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走上丝绸之路:故宫-杜伦大学的考古学交流

图片 5

5月5日上午,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宝蕴楼为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一行讲解《故宫考古、保护与研究——兼谈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讲座由考古所副所长王光尧研究员主持,英国杜伦大学Derek
Kennt教授、考古专家Natalie Swann、博士后研究员张然、博士生Peter
Brown,以及考古所副所长徐海峰研究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研究员、宫廷部张长虹研究员、考古所部分成员等院内同仁参加。图片 1讲座现场
一开场,张忠培先生即谦和地对杜伦大学的来访学者讲:“咱们是朋友,就是坐一起聊聊天。”随后,张先生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讲起,提出故宫为什么要搞考古、在故宫怎样进行考古等一系列问题,为在场各位详解在故宫进行考古与研究的方法,以及中国考古学层位学、具有谱系特色的类型学的具体概念。图片 2主讲人张忠培先生
一、故宫为什么要搞考古勘探与发掘
考虑到讲座对象是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学者,张先生首先概要介绍了紫禁城的历史及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他指出,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以后,由于推翻了清朝统治,在紫禁城的基础上,以紫禁城建筑与清宫收藏文物为基础,建立的一座博物院。而建立故宫博物院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护好这座皇宫。同时,要将这座皇宫转变成博物院,让广大的观众来参观,这就有一个如何实现参观,并将其建设成为一座博物院的问题。
因此,保护故宫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张先生指出:第一点,皇宫过去没有电器、暖气等设施,所以需要在对其保护的基础上,做必要的现代化博物院应具有的设备、设施建设。故宫始建于明代第三个皇帝永乐皇帝,历经明清两个皇朝,一直延续到1911年。这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是不断地老旧、修复与扩建的一个过程。第二点,明代之前的元代就在此建立过都城,所以故宫的地下存在着元、明、清三代不同时期遗存叠压的情况。而保护的对象:一个是地面上现存的,第二个是地面下挖沟才能看到的地下的遗存。
二、对故宫进行保护与研究的四个办法
张先生强调,要实现对于故宫的保护,需要对元、明、清三代都城的沿革变迁做一个考古学的考察。我们的目的,一个是保护好故宫,二要通过故宫考古,让大家了解一个历史变化的故宫,即我们所称的立体的故宫。如何实现这个目的?我们有四个办法。
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正如考古所所长李季曾讲:用微创的办法对故宫进行手术,达到治病救人的伟大目的。用考古学家的话,就是钻探、勘探,而不使用大面积的发掘。第二个办法就是要有它的长期性。在故宫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由得我们搞考古要求来定,我们的办法是只能配合故宫博物院建设工程,一点一滴,一小块一小块地考古,然后把考古认识了的这些碎片拼缀起来,以实现整体的、立体的了解。为了使故宫实现有效的保护,我们还得做到这样两点:一是不搞主动发掘;二是凡可能损及故宫保护的建设故宫博物院的任何设想,都不得赋予实施。第三个办法,即采用遗存层位学和遗存谱系类型学。第四个办法,是配合文献记载研究。中国有很多的文献记载,文献是研究的重要资料,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就能恢复对于故宫整体的、立体的探索。
三、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
故宫为什么要搞考古?在故宫怎样进行考古?张先生由此问题出发,着重为在座听众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遗存层位学与遗存谱系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
1.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形成
