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11599.com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守先待后”——霍巍教授在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六期上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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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早上好,非常高兴又迎来新一期历史时期考古青年沙龙。首先,我想代表我们学院、代表考古系对今天莅临会议的各位青年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其次,青年沙龙是一个很好的向青年人学习、讨教的机会。每次我都会利用十几分钟的时间谈一点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和思考,希望得到各位青年学者与同学们的批评与指正。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守先待后’”。“守先待后”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处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本身取决于三个层面。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www.11599.com 1霍巍教授做主题发言
第一个层面是资料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有考古和文献两个方面的资料。在考古资料上,因不断有新的发现,所以“待后”之说不成问题。在文献资料上,如果我们把文献资料做一个统合,我们就要清楚的认识到:以问题为先导来进行研究时,所谓的“材料”就会有直接材料、间接材料和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和要研究的中心问题之间,紧密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在资料上做研究准备,就必须要对前人的既往研究和已有材料进行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梳理,这可以说是“守先”。其实,直接资料比较容易看到,而恰恰不容易看到的,是间接资料和相关资料。只有随着个人认识的不断提升,问题意识的不断加强,我们才有可能从研究资料层面“守先待后”。
第二个层面是研究层面。当我们有了要研究的问题,收集了资料,就进入了研究阶段,每一个学者肯定要进入到对问题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研究。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谈一谈。第一,我们有没有范式可循、有没有传统可以追随。个人认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传统金石学中的某些部分、某些理念、某些方法联系在一起。但这些范式和传统哪些可守?哪些可弃?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去发展,在发展中去创新。不可以“横空出世”。在研究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研究者都要在研究的不同的层面和不同阶段不断地思考:我们的研究和前人的研究比较起来,在资料的掌控、方法的利用,对问题的设定、切入的层面和角度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哪些是前人做过的,还有价值继续向前做;哪些实际上已经证明意义不大,从而“推陈出新”。
第二,“守先待后”确实有与时俱进的问题。一代学术必有一代学术的关注点与风范,新思潮、新社会背景、新材料的出现都会带给我们一些冲击和新思考。在考古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所谓“新材料”的问题,但是我的观点是新材料不仅仅局限于刚刚出土的材料,还包括我们对原有材料新的认知,认知前行了,材料也可能随之变为新材料。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几天前,徐坚教授在川大有一场很有意思的讲座,他以铜鼓为例,分析了西南地区几位前辈学者研究的观点,这当中有很多大家,包括四川大学的冯汉骥先生和童恩正先生,还有云南的汪宁生先生、张增祺先生等。只要在西南地区进行考古研究,铜鼓就是一个避不开的问题。但是,徐坚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铜鼓非鼓”,铜鼓不一定全都是鼓。比如云南石寨山出土的铜鼓,表面就有大量的人物形象和场面图像,作为铜鼓明显没有适合敲击的部位。还有和铜鼓关系密切相关的贮贝器,它上边也有大量的纹饰和图案。徐坚还特别注意到,许多铜鼓的腰部图案中有许多羽人船纹,船上就有铜鼓。一些铜鼓的表面还有许多祭祀杀牲的场面,还有一些可能是市场的场面,这些场景当中也摆放着许多小的铜鼓,这些铜鼓应当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用于敲击的铜鼓。徐坚认为,如果运用现代人类学的一些思考和观察,铜鼓很可能和“库拉圈”理论、“威信物”的流行观念有关,它有其固定的交换、贸易的路线,它的意义已经是代表权威、体现某种“权信制度”。我们的前辈学者对铜鼓的研究中就没有过这个认识,所以我认为他的讨论是有一定的道理。当然,铜鼓也一定有它的原始功能和衍生功能,这位学者提到的那些铜鼓仅仅局限在“石寨山类型”,铜鼓在中国十三个省区都有分布,下限一直到近现代,所以我们也不能用一个时段的材料来证明“铜鼓非鼓“。但这项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守先待后”很好的案例。这需要第一,我们首先要看看前人对铜鼓的解释,然后再认真的把材料梳理一遍,去发现过去可能没有发现的新问题。
