定要发扬夏鼐先生身体力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谨严学风,把《考古学报》办得更好,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符合时代要求,跻身于世界考古学的前列。

将出版的五册本《夏鼐文集》,与2000年出版的三册本相比,收录的论著文字从141篇150万字,增加到213篇200万字,篇数增加50%,字数增加将近40%。新增的内容包括:原先未收入的记录稿;原先未收入和新收集到的已发表稿;夏先生家属提供的自存手稿。现在,夏鼐遗存下来的中文论著,业已基本收录齐全。澳门新葡11599 1澳门新葡11599 22000年版《夏鼐文集》原收有《裴文中〈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新版第六编在该文之后附载了裴文中先生的答辩和夏先生对答辩的一些批注。图为夏先生对裴先生答辩文所作的批注。
夏鼐(1910—1985)先生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推进中国考古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对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作过精湛而深入的具体探讨,取得享誉中外的杰出成就。
夏鼐先生去世以后的二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整理他的论著资料。2000年夏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出版了三册本《夏鼐文集》。随后在2010、2011年,出版了《夏鼐先生纪念文集》和《夏鼐日记》。最近几年,又增订重编了《夏鼐文集》。经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这部重编的五册本《夏鼐文集》,现在终于可以出版了。澳门新葡11599 3陈寅恪先生写有批语的文稿
即将出版的五册本《夏鼐文集》,与2000年出版的三册本相比,收录的论著文字从141篇150万字,增加到213篇200万字,篇数增加50%,字数增加将近40%。新增的内容包括:原先未收入的记录稿;原先未收入和新收集到的已发表稿;夏先生家属提供的自存手稿。现在,夏鼐先生遗存下来的中文论著,业已基本收录齐全,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研讨夏先生丰富的学术遗产,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的治学精神。
新版《夏鼐文集》的分编,与旧版基本一致。原第一编“考古学通论与考古学史”,因新增内容较多,进一步区分为“考古学通论”和“考古漫记与述评、短论等”,前者仍为第一编,后者则为第六编。原第二、三、四、五编基本上保持原状,包括中国史前时期、历史时期和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以及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和外国考古研究,大体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原第六编
“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方面文章”现为第七编,增加不少新的内容。
第一编“考古学通论”中的第一篇文章,夏鼐先生留学回国之初的讲演稿《考古学方法论》,是过去因我们疏忽而失收的重要文章。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位在读博士生根据《夏鼐日记》透露的线索找到这篇文章,使我们得以在新版《夏鼐文集》出版前的最后阶段将其追补进来。夏鼐先生留学回国时,于1941年2月3—27日途经昆明停留,21日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了题为《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其间因遭遇日机侵扰的空袭警报,曾在防空壕里写稿,事后在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图书季刊》上发表。夏先生这篇6000字的讲演稿,虽然写成于仓促之间,没有翻阅参考书,但讲述的都是烂熟于心的考古学理念,因而弥足珍贵。他讲到考古学方法:第一步为调查,第二步为发掘,第三步为整理研究——即审定时代及文化关系(包括文字记载的证据及层位学、标型学和分布图方面的考查),关于最后一步的综合工作,夏先生着重论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认为:“考古学家亦犹史学家,各人得依其性之所近而有不同之方向。”又说:“考古学及历史学之最终目的,即在重新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吾人皆能明了人类过去生活也。”
这篇我们前所不知的讲演稿,以及新收的1950年代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两次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的讲义、1962年在西安讲演的《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都是学习与研讨夏鼐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新资料。在夏鼐先生毕生的一系列论著,包括1978年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上关于“坚持客观真理”的难能可贵的发言中(时间比社会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早三个月),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实践第一,贯穿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基本原则。他在1941年演讲的最后说:“此项综合工作,虽极有兴趣,最易引人。但材料若不充足,稍一不慎,即易成为荒谬之谈。今日吾国考古学之材料仍极贫乏,作此项综合工作者,更须谨慎。将来材料累积至相当程度以后,则此项工作,亦不可少。”即仍须谨慎对待。夏鼐先生的一系列论述,无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澳门新葡11599 4夏鼐先生(1910—1985)留影
《夏鼐文集》其他各编原有的那些名篇,脍炙人口,早有定评。