张先生讲,中国考古学不是土生土长,是从西方欧美国家引进来的。将西方考古学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是以西方考古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遗存,这就有一个将西方考古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同中国考古学遗存及其研究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最早将西方考古学引进来研究中国古代遗存的,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之后经历了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至梁思永于后冈揭示出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张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形成于殷墟发掘,也成道于殷墟发掘,随后又经历了大量的实践与研究,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际,苏秉琦提出了“一论二说”,即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说,及中国文明起源、形成、走向秦汉帝国说。此期间,中国考古也将地层学更新为遗存层位学、类型学发展为遗存谱系类型学。
2.遗存层位学
那么,什么是遗存层位学呢?张先生从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讲起,借助他特意为这次讲座手绘的层位剖面图草图,为在座听众进行了细致讲解。图片 3现场以图教学
张先生指出,层位学关注的是单位,指一个房屋、陶窑、窖穴、墓葬等,以及它们在地下堆积的层位,和各层位之间关系。就一个单位来说,可以有小的概念,也可以有更大的概念,大到一个城市、村落,小的就是一个墓葬的不同部位。
例如,1944年,夏鼐先生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的发掘,这里是有名的齐家文化遗存。他在这里发掘了两个墓葬。夏鼐先生把墓坑、埋葬的人与器物、墓葬的填土分别看作一个单位,最终将这三个单位搞清楚了。他在墓葬填土内发现了两块陶片,与墓葬随葬的陶器不同,将之定为“仰韶”陶片,墓葬随葬陶器属于“齐家”,他认为先有墓葬填土后有墓葬,所以填土内的陶片要早于随葬陶器。安特生提出的六期说,将“齐家”定在“仰韶”之前,夏鼐先生根据这次发掘,将“仰韶”订正在“齐家”之前,颠覆了安特生的论断。
夏鼐先生的结论更接近历史,这个发掘过程用的就是以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办法。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渊源,再加上有这样一个发现,我们就抛弃了地层学概念,改叫遗存层位学,即按照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由晚到早划分单位,进而分期。
遗存层位学研究要知道用什么办法、标准,来说明不同遗迹来自不同层位,如何判断遗迹、遗物来自同一个层位,就是看它如何在一个层位共生。由于时间关系,张先生不能细致讲解,于是拿出一张层位剖面图,请大家围观并举例分析。通过这张剖面图,张先生为各位指明自生土到耕土层的层位划分、遗迹类型及堆积。张先生指出,我们的考古发掘就是把生土、房屋、早期堆积、房屋倒塌后堆积、窖穴、墙址等看作不同的单位;在发掘时从晚到早,先挖耕土,逐层去掉堆积,分析遗迹的打破关系与共生关系。好比一本书,有人搞乱了,我们要把它一页页整理出来,而一页书就是单位。考古发掘是从耕土开始,从晚到早,直至找到早期堆积。这就是所说的中国考古的遗存层位学。
张先生满怀激情地指出:“我们中国的层位学是在黄土地里面诞生的,在实践中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可以说无往不胜,走到哪里我们的层位学就渗透到哪里。”
3.遗存谱系类型学 随后,张先生又讲解了遗存谱系类型学的概念。
类型学从西方考古学来说,是从生物学概念演化来的,是对生物进行研究的方法。中国接触了西方类型学之后,看到器物发展有它类似人类的遗存密码,有一个自己的谱系。
苏秉琦先生在1975年提出一个重要理论:中国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的。那么所谓多元一体就是像人一样,单独的人,但是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遗传的结果。这里有共性和个性的问题。
张先生提出,“经过反反复复、曲曲折折、来来回回”的思考与实践,在80年代初期,他发表一文,对老师苏秉琦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他认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一元文化为主、多元为辅的。此文化无非是一个自身遗传,一个对外来影响的传递、交流与吸收。这个关系就像人分为血亲和姻亲。血亲,从父亲、祖父、曾祖父继承来的,同时又接受了母亲一族的基因,来自姻亲关系。这个DNA,有父亲二分之一,又有母亲二分之一。在男性社会里,男性的血缘是一脉相承的,女性是要靠婚姻来承继血脉的。
张先生特别指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不是纯种,都是杂种。如汉族有汉文化,但他是杂交、杂种的文化融合结果。就人种来说也是杂种、杂交的人种。因此,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以一元为主、多元为辅的文化!所以,研究文化就要分哪一部分基因是血亲,哪一部分是姻亲。血亲怎么遗传,姻亲的基因怎么被吸收,怎么吸收之后又遗传?
