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类同行的动植物遗存:讲述鲜活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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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尽管考古学家已经大致描摹出五谷六畜等人类基本生活资料的来龙去脉,但在真相之潭的深处,更多的疑问和细节正随之浮现。
中国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学家正联手用国际前沿的科技手段来寻求突破。他们认为:在漫长的时光里,动物和植物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铭刻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密码”。
日前,代表着中国动植物考古最高水平的学者齐聚中山大学,展示了最新考古成果。“南海一号”船员吃什么?秦朝人如何养马?最早的“凤凰”来自哪里?……透过那些与人类同行的动植物的遗存,考古专家看到了充满烟火气息、鲜活的中国史。图片 111月11日,参加“动物、植物与人”生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在广州中山大学校门合影留念。中山大学供图
还原普通人的历史
在陕西宝鸡的周原遗址上,动物考古学家重新发掘了一个发现多年的制骨作坊。在仅20平方米的探方里,他们清理出近2吨的黄牛肢骨,这些牛骨就是用来加工骨器的原料。
这个制骨作坊生产的是骨笄、骨针等普通生活用品,比起反映王朝运行模式的青铜作坊,它似乎没那么“重要”。“但我更愿意还原普通人的历史:骨笄如何束发,骨针如何织补等。”研究者之一、郑州大学的赵昊博士说。图片 2在周原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发掘出的骨料显示出尺寸规格的统一性。中山大学供图
通过先进的微痕分析技术,研究揭示出:整个西周时期,这个“国企”一直坚持用一套模板,并引入了标准化生产模式,以应对城市人口对日用骨器的大量需求。
更有趣的是,它侧面印证了周原遗址是“王都”的考古结论,并可能推断出都城有多少人,多少头牛被屠宰……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袁靖说:“相比宏大的区域考古结论,我们更希望把一个个遗址的研究做深入,让骨头讲出更多生动的故事。”
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员吕鹏率领的团队通过锶同位素、DNA和形态学分析,知道了“南海一号”上的船员何以为食。原来,他们在捕食鱼类之余,还携带着猪、羊、牛、鸡、鹅等,并可能从其中获得奶、蛋和畜力。
一项关于中国古代养马史的研究中,在社科院考古所进行交流的日本学者菊地大树获得了迄今不为人知的秦国马匹生产的新见解。他通过对马骨的同位素分析发现,当时的秦人会根据马的年龄选择不同的饲养方法。
五谷的起源与传播
中国农业起源和传播一直是世界考古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社科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说,近20年来的植物考古新发现证实了史书中的“五谷”就是水稻、谷子、糜子、小麦和大豆,这五谷的起源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
更有趣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从起源地向四周转播的,而其他地区又如何接纳了它们?
例如,在农耕传统深厚的中原地区,对起源于长江流域的水稻和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人们的接纳过程就有所不同。图片 32017年7月13日,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村民在田里插秧。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首都师范大学钟华博士的研究发现:传入中原地区的水稻倾向于被下层普通民众首先接纳,考古发现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小麦的接纳则似乎由上层人群推动,考古发现有着强烈的同步性和区域指向性。
一些作物的传播时间比预想的晚。比如,水稻何时传入珠江流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晓燕通过对岭南地区出土最新稻米遗存的AMS碳十四年代测定,认为在距今2500年前后,此地稻作才开始发展,“远远晚于之前的预想”。
研究显示:在那之前,珠三角的人们除了渔猎,还采集坚果,管理和种植棕榈、芭蕉、蕨根、慈姑、马蹄等作为生计。
与人类同行的时光
赵志军说,动植物考古在很多层面上能相互对应,互为补充,揭示食物构成和变化如何塑造和改变古代人类的生活。袁靖则认为,比起人类在地球的时光,动植物似乎才是真正的“见证者”。图片 411月12日,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志军和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袁靖在生物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作总结发言。新华社记者
屈婷 摄
有时候,这段时光变成了悲剧。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艳所在的团队调查了51个遗址的麋鹿骨头遗存,发现这种盛极一时、却最终在汉朝销声匿迹的温顺动物灭绝于人类贪婪的捕杀。
研究结果显示:新石器时代以来,麋鹿不仅是先民获取肉食、制作工具的主要狩猎对象,更是先民随葬祭祀的重要祭品,与楚人关系紧密,围捕之风愈演愈烈,以致“鹿尸成山”。
有时候,蹁跹的时光绽放出瑰丽的想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运兵研究员跨界动物和美术考古,提出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凤是中国目前可确认的最早凤凰形象,其造型来源于雉、鹤和孔雀等。图片 5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凤。中山大学供图
更普遍的现象是,食物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镜子”。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刘歆益通过对赤峰地区黍和粟的粮食加工证据的观察,发现古代社会从新石器时代的共同加工和分享消费的“公社模式”,逐步转变为青铜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责任”。
“中国动植物考古已经由青涩的初创期进入到了成果丰硕的成熟期,”赵志军说,不断创新的技术和方法正带来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向一个个新研究“发起挑战”。

做考古的人,习惯根据自己研究的对象来称呼自己,比如“良渚人”“二里头人”“殷墟人”“周原人”……那么,研究考古遗址的动物遗存的考古人就被称为“动物人”,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则被称为“植物人”。日前,两个领域的考古人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举行了“动物、植物与人——生物考古学术研讨会”,为动植物考古学者了解各自领域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五谷丰登”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植物人”赵志军是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他1999年放弃了美国绿卡,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看中的就是在中国从事植物考古的广阔天地。在美国亲眼见到了浮选法是如何打开一座座古代植物遗存的宝库之后,回国的头几年,赵志军将精力投入到推广浮选法上。经过多年的努力,浮选法在中国从无到有,成为田野考古必不可少的程序。