第二个例子,我最近比较关注
“一带一路”的问题。“一带一路”的提出一定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和现实意义,但是“一带一路”问题的研究本源,是一个具有相当悠久研究积淀的历史问题——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与时俱进,既要遵循传统,看到这一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同时,也要看到新材料、新背景、新认识可能会提出的一些新问题。近几年来,社科院考古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研所共同在西藏西部进行的发掘中,出土了带有“王侯”字样的丝绸、黄金面具、茶叶等等,碳十四断代基本与其出土物年代一致,确定在汉晋时期。这一批新材料,在丝绸之路研究这个老问题上提出来一些新思考。我们过去往往把丝绸、茶叶进藏的时间锁定在唐代,认为是随着文成公主进藏,茶叶、丝绸等汉文化因素才不断传入高原,没有考虑到传统的汉晋丝绸之路对高原有何影响。现在看来,汉晋丝绸之路的开通对高原是有影响的,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我们再回望一下前人所作的研究,比如《法显传》、《隋书》的《女国传》中的相关记载,文献史料记载中有很多关于西藏西部地区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在汉文化传入高原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第三个层面是结论层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守先待后”,考古学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研究结论上我们从来不把话说满,都留有充分的余地。我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同样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发现与认知,会给我们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上述这三个层面,对我们如何理解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如何“守先待后”,都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的。
今天,我们的沙龙已经进行到第六期。川大考古系的王煜老师等一批年轻学者首创了这个沙龙,现在全国各高校、各研究机构都积极响应。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的诸位青年才俊远道而来,在繁忙时节到川大参与其事,让我们非常感动,这也表明了大家对这个沙龙的认可和期待。
我对沙龙有几点期待。首先,我希望这个沙龙已形成的学术风格、学术传统要保持下去。其次,希望沙龙要继续提高学术质量。沙龙应保持关注前沿和主流问题,起到引领学术研究、弘扬学术精神的作用。中国考古学已进入新时期,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技术流派”不断地扩大阵地、扩大影响,这非常重要。文保技术、科技考古都是非常重要的,新技术、新手段的引入对传统的考古学研究无疑提供了新的研究利器,但是我们也切不可陷入到纯粹的“技术流”而忽略了我们考古研究的初衷和目的。我刚谈到的范式也好、传统也好,如果不能做到“守先待后”,恐怕也会走弯路。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加强,缺一不可。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主要依靠的不是自然科学手段,虽然航拍、GIS等一系列手段的运用对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带来了方法上革命性的变化。但我们的宗旨应当是让自然科学手段为我们的考古研究服务,最终还是要回到历史研究的本源上来。考古研究说到底还是历史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讨论很多,今天也向各位新锐的青年学者分享,谢谢大家!(整理者:齐广;校对:王煜)责编:李来玉

2016年6月19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泸州市博物馆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约5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器之道——多视角下的汉代器物”,旨在以近些年出土的汉代金银器、陶器、铜器等器物为线索,以多视角考察汉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状况等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四位学者先做专题报告,在场师生紧接着围绕报告内容展开讨论。活动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场,共持续约6个小时。www.11599.com 2活动海报