张先生举了一个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功案例:商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过程,即按照谱系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商文化,是如何把商文化的历史研究清楚的。在殷墟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很有特色的遗存,当时叫做小屯文化。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发掘的地方是殷墟,知道它最晚应是商文化。自盘庚迁殷商代的273年,可以定义为殷墟文化。自1928年开始发掘,到1958年,考古学家才提出了殷墟文化可以分为四期。每一期实际有长短,约70年一期。后来研究又发现,这里有一种器物是特有的,是代表它文化的一种特有的器物,叫做陶鬲。以殷墟的陶鬲为基点,从谱系类型学的角度,找出了殷墟早期起,自第一个国王到最后一个国王的商代历史文化的变迁。自70年代到80年代,从殷墟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到先商文化,再到龙山文化。考古学家不断求索,思考着从公元前第三千年,到公元前第一千中期,商文化怎么演变而来,又怎么被周灭亡的、以及其灭亡后的文化去向。将这么一个近3000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清楚,这就是谱系研究的结果。
最后,张先生总结道:“中国考古学有两把尺子:遗存层位学、遗存谱系类型学。这是我们中国考古学比较成功的方法论,是长期以来,从做西方考古学学生,而将其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做出的一些变化和改革,最终创造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位中国考古学者,参与理论探索的一个学者,我今年80多岁了,没有白过。”
之后,杜伦大学考古系一行与故宫考古所同仁就西方是否存在3000年绵延不断的文化谱系划分、故宫是否存在元代地层与皇宫、考古记录方法与文献记载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副所长王光尧研究员向对方指明,已在故宫院内首次发现元明清皇家建筑地层的叠压关系,并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的点,来看元明清三代宫殿的分布、叠压及变迁,考古学正在发挥修改、佐证、补充历史的作用。图片 4讨论与交流环节
杜伦大学的Derek
Kennt教授表示,“在英国很早就知道张先生的大名,今天能够见到张先生并听先生讲课,非常感谢。”
张先生指出,中国与英国历史有着很大的区别,当马嘎尔尼来访中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建立议会制度,实现了君主立宪。而中国还是农业国家,没有工业,又过了近100年后才开始洋务运动,被统治在一个专制王朝下。尽管当时双方有很大不同,但是通过马嘎尔尼走过的路面可以把中国的宫廷(北京的皇宫、承德的行宫)与英国的宫廷相互关联起来,当时的中国与英国就是居于这同一个地面,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文化、社会的不同情况。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向上飞向宇宙,还是向下到十八层地狱,都可以从地面,或叫路面出发。这样既有历史变化,又可以探索同一时期不同空间、不同格局。最后张先生遗憾地表示,自己很想参加与对方一起的发掘、在实践中探讨问题,但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到对方的工地去实地观看了。他强调:“故宫考古所目前人不多,但是都非常精干,希望以后能够多合作!”图片 5故宫考古所同仁与杜伦大学考古系一行合影
张忠培先生,1987年至1989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是参与中国考古学体系构建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对于遗存层位学与遗存谱系类型学的理论总结,使其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几十年来,张先生着力构建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体系,始终来自于他对于中国考古学事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一位故宫的管理者、一位考古学家、一位考古学科的带领人,张先生所讲,不但令杜伦大学的Derek
Kennt教授表示“学到了很多,那些指导性意见对于我们非常有用”,更使在座的每一位故宫人、考古人获益颇丰,深受教育。

5月3日至24日,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四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古学交流活动。活动期间,杜伦大学副校长考布里奇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多诺霍教授以及考古系系主任斯基德教授来京考察,并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等进行会谈,就未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东波斯湾地区联合考古,联合培养考古学、博物馆学人才方面达成了共识。此次活动,是双方继2016年12月在上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首次进行具体的学术交流活动。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长期以来,故宫博物院在陶瓷研究与古代窑址的调查方面投入了极大的力量,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杜伦大学不仅收藏了波斯湾出土的数千片龙泉青瓷,而且长期在中东地区从事考古发掘。5月9日,杜伦大学副校长考布里奇教授一行在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伟玮的陪同下来到慈宁花园东侧院考古发掘现场参观,慰问了此次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杜伦大学师生,并接受了采访。
记者:我想请考布里奇教授谈一谈作为英国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之一,贵校考古系过往的主要成就与特点?
考布里奇:杜伦大学拥有世界优秀的考古系,目前在QS体系中名列世界第四。在杜伦大学,除传统学院考古学以外,我们还有配合基建的社会考古服务,所以我们的考古学科可以从学科的科研领域,一直覆盖到这个学科的文化诠释以及现实意义。我们的考古学研究覆盖区域也非常全面,比如欧洲,南、北美洲,还有南亚都是我们的专长。此次来到中国,来到故宫这样一个人类艺术和建筑的圣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与这里的同事们进行考古学交流活动,共同建立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十分重要。
记者:结合杜伦大学与故宫博物院的特点,您能否谈谈双方联合培养人才方面的前景与希望?