植物考古在中国的发展伴随着1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赵志军和同事、学生们对距今5000到3000年间、6个不同区域的遗址留下的植物遗存进行了采集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代表观点便是他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中提出的:“在汉朝的文献中记载的‘五谷丰登’并不是简单的形容古代社会发展的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来自中国六大区域的各个重要遗址,以及农业起源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植物遗存在会议中被反复讨论。比如西辽河流域,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8000年前开始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到了夏家店下层时才新出现了少量的大豆,但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黄河上游,也就是我们说的西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在河西走廊,小麦大麦在距今4000年后传入并且增长速度加快。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时代主要是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以及以水稻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大豆和小麦非常少。长江下游和中游,是水稻驯化的两个中心,除了水稻,就没有发现过其他的谷物。
“中原地区,同样是粟和黍两种小米占有统治地位,但在龙山时期水稻开始增加,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晚期,大豆出现并稳定占有一定比例。二里头到二里岗时期小麦异军突起。五谷的说法源自《论语》的‘五谷不分’,在汉代有两种说法,粟、黍、小麦、大豆和大麻或者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大麻就是用来做我们穿的麻衣,但如果只讲食用的谷物,自然是水稻。五谷丰登就是指这5种,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是唯一五谷都有的地方。”赵志军说。
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歆益博士看来,这些年通过“植物人”的努力,中国农业起源的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在一个区域只种适合这个区域的单一品种,今天看来适合大规模的管理、收获,但在古代却有可能意味着危机、灾难,任何天气、降雨、作物本身的退化病害都会导致农作物生产的崩溃。中华文明形成的那一阶段恰恰气候变化最剧烈,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区域有可能经受不了冲击便消亡了,但中原地区的多品种种植方式,提高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刘歆益说。
除了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各个区域的植物遗存也为证明本地区的农业活动提供了可能。长年在新疆吐鲁番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蒋洪恩教授,以这一区域3个时代先后的遗址为例,来说明古代先民的生活生产变迁。洋海墓地只出土了小麦、青稞、黍,水果只有葡萄,纤维只有芦苇,肉食只有羊肉。到了营盘,出现了棉花与蚕丝,加工的食品中有了烧饼,而到了丝路兴盛时的阿斯塔那,随葬的墓中粟和水稻都有出现,织物的纤维有大麻、亚麻和苎麻,水果更是增加了哈密瓜、杏、梨、核桃等。
研究动物在祭祀中的角色,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
“动物人”袁靖现在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担任主任的数年间,他致力于动物考古。“动物的进化故事以前由生物学家来讲,如果从动物考古的角度如何来讲呢?人和动物相处的历史已600万年了,古代的人最初面对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动物时,主要是依靠狩猎、捕捞的方式去获取它们作为肉食资源。后来人学会了饲养动物,这对人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袁靖1993年进行动物考古之前,中国考古对于六畜驯化并没有多少概念,而现在,“动物人”已经有了很精彩的故事可讲。“‘五谷丰登’与‘六畜兴旺’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吕鹏博士说,“六畜这个词最早出自《左传》中‘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可见马、牛、羊、猪、狗和鸡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家养动物。”
据袁靖介绍,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出现过程分两种:一是居民在与野生动物相处的过程中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通过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把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引进来,以绵羊、黄牛和马为代表,比如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绵羊出现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的甘肃和青海一带。
和国外动物考古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的动物考古与史前社会的祭祀紧密相关。中国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袁靖看来,研究动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动物人”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里,最早用于随葬的动物是狗。直到距今4000年龙山文化遗址里才开始出现黄牛和绵羊。到了商周时期,马又成为祭祀用的最主要的动物。“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这些家养动物往往成为等级的象征,什么级别用什么动物,什么祭祀仪式用什么动物,都有讲究。”袁靖说。
现在,“动物人”与“植物人”有一个“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基地有7个实验室,可以说都是科技考古的前沿阵地,未来的目标自然是与国际动植物考古领域深度合作。不过袁靖说,考古人做的也是历史研究,而好的历史研究,就是讲一个好故事并赋予它意义:“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联合起来,可以把人与动植物同行的故事讲得更好。”(原文标题:动植物考古学家在中山大学分享各自领域的研究进展
听,动物、植物和人的故事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8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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