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11599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进展及学术意义

澳门新葡11599,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石峁遗址东城门的位置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翌年扩大发掘,整体揭露出东城门,从而确认了石峁是一座始建于新石器时代末的巨大古城。由于这一发现,石峁遗址在中国史前文明形成总进程中的重要性被第一次揭示出来。石峁也就立即成为学术界众目所望的热点。在此后几年时间里,围绕石峁古城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我看来,这些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厘清了城址年代和分期,其文化面貌可以分三期,年代跨度约在2300B.C~1800B.C左右。也发现城址的始建、使用和扩建再到废弃和文化面貌的分期有一定的契合关系。
2.经过全面仔细的踏查、钻探和对重点区域的发掘,已经对石峁城址的形制,皇城台、内城和外城的三重结构有了整体的把握,对外城东城门的结构及城墙的建筑技术和特点有了深入了解,还获得了有关城址内部的聚落布局若干初步的但至关重要的线索。尤其是新近辨认出来的一条从皇城台下连接四、五百米远的麻黄石台的大道,大道两旁及麻黄石台上石堆遍布,再结合皇城台上大型夯土基址、水池等一系列高等级建筑的情况,意味着这一线是石峁城址内最为重要建筑区,也即城址的“中轴”。而在游离于这片核心区之外的后阳湾、呼家洼等若干地点发现的墓地、房子等,以及在石峁城外发现的望哨遗迹等,也初步显示出了石峁聚落格局的复杂样态。
3.石峁城址以其恢宏的气势直观地显示着公元前2000多年当地文化、社会的发展高度。不仅如此,考古发现的人头骨坑、大型墓葬、大型建筑等,进一步揭示出石峁社会组织的社会分化状况。因此,有关石峁社会发展程度、性质等问题的探讨,正在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4.我们欣喜地注意到,为了进一步揭示石峁的社会生活状况,一个缜密的综合研究计划业已形成,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和诸多研究者、研究机构通过不同方式参加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模式正在石峁考古研究中全面开展,并且已经在遗址的古代环境复原、资源、农业生计内容、居民族群和社会结构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
5.石峁并非孤立的存在。为此,石峁的考古工作者在遗址本身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在秃尾河流域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又对寨峁梁等遗址进行了发掘。结合上个世纪80年代内蒙古岱海、大青山南麓和晋中地区的考古发现,十多年前在陕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所得,学术界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河套地区史前文化的滥觞到繁荣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聚落群结构的变迁。在对这个宏观进程把握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触及到在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河套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的独特地位的重要问题,开始思考当地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具体方式、特点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我注意到,这个地区内大型聚落、中型和小型聚落中,都有一个类似皇城台的高级核心区域,只是因聚落不同,其核心区的大小各异,在小型聚落里,也许只是众多窑洞簇拥的一座石砌建筑院落而已。这种情况似乎意味着聚落的建造依据了统一的设计蓝图,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的特点。其背后,应当有其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更深刻的原因。但这种贯彻在大小聚落中的一致性,至今在其他文明区内尚未发现。
6.通过对石峁城址的形制、墓葬形制、出土的铜器、玉器、陶器等文化遗存的面貌分析,使我们了解到,河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相邻地区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学术界早已注意到这个地区和西南方向的齐家文化之间存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学术界近年来对冶铜技术的东传过程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提出北方草原地带很可能是其重要的东传路线,因此,以石峁为中心的河套地区和北方草原文化之间应当存在文化交流,就成为合情合理的推测。第三,河套地区曾经对关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带来过强烈影响,而不是相反,则是学术界最近得出的另一项比较一致的认识。在很长时间里,有关中原、关中地区和河套地区的文化关系上,学界一般将后者视作被动的方面,在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也始终受到相对忽视。但石峁古城所显示的龙山时代北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大量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所以,石峁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点之一,其所蕴含的重大学术意义也促成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的“河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立项。其实,这项研究还涉及到一个更长久的历史过程,即直到秦帝国建立之前,华夏集团和羌、狄、戎、胡等北方民族的反复折冲就是在这一舞台上展开的。龙山时代,可谓是这个长达两千年历史过程的开端。
当然,与各项考古学研究开展的同时,围绕遗址的保护规划制订和各种保护工程也正在加紧展开。
以上所举围绕石峁遗址展开的研究仅仅是我关注到的那些部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我认为这几项研究既为根本,也代表了这一宏大课题今后展开的方向。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成果之大部分是在最近短短5、6年时间内取得的。所以,我们在享受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必须对石峁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和所有参与其研究的学术团体、个人表示崇高敬意。(本文为作者在“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2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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