新增的论著,则进一步展现夏鼐先生博学与严谨的治学特点。2000年版原收有《裴文中〈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本版第六编在该文之后附载了裴文中先生的答辩和夏鼐对答辩的一些批注,以及夏先生对裴先生随后出版的关于世界各地人类化石新发现和考古与第四纪地质工作新方法的两本小册子所作批注。夏先生对国际上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地质学进展情况的熟悉程度令人叹服。《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之后夏先生的跋语中,除对金属带饰的成分为铝存有疑问外,又指出:青瓷的釉色呈青绿色,并不是因为含氧化矽和氧化铝;墓内过道出土的暗红色釉小陶壶,形制与洛阳西晋墓所出几乎完全相同,应非后世盗墓者的遗留;墓砖文字中的“议曹”官名为晋袭汉制,严耕望发表的文章中已有考证,等等。《对宿白同志〈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一点商榷》,是根据夏先生自存手稿编入的,对于后学颇有启迪。宿白先生在《考古》1978年第6期发表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文后第43号长注根据《新唐书·西域传》推断,中亚有被突厥掳掠的中原人民集居的“小城三百”。夏先生指出,《旧唐书》并没有这方面内容,应是欧阳修根据唐人著作在《新唐书》中增加的,经查宋人常引用的唐人关于中亚史地之书《大唐西域记》,载有“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皆为突厥所掠……”等语。夏先生推测,《新唐书·西域传》可能原作“[南]有小城,三百[余户],本华人为突厥所掠,……”这就是说,中亚并没有三百座集居中原人的小城,而是有一座小城集居三百户中原人。查20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一书,所收《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业已将文末注43中“小城三百”这段话删去。这应是宿白接受夏先生意见后所作修正。
第六编中新收入的文章有:《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前辈学者马衡、杨树达、王献唐和英国考古学家叶慈、柴尔德、吴理的传略,以及夏鼐本人为陈请延长留学年限写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长信、1984年在考古发掘汇报会议上题为《文物和考古》的报告等,均具有学术史上的价值,自不待言。澳门新葡11599 5
夏鼐先生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的功夫。《夏鼐文集》原收有夏先生就读清华大学阶段的论著:上古时期对于钱穆师课程中“井田制”意见的讨论,中古时期根据《史记》有关记载梳理秦代的官制,进行宋代思想家二程和叶适思想的研讨,以及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近代经济史的一些论文和书评,每篇都具有资料翔实、分析缜密的特点(2000年版属第六编,现属第七编)。
第七编新收入的论文《读史札记》,论述“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此文尽管对陈寅恪师课程中的论点提出异议,却得到称赞,陈先生批语称:“所论甚是,足征读史细心,敬佩!敬佩!”
夏先生不仅在历史学上具有坚实的根底,而且对逻辑学下过功夫,《宾辞数量限制说之批评》是这方面的一篇笔记。所以他论证问题总是十分严密,与其他学者讨论问题时也往往注重是否合乎逻辑。
夏鼐先生在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和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对社会科学理论十分关注,阅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社会学名著。文集新收入他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学习心得《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奥本海默是德国社会学家,属于强制论一派,主张国家起源于暴力的征服与平定。夏先生的文章在详细介绍奥本海默的国家起源学说之后,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其学说进行了批评,指出国家的起源“并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于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是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认为“奥氏概归之于[暴力]一元,似属未妥”。针对奥本海默主张国家发展的趋势是“经济手段逐渐发达,政治手段逐渐萎衰,以致于最终达到仅有经济手段而无政治手段”的渐变,即由阶级国家突变为无阶级的自由市民团体,夏先生断然指出这“也许在梦想中,永远不能实现”,强调“革命仍是突变所未可免的手段”。
夏先生刚到伦敦时,在不列颠博物馆找到太平天国文献新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旧遗诏圣书》,他不厌其烦地对早晚不同年代的两个版本进行仔细校勘,发现早期版本尚存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如有亲人死亡“惨哭哀涕”“守丧”“守孝”等记载,后来的版本则将这类文字全删,凡“死”“崩”“卒”等字一律改为“升”,表明包含儒家思想的是初刻本,不包含儒家思想的是重刻本,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经籍版本的争论。罗尔纲先生对夏先生的校勘记相当重视,认为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上“值得珍重”的贡献,写过一段很长的跋语,连同夏先生的校勘记收入所著《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一书之中。现在,我们将夏先生的这两篇校勘记,连同罗先生的跋语一并收入《夏鼐文集》。
《夏鼐文集》第七编新收的论著,还有夏先生为南海七洲洋问题写给谭其骧先生的几封信,为扶桑国与美洲发现问题写给罗荣渠先生的几封信,也都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考据。而他的《〈真腊风土记〉校注》更被有关专家誉为“出类拔萃的古籍校注”,“代表了当前这方面所能达到的水平”。再如《抗战时期温州经济情况》,概述了抗战时期温州地区的经济状况;《双屿山的惨剧》,真实地记述了作者在日本侵略军侵扰温州期间亲历的惨剧,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夏鼐文集》增订重编的过程中,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怀与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鼐文集》执行主编。本文是作者为重编本《夏鼐文集》所作编后记,此书将于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原文刊于:《文汇报》2017年5月5日第8、9版)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