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红山玉文化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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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是刘国祥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全面系统收集、分析红山文化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亲身25年的田野考古实践而完成的一部考古学力作,分上、下两册,共150万字。他在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同时,能够完成如此优秀的专著,实在令人佩服。笔者身为以古玉研究为专业的博物馆员,从这套书中也是受益匪浅。
从该书序文中得知,作者原本的论文题目是《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研究》,但其导师王巍研究员建议他以红山文化为专题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探索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对中国文明起源总体进程的影响。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积累和研究现状看,确实需要一部整合红山文化全部文化分期、分区、类型、年代,深入探索红山文化遗址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并能扩及红山与其他文化关系的综合著作。
全面展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甚广,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赤峰、通辽及邻近的吉林省西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从自然地理观之,这一区域地处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许正因地处这四通八达的位置,多方文化会师激荡,才发展出在五千年后还令人惊叹神往的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研究》不但对庞杂的考古资料作了清晰的梳理与组织,对学术史的发展也作了深入探索,充分借鉴和吸纳红山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如书中引述郭大顺先生于2002年提出的“东北文化区”观点,论证辽西地区不是边远文化区,也不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次生文化,而是在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一个文化区。
红山文化发现得早,遗址量大,但各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进程落差甚大。有的遗址已有完整周详的考古报告;有的遗址资料多系早年采集,正式发掘做得不多。面对种种复杂情况,作者作了细致的整理,根据遗址的空间位置和文化面貌的差异性,将红山文化分为四个类型:魏家窝铺类型、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哈民忙哈类型、那斯台类型。
笔者认为,称这部书为“红山文化百科全书”实不为过,几乎当前学界关心的问题,都有专门章节详述之,包括:典型遗址发掘研究、聚落考古调查研究、出土遗物(陶器、玉器、石器、人像)分项研究、经济形态研究、宗教信仰与祭祀体系研究,及最重要的红山文化与本地区及相关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探讨。
通过这些分章分节的研究,作者将长达1500年的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约500年。其中,红山晚期(距今5500—5000年)又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约200年,后段约300年。在结语中,作者清楚地申明:“最终确认距今53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以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埋葬和祭祀遗存,以及兴隆沟、那斯台、哈民忙哈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存为代表,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最终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澳门新葡11599,玉器研究前景广阔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是笔者数十年来关注的课题之一,但如前所言,有的红山文化遗址资料丰富,研究报告翔实;但有的遗址则如雾里看花,甚至连文化定位亦不明。因此,《红山文化研究》的出版,对古玉研究工作者意义甚大。笔者过去只敢定位为“红山系玉器”的,如玉斧、“C形龙”,此番已可被正式定为“红山文化玉器”。
此外,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出现的玉器器类,如猪龙、勾云形佩、带齿动物面纹玉饰、玉鸟、玉鸮、玉凤、玉人、玉龟、玉蚕等,可能的年代上限只能定为距今5300年。而早于晚期晚段即已出现于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的玉器,只有玉环、斜口筒形器两类,其年代上限则可达距今5500年。
牛河梁积石冢出土了许多雕琢有半写实、半抽象动物母题的可供佩戴的玉器,充分说明史前东北地区盛行“动物精灵崇拜”,巫觋地位高。不过,牛河梁未曾出土玉质斧钺,只出土过两件有穿孔的石钺。哈民忙哈遗址出土过一件带两个穿孔的玉斧钺,长23.2厘米。在赤峰地区的敖汉旗、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调查征集到多件无穿孔的玉斧钺,其刃部多有使用伤缺。这一差异不禁令我们产生疑问:红山文化哈民忙哈类型、那斯台类型先民的玉礼制,是否与牛河梁—兴隆沟类型的玉礼制不同?其原因何在?