活动一开始,沙龙召集者和主持人王煜副教授首先就目前青年学者的学术活动情况和本期沙龙主题进行了介绍和说明。他认为,目前的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领域青年学者们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可以说此起彼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在的青年学者一方面既不再满足于当下考古学的研究状态,尤其是对以类型学为核心的器物研究的经典范式;但另一方面又缺乏新的范式,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因此本次沙龙将在此方向进行探索,主题为“多视角下的汉代器物”。器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制,类型学研究固然不能缺乏,同时又是由不同地域的工匠生产而来,并且为不同历史背景的人所使用。而在考古发掘中,器物又多出土于墓葬遗址中。可见一件器物从生产、使用、流通、埋葬,到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及其寄与的寓意各个方面都值得探讨,其与墓葬的关系也十分重要,因而在研究中可选择的观察视角也较多。本次沙龙的主旨正是希望来自不同机构的学者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不同的视角对汉代器物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此外,王煜副教授还特别感谢了历史考古学界诸多权威学者对青年人举办学术活动的支持,并且强调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相互支持也是能够成功举办青年学术沙龙的重要原因。而本次沙龙也希望能够起到示范作用,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论坛提供新的思路,做到“引进来”、“走出去”。www.11599.com 3沙龙现场
上午首先由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韦正教授做主题报告,韦教授以“类型学之外”为主题,探讨了海昏侯墓马蹄金、吴晋时期魂瓶的相关问题。他结合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对马蹄金的名称、性质进行考证,在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角度予以分析,认为马蹄金是对天马、麒麟之足的模仿,与汉代人的升仙思想有关,并且反映出汉武帝晚年对升仙的强烈渴望。
此后,韦教授又针对吴晋时期出土的魂瓶发表报告,将魂瓶与南京下坊出土的瓷灶相比较,认为魂瓶上部的雕塑与该瓷灶相似,应当有相同的功能,且与炼丹的风气有关系。此外,他还讨论了魂瓶的产地,以及堆塑的楼阁、佛像、孝子送葬等主题,还对五联罐的性质做出推测,认为其与五行思想有关。通过以上这些探讨,韦教授认为东汉中期以后,神仙外丹派的势力在浙东地区得以发展,从海路而来的早期佛教也在这一背景中被“接受”和传播。www.11599.com 4韦正教授发表报告并与参会学者展开讨论
随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副教授、董华锋副教授、赵德云副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魏离雅博士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王煜副教授针对马蹄金的出现与制造展开讨论,认为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即汉武帝的求仙思潮有关,对韦教授的解释表示认同。并且强调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内功,值得反复训练。但是在类型学研究之外,对考古现象的解释也重要,因此在认识角度上一定要向多元化发展。
董华锋副教授对魂瓶上的佛像,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展开讨论。认为这一时期的佛像多出现于附属性结构上,因此起到附属、守护的性质。韦正教授指出佛像出现的位置越来越高,其在魂瓶、摇钱树上的地位有一定的提升。
赵德云副教授指出,报告中提到的凸瓣纹银盆、银盘并非全部都是伊朗的产品,只有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银器可以确证源自西方工匠之手,其他地区出土的银器很可能是中国的工匠参考西方银器的造型模仿打造而成。魏离雅博士也赞成此观点,并指出中国工匠对波斯器物有一定误解,将银盒当成了银盘,因此其仿造出来的银器在造型上也显得比较独特。
此后,来自厦门大学历史学院的张闻捷博士以“汉代青铜乐钟制度”为题发表专题报告,他以已有的音乐史研究、经学研究为基础,对乐钟的形制、纹饰与调音方式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测音报告来辨别乐钟的组合方式,并且探讨了汉代乐钟的数量制度与摆放方式。认为汉代编钟的使用并无统一的制度规范,其礼学来源不尽相同。《周礼》中记载的乐悬制度也并没有在墓葬中得到体现。www.11599.com 5张闻捷博士做专题报告
王煜副教授结合关于汉代葬玉的研究,认为早期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关系十分微妙,既有能丝丝相扣的地方,也有完全矛盾的地方,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中一定要善于使用文献材料,但在使用中又要仔细辨析。韦正教授也指出早期文献往往带有极强的地域性,在与考古材料的结合中需要对史源加以考察。王煜副教授还提出有关西南地区羊角钮钟的作用,张闻捷博士认为羊角钮钟到底是礼仪用具还是实用器具,目前还暂时不能下定论,推测其很有可能只是在音乐中起到控制节奏的作用。此外,汉代画像石中也有很多乐钟的形象,其中有些乐钟的数量与墓主人应当使用的级别并不相符,且画面中有大量空白,理应画得下符合级别的编钟数量。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十分值得探讨。