考布里奇:杜伦是世界上排名前一百的大学。我们拥有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文科部三方面的优秀师资。故宫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物的研究。这些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我们希望与故宫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具体就考古领域而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考古传统以及如何诠释中国艺术品;同时也希望能够带来英国考古专业方面的特长。双方交流看法,互相学习。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记者:自古以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都很活跃。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也是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在世界视野下进行古代文化交流研究,是否将成为杜伦大学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考布里奇:绝对是的。我们似乎总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但放眼整个历史、丝绸之路,都显示了这种互相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尤其是最近,我们考古系的一位成员在西班牙又发现了中国的陶瓷。故宫博物院与杜伦大学已经将印度的考古发现、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研究联系在了一起。中东考古是杜伦大学具有专业优势的领域。一个全球性的大学必须认识到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与故宫建立伙伴关系对我们非常重要。
记者:您对双方的合作有什么样的期待?
考布里奇:我们非常欢迎故宫的同事们到杜伦来。杜伦大学有一所非常重要的东方博物馆。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里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尤其是青瓷收藏,开展学术研究,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收藏历史。
理论、实际相结合 中英考古学方法论短长
此次为期二十天的故宫-杜伦考古学交流活动主要分为专家论坛、遗址参观、发掘现场实地记录比较三部分。
5月5日,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与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进行座谈。张先生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建立考古研究所的初衷,讲解了考古发掘与遗址保护的关系以及故宫考古的方法特点——“最大程度保护、最小程度干预”的“微创”发掘。最后,张先生从三方面着重讲述了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首先介绍了以李济、梁思永、夏鼐等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形成期;然后,通过夏鼐先生在甘肃宁定先阳洼湾的发掘为入手点,讲解了层位学以黄土高原为环境背景在中国诞生、发展的始末;最后结合生物学概念,讲述了中国考古学的谱系类型学。最后,张先生总结道“中国考古学有两把尺子:层位学、谱系类型学。这是我们中国考古学比较成功的方法论,是长期以来学习西方考古学方法,并将其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做出的一些变化和改革,最终创造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随后,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参观了故宫大高玄殿的古建修复与考古发掘现场,参观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主持的圆明园清代园林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以上参观了解了当前新兴的明、清宫殿群落考古的实际情况。
5月13日至18日,故宫-杜伦考古学交流团队一行八人赴浙江省考察,参观、走访了龙泉地区金村——大窑古代窑业文化群落,其中重点参观了枫洞岩古窑遗址、小梅窑遗址、西口窑址,参观了龙泉市博物馆以及现代青瓷文化园。在浙江,交流团队一行参观了浙江省博物馆、上林湖后司岙龙窑遗址,帮助交流团成员了解浙江地区从唐五代至明清的青瓷发展脉络,并对中国青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规模、文化影响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杜伦大学收藏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斯(Andrew
Williamson)在波斯湾采集的大量陶瓷标本,仅龙泉青瓷就占全部中国采集品的三分之一。这批标本可以反映波斯湾地区从公元4世纪到17世纪的当地制陶业以及海外陶瓷贸易的情况。这批龙泉青瓷的整理工作将作为下一步故宫与杜伦大学合作的重点。此次浙江考察所习得的中国青瓷文化为此奠定了必要的物质研究和知识交流基础。
此次故宫-杜伦考古学交流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在故宫博物院院内考古工地,进行了十个工作日的中、英两种发掘记录,比较其中异同,探讨双方考古学方法。5月22日,故宫-杜伦双方考古工作者就此开展了中英考古学方法交流的座谈会。杜伦大学德里克·卡耐教授从工作方法、发掘目的、具体布方方式、记录方式、文物采集过程、地层关系梳理、考古整理的计量统计学等十方面比较中、英双方考古学方法上的异同。英国记录以量化表格为基础,重视标准化,方便实操人员流动性大的发掘工作。中国记录以探方日记为基础,重视发掘过程的细节变化,有助于整理阶段重建对发掘对象的认识过程。故宫博物院考古所李季所长简短概括了中国考古规程的形成特点,即服务于不同时期中国考古工作的工作重心而逐渐发展、完善;总结了此次考古学交流活动的三点收获。一是英方注重系统性、逻辑性的整体思考,中方的思维传统是更讲求实用性,双方各有所长,可以实现完美的结合;二是中英两种发掘记录相结合可以同时满足现代信息数字化录入与中国考古学实际应用两方面的需求;三是双方考古学方法产生于不同的工作习惯、工作环境,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关键是考古工作者要采取开放的态度,丰富考古学获取信息的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建设。总之,这次考古学交流活动是一次宝贵的磨合切磋的机会,为双方下一步在波斯湾地区开展联合考古考察、发掘活动打下了基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13日3版)责编:韩翰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