红山文化中的“C形龙”与“猪龙”虽然都是具“胚胎”含意的非写实动物母题玉雕,但显然它们具有不同的造型理念。事实上,红山文化在沉寂千余年后,文化底蕴并未消逝,曾在商晚期有过一次复兴。《红山文化研究》在探索红山文化社会性质时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多为墓主人生前举行仪式活动和宗教典礼的用具或法器,被赋予贯通天地、祭祀神灵和祖灵媒介的功能。”在引述了张光直先生论及的从春秋时的楚昭王与观射父对话内容,推测楚国的巫术制度可上溯至殷商后,作者进一步推测:“如果追溯殷商巫术制度之源头,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成果可以作为重要线索。”
这一推测是非常有道理的。2013年,笔者在拙文《红山系玉器研究的再思》中已提出过同样的概念。因为妇好墓中出土过许多“胚胎式玉雕”,《殷墟妇好墓》将之分为“卷体龙”与“兽形玦”。前者多为张口有齿、长角、背脊有齿棱、尾多卷成勾状,带有较浓厚的爬虫类风味;后者多为闭嘴、有耳、背脊顺滑、尾端呈粗钝内收状,显然是模仿哺乳类动物的胚胎。对比可知,殷墟的“卷体龙”与“兽形玦”,应分别是红山文化“C形龙”与“猪龙”观念的再现。
近年来,辽西红山文化与长江下游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其玉雕母题的相似性已引起多位学者的兴趣。笔者曾全面对比过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在同一母题玉雕上的细部差异。凌家滩玉雕制作技术比较原始朴拙,多将玉料切作背面留有凹凸线切割痕的厚片,再切割出外轮廓,最后以宽阴线雕琢出纹饰,只有一件玉鸟用推磨法雕出不太规整的凸弦纹。但是,红山玉雕不但出现厚薄均匀的片雕,纯熟的阴线刻纹,更擅长以推磨琢出瓦沟纹、凸弦纹等。其成品的艺术感令人惊艳。
红山文化玉器是许多博物馆的热门展品,也是目前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课题。红山玉器有着极为特殊的品位,虽然铁制工具发明后,出现了精雕细镂的战国西汉玉器,在古玉市场上创下天价,但其仍难以与散发神秘气息、极具动人心弦魅力的红山玉雕相比。研究红山玉雕必先通晓红山文化,而《红山文化研究》正是大家欲了解红山文化必读的一本“整合分析资料,提出创见的力作”。
(作者单位:台北“故宫博物院”)责编:韩翰

追寻红山玉文化五千年
发布时间:2017-09-01文章出处:人民政协网—人民政协报作者:刘国祥点击率:

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自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的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

这也可以说,鉴于距今5300~5000年左右,红山文明已正式形成,因此,红山文化玉器的成就亦可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5年,日本人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1954年,我国着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红山文化研究多年来已成为考古学界中的显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历程中,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红山文化研究的重点是文化内涵特征、源流关系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其中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交流关系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牛河梁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始自1983年,此前经过调查和试掘,直到今天,田野考古工作仍在继续。2012年底,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正式出版,系统刊发了20余年牛河梁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材料,对于深入推动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千米,发现坛、庙、冢等祭祀和墓葬遗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红山文化玉器,也使得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得以科学确认,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代表。
以牛河梁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为参照,国内外博物馆早年征集、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的文化性质与年代得以确认,进一步丰富了对于红山文化玉器内涵的认识。
由此可见,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和成组玉器的出土,使得学术界广泛关注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系及其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这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能够深刻反映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玉雕工艺技术的飞跃性进步
史前时期玉雕工艺技术的进步是判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判定当时社会是否拥有高等级技术能力的重要实证之一。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继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传统,在玉雕工艺技术方面具有明显的传承轨迹。
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上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兴隆洼文化最典型的器类之一,通常成对出自墓主人耳部,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耳饰。红山文化早期资料零散,目前尚未发现玉器;红山文化中期玉器发现数量较少,目前仅知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的一座墓葬内出土一对玉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兴隆洼文化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直接源头。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着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线切割技术始自兴隆洼文化,在红山文化晚期依旧流行,技法更加娴熟,不仅用于玉料的切割,在制作斜口筒形玉器、曲面牌饰等器类上广泛使用。
