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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1《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增订重编的五册本《夏鼐文集》出版了。文集收录了夏鼐先生各个时期的文章共213篇200万余字,囊括了夏鼐的全部中文论著,包括课堂讲义及其家属提供的自存手稿。与2000年出版的三册本相比,收录论著的篇数和字数增多了50%,其中部分文章是首次面世。文集的内容涵盖考古理论、考古实践、考古漫记及历史学研究与评述等,展现了新中国考古研究的全貌,这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夏鼐的学术成就,重新学习夏鼐的学术思想。
夏鼐治学的特点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先后就读于国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温州十中和上海名校光华大学附中,打下深厚的国学、理科和英语的根底。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后,大量阅读不同流派的名著,打下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后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并转至历史学系,在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诸位名师的指导下,进一步增强了史学修养和考据功力,曾先后发表《秦代官制考》《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等论文,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
为了报考出国公费留学,夏鼐的研究方向转为考古学。在历史悠久的伦敦大学学院,他跟随以工作严谨、方法细致闻名于世的惠勒教授进行史前遗址考古学习,又曾参加埃及著名遗址的发掘。他选定少有学者问津的“古代埃及的串饰”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对将近两千件古埃及串饰进行考古类型学和统计学的系统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夏鼐经校方特许免予答辩,缺席通过论文,于1946年获得博士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日后被誉为中国的“埃及学之父”。原用英文发表的几篇埃及学短篇论文,前已译成中文,编入《夏鼐文集》。他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已译成中文和阿拉伯文,将连同资料卡片和照片单独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夏鼐作为全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为新中国考古队伍的建设和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夏鼐文集》凝聚了他的学术成果,展现了他的治学之路,对后辈学子有莫大的教益。
归纳起来,《夏鼐文集》所体现的夏鼐学术思想,大体有3个基本点:一是注重田野考古质量,二是审慎地分析研究考古资料,三是正确对待历史文献(对于相关的科技检测数据,也要正确地使用)。
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切实杜绝“挖宝”思想;要求大家从田野考古的实践出发,严肃谨慎地分析研究问题,切忌缺乏可靠根据的妄加推论。
夏鼐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殚精竭虑。20世纪50年代末,当新的考古学文化陆续发现,他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统一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避免了考古研究中的混乱,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尤其是文化分布、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的研究,起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他又致力于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并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梳理已有的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文化谱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他更将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提到考古研究的议事日程。
夏鼐在20世纪50年代曾亲自主持河南辉县、湖南长沙的考古发掘,黄河三门峡水库区的考古调查以及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取得令人注目的重要收获。夏鼐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却不赞成在考古工地看书。这是要求在发掘中全神贯注,避免忽视对复杂现象的观察,并不是反对结合历史文献进行考古研究。他曾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运用文献考据功夫。夏鼐关于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论著,都突出地反映出他根据田野考古资料,对照可靠的文献记载,交相互证缜密探讨的功力。
夏鼐十分重视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夏鼐文集》中除原有的《田野考古序论》《田野考古方法》二文外,增收了前述《考古学方法论》讲演稿、1953年的《〈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两份北京大学讲义、1962年的《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讲演提纲等,都是研讨夏鼐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他曾多次主持制定考古研究的长期规划,引导考古人增强课题意识,明确学术目的。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通过对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的归纳,提出了考古应该关注的6个方面的基本课题,即: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这体现了夏鼐对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构想,这些课题在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仍有指导作用。
他主编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则是中国考古学学术出版整理中的里程碑。
夏鼐先生去世30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重要项目的发掘规模,还是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程度,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但夏鼐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今天的考古人。《夏鼐文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增订出版,对于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继承和发扬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09月19日24版)

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内容摘要:新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增订重编本《夏鼐文集》(五册),囊括了夏鼐在1930年至1985年的半个多世纪,从早年治中国近代史到攻读埃及考古学,再到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如此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而夏鼐历年主持编撰的中国最早几部综合性考古学论著,从1960年代初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到198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则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社科院考古所在夏鼐的领导下,有重点地开展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和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则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又于1983年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夏鼐;文化;星图;考古研究;中国文明;出土;起源;田野考古;中国考古学;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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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增订重编本《夏鼐文集》(五册),囊括了夏鼐在1930年至1985年的半个多世纪,从早年治中国近代史到攻读埃及考古学,再到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如此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夏鼐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绝不限于他本人的一系列论著,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地倡导中国考古学界谨严的治学风尚。夏鼐对考古研究成果的公布要求得极为严格。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考古所编辑出版的数十种考古报告和专著,大都在发稿前经他审阅;《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的重点文稿、外文目录和提要,也都在出版前经他审定。大到学术观点的审核,小到文字、标点和图表的校正,引用文献的核对,他无不密切关注。中国考古学书刊在国际上长期保持高质量的声誉,是与夏鼐的严格把关分不开的,凝聚着他无私奉献的大量心血。而夏鼐历年主持编撰的中国最早几部综合性考古学论著,从1960年代初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到198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则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基础薄弱,田野考古人员极少,没有自著的通论性著作。1950年代初,全国有限的田野考古人员中,只有两位先生留学外国、熟悉先进国家考古研究状况。梁思永卧病多年、身体极度虚弱,夏鼐是唯一受过科班训练、能够亲临第一线的专家。因此,培养田野考古骨干人才,指导考古研究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夏鼐连年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以及全国考古训练班,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手把手传授考古发掘的理念与技能,从而成为考古学界公认的一代导师。

  夏鼐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三十余年,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工作,注重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切忌“挖宝”思想;亲临现场进行具体指导,认真审阅考古报告。他又及时总结各地考古工作的收获,并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引导大家明确学科发展方向,避免误入歧途,因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引路人和掌舵者。而他个人在百忙之中进行的学术研究,则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的特点,在考古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夏鼐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间的创造性研究。主要是最早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最早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并在现阶段倡导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1940年代,夏鼐在已有学者对安特生(J.G.Andersson)主观构拟的中华远古文化分期提出质疑的情况下,第一次通过甘肃地区的调查发掘,改订齐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的相对年代,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从而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分期体系的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田野考古在全国展开,许多地方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石器遗存,过去习用的几种文化名称已经难以概括。面对日趋复杂的情况,如何正确进行新的文化区分和命名,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夏鼐于1959年年初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对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以及定名的条件和方法等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该文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而确定新的“文化”名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是有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这种类型品,经常地共同伴出,而不是孤独的一种东西;(2)这种共同伴出的类型品,最好发现不止一处;(3)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至少有一处遗址或墓地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夏鼐的基本态度是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既不要迟疑不决,以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的混淆在一起,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又不要轻率浮夸,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现象,就匆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纠纷。他还预见到,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对“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类型和分期的问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看法,需要留待将来再作详细讨论,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这篇文章,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从而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之出现新的局面。

  夏鼐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是“文革”前夕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1977年,他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的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可贵的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该文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又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从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说改变为并非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此后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多元说进一步确立,成为众多考古学家的共识。社科院考古所在夏鼐的领导下,有重点地开展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和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则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又于1983年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强调其理论意义在于“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派的争论的交锋点”。他从明确基本概念入手,强调“文明”一词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夏鼐认为,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不仅深刻地认识到殷墟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里冈文化和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三者互相联系、一脉相承;而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既够得上文明,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至于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各种文化,都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

  夏鼐还特地讨论中国文明是否独立地发展起来的问题,着重分析那些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断定“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他还曾讲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同时又强调“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这便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指明了方向,从而导致此后有关研究和讨论长盛不衰,不断深入,乃至本世纪初开始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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