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提供新资料 运用考古学探究国家起源

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通常依据的资料有三大类: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实例和考古学发现。前两类资料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只有考古学正在不断提供新的资料,从而推动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大量的考古发现引起人们对中华文明探源的新热情。由于不少学者都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命题,国家起源研究也自然成为我国考古学热议的话题,许多著名考古学家都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苏秉琦在1993年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和演进的“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把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作为原生的古国的典型。但他对“古国”只是笼统地说是“已达到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并未作严格的定义。严文明在1995年的一次演讲中,把中国古代国家的早期发展总结为“古国”和“王国”两个阶段,但他所说的“古国”指的是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遗存,认为其发展水平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酋邦”,或可称为“原始国家”。张忠培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良渚文化也是可以早到距今五千年的“古国”,后来又改称为“神王之国”。李伯谦在研究“古国”时有自己的创见,他从2005年起就把“古国”分成了不同类型,认为有的古国单纯崇尚神权,有的古国则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有的古国则军权、王权并重,不同的模式导致不同的发展前途。仰韶古国军权、王权并重,避免了社会财富的无谓浪费,把握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最后突显王权,发展成为“王国”。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用以讨论国家起源和形成有相当多的困难,需要我们注意其中的一些问题。第一,由于考古遗存本身的片断性、残存性,田野工作又不能在短时期内揭露全部遗存,所以考古案例往往存在很多缺陷。例如,苏秉琦在1985年就提出,要把与红山文化坛庙冢相应的典型聚落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但30年过去了,还没有发掘过这样的典型聚落遗址,还只能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对“红山古国”作逻辑推论。第二,目前对部分重要考古遗存的年代还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可早至仰韶文化晚期,但多数研究者把良渚文化归为龙山时代。第三,处于不同自然环境、各有自身文化传统的考古遗存,即使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下也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因而各个考古案例的比较切忌表象化和简单化。例如,北方地区积石冢的传统突出,以致有“东方金字塔”之称;中原地区夯筑城墙起源甚早,仰韶晚期就出现了西山古城,实在很难说哪一种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第四,在对考古物化现象进行分析时,切忌粗枝大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研究的成果逐步细化。例如,我国考古学很常用的把墓葬分级的研究,出现了级差,但究竟是等级社会、分层社会,还是阶级社会?这需要参照人类学实例和中国的史籍记载,认真考察不同级别的差异所在,结合与之相关的遗存现象,才能使认识深入一步。
总之,从考古材料探究国家起源过程的理论建设,需要进一步开展有计划、有目的的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应按科技考古的要求获取更多样的资料,并对资料运用新的科技手段以获取更多的古代信息;同时应在不断积累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总结。因此,这种理论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后,还应加强对古代中国国家形成动力的研究。(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09月26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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