下午的沙龙首先由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赵德云副教授做专题报告,题目是“西南夷青铜兵器上的蹲踞式人形图像”。他首先分别介绍了滇池地区、滇东高原地区、贵州西南部地区出现的蹲踞式人形图像及其不同特点。这种图像出现的年代均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早期多出现于高等级墓葬,晚期开始在中小型墓葬中普遍出现。早期蹲踞式人形图像种类比较多、变化比较大;中期该类图像开始趋于稳定,种类减少;晚期该类图像的种类又开始增多,变化较大。蹲踞式人形图像多出现于铜戈上,这种铜戈装饰华丽,应当是礼仪用具。赵德云副教授结合西南地区出土的岩画,以及当代民族志材料推断:这种图像应当与丧葬活动有关,带有一定巫觋文化的色彩;而蹲踞式人纹在边疆地区的广泛分布,提示出此时期西南夷文化之间有相近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追求。www.11599.com 6赵德云副教授做专题报告,并与魏离雅博士进行交流
随后韦正教授、王煜副教授、张闻捷博士、魏离雅博士等都围绕这一主题与赵德云副教授展开了交流与讨论。王煜副教授指出图像的意义在不同场景中有一定差异,需要更多的材料、更准确的背景才能予以解释。并且以“八塔台文化”为例,提出西南夷考古对“文化”与“类型”的界定范围问题。
张闻捷博士指出商代的族徽中也存在与蹲踞式人纹相类似的形象,作为族徽形象,可能最后已经丧失了有关图像本身的意义,而趋向于文字的作用。此外,他还结合自己的考古发掘经历,指出墓葬中兵器大多都是礼仪性质的。魏离雅博士提出,人类学研究认为“蹲踞式高举双手”的形象是人类艺术中普遍出现的符号,南太平洋、东南亚地区也有很多类似的图像。
针对考古学文化的使用与界定,在场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飞、成都考古文物研究所的左志强和唐淼等学者都参与了讨论。
本期沙龙最后一场专题报告来自成都博物院的苏奎副研究员,他以“汉代对羊纹金叶饰与匈奴文化”为题目,对全国各地出土的对羊纹金叶饰展开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对羊纹金叶饰的性质与制作年代、图像构成与纹饰来源、制作工艺与工匠、用途与组合情况等。他从微观到宏观逐层递进论证,提出了与以往学者们不同的一些看法。尤其,他最先找到了汉代对羊纹金叶饰的直接来源,并对这种金叶饰的具体使用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即与战国中期以来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它们很可能是胡冠当中“鹖冠”之上的装饰物。通过多角度的分析,他观察到了对羊纹金叶饰在纹饰、制法和用法方面,与北方草原匈奴文化当中的器物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对羊纹金叶饰上部的熊首图像和下部的对羊首侧面组合图像是属于中原文化的,且制作者为中原工匠。综合各种因素,苏奎副研究员认为汉代对羊纹金叶饰是属于汉文化的,但是它们受到了北方草原匈奴文化的影响。这与西汉早中期南北文化交流和“胡风汉化”的历史背景紧密有关。www.11599.com 7苏奎副研究员做专题报告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开展了自由讨论。韦正教授认为整个论述很全面,论证过程也很精彩,尤其是对羊纹金叶饰使用方法的考证让他很兴奋。他赞同苏奎的看法,并认为这正好可以与自己之前研究过的汉晋时期金铛相衔接起来。韦正教授还提到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也出土了盘羊纹金饰片。另外,他对熊首动物形象的辨认、对羊纹金叶饰的制作来源、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等方面都提出了修改建议,并期待此项研究成果早日发表。
王煜副教授就论证过程的图案分解方法表示赞许,并以王仁湘先生对彩陶纹饰的研究为例,强调了细节观察和角度转换的重要性。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圆远、厦门大学的张闻捷博士针对金银器铸造工艺和纹饰来源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此后沙龙进入完全自由讨论时间。参与本次沙龙的所有学者、研究生都对器物研究的现状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来自史前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历史学、艺术史、人类学的学者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与思维视角下探讨了类型学研究的重要性与局限性、考古学研究如何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等问题。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冯渝杰博士还特别指出,在历史性的解释和研究中应该充分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全面梳理相关材料,得出更为合理的解释。www.11599.com 8与会学者展开激烈的讨论www.11599.com 9与会学者展开激烈的讨论
临近尾声,本期沙龙的召集者王煜副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对前来参加本次沙龙的专家学者、老师同学表达了感谢。认为本次沙龙不仅专题报告的内容新颖、精彩、深入;自由讨论的氛围也十分浓厚、融洽,师生们各抒己见展开了充分、自由的学术探讨,达到了沙龙原有的目的——多视角。他指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在很多领域已经相对比较扎实了,青年学者可以尝试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尝试在归纳的基础上对考古学现象进行解释,尝试以多视角的思路进行更加丰富的研究。最后,王煜副教授表示沙龙这一形式十分有利于学术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交流与成长,希望能持续进行下去,欢迎更多的学者和同学来川大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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