同时,红山文化晚期的玉雕匠人掌握了锯片状切割技术,器体扁薄、形体较大的勾云形玉器、玉凤等均采用锯片状切割技术进行加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7号墓内出土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玉器,其背面留有一道长达l4.6厘米的锯片状切割痕迹。玉器的抛光、施纹、钻孔等工艺技术更加规范和成熟。从出土文物来看,几乎所有玉器表面均经过抛光处理,部分器类的局部或通体雕琢出各种纹样,如阴刻线纹、瓦沟纹、凸棱纹、网格纹、几何形纹样等。阴刻线纹主要用来表现动物形体的各部位器官及外部轮廓特征;瓦沟纹主要雕琢在勾云形玉器的正面和曲面牌饰的正面;凸棱纹主要雕琢在棒形器的一端,龟的背部,鸮、蚕等器体的外侧;网格纹和几何形纹样分别见于赛沁塔拉、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额顶、下颌部位和尖山子玉猪龙的背部。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钻孔比较普遍,有单面钻成的圆孔或自两面相对直钻而成的长孔,还有自两侧斜钻而成的洞孔,后者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钻孔方式。
从造型题材看,红山文化玉器可以分为装饰类、工具或武器类、人物类、动物类、特殊题材类。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玦、环、管、珠等。玉玦是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典型器类,至红山文化中期依然流行;然而至红山文化晚期,耳部佩戴玉玦的习俗几乎消失,这是辽西地区史前用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牛河梁上层积石冢遗存共出土145件玉器,其中玉玦仅有1件,出自墓主人右侧胸部,未作为耳饰使用。工具或武器类玉器主要有斧、锛、凿、钺、棒形器等。兴隆洼文化工具类玉器与石质同类器造型相近,但形体明显偏小。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与石质同类器造型相近,形体相当,有的明显偏大。人物类玉器较少,正式发掘出土的整身玉人仅有l件,出自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大型墓内,通高18.5厘米,采用带有红褐色皮壳籽料雕琢而成。动物类玉器主要有龙、兽面形器、鸟、鸮、鹰、龟、鱼、蚕等。动物类玉器的造型特征突出,气韵生动,充满灵性,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雕琢工艺取得飞跃性进步的重要体现。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l号大型墓内出土2件玉龟,分别放置在墓主人左、右手部位,一雌一雄,特征鲜明,充分体现出红山文化先民娴熟的玉雕工艺技术、精细入微的生活观察能力及特定的原始宗教观念。
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是为满足宗教典礼的特殊需求雕琢而成的,造型奇特,工艺复杂,寓意深刻,主要器类有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动物类和特殊类玉器的大量雕琢和广泛使用,突破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玉器造型传统,从出土数量和分布地域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猪龙应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器类,对夏商周时期的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人和玉凤具有独特的专属功能,共出在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内,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王者用器。
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
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而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规模偏小,分布零散;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成熟。冢地多选择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外观呈方形、圆形或方圆结合。通常情况下,积石的下面埋有墓葬。
积石冢的规模大小不一,有单冢与多冢之分,也有积石冢与祭坛并列分布,应为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第三、五、十六地点均为单冢,第二地点分布有四冢二坛,结构复杂,规模最大。分布在积石冢内石棺墓的规模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内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的规模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主要分布在积石冢内边缘部位,圹穴和石棺规模较小且浅。
从随葬玉器的数量看,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的玉器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牛河梁遗址第二、三、五、十六地点共清理上层积石冢阶段的石棺墓66座,出土随葬玉器的有37座,出土玉器总数为145件。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7~20件,小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1~5件,此外,还有29座小型石棺墓内未随葬玉器。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不同,不仅墓葬的规模、形制及分布位置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随葬玉器的数量、种类及组合关系方面均有相应的变化。勾云形玉器和斜口筒形玉器形成较稳定的组合关系,在大型石棺墓内随葬;小型石棺墓内未见两种器类共出的现象。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圹穴和石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分布在长方形冢体的正中心,随葬玉人、玉凤系首次发现,与斜口筒形玉器形成最高级别的玉器组合关系,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的王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澳门新葡115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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