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播州杨氏土司墓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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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论坛,推出2014年中国六项重大考古发现,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以高票入围。这是继赫章可乐遗址、海龙囤遗址之后,贵州考古第三次获此“殊荣”。

2018年4月26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8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4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馆员应邀作了题为“盛世华庭——杨粲墓石刻及其反映的播州社会”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主持该讲座并进行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希伯来大学、福冈大学等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图片 2主讲人
周必素研究馆员 周必素研究馆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解读:
中国的土司制度
中国土司制度主要推行于元、明、清时期的西南、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延续南宋时期羁縻之治转化而来。“土司”由中央委任当地族群首领担任,有与中央职官体系对应的职级,对中央履行一定义务,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有其兵、世掌其民,共推行七百余年。西南地区是施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其中,播州杨氏土司从南宋时期羁縻之治到元代土司制度的转换一脉相承的,甚至可追溯到唐末。
播州与杨氏
唐末,南诏之乱使得杨氏家族有了进驻播州、世袭罔替的机会。文献记载,876年杨端应诏收复播州,开始了杨氏家族对播州的世袭统治。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爆发“平播之役”,播州最后一代土司杨应龙被朝廷剿灭,实行改土归流,置遵义、平越二府。从唐朝至明末,杨氏作为地方政权统领播州725年,历27代30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发现来看其族属,播州杨氏以汉族为主流,西南少数民族特征较少。图片 3主持人
刘国祥研究员 播州杨氏土司的考古发现
据周必素研究馆员介绍,近年来贵州省着力推进土司考古,在土司遗存系列考古工作过程中,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并贯穿聚落考古学理念,以摸清遗存的先后及共时关系,全面认知土司遗存的文化形态与交流以及土司社会的组织结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等为目标。
贵州针对播州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始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已走过60多年的历程。自1953年发现播州杨氏土司13世杨粲墓,1957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随后又发现了高坪、新蒲、雷水堰、赵家坝等杨氏土司墓地,并进行系统发掘。截至目前,已发现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的司治、关屯、土司墓地等遗存100余处,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
司治遗存:杨氏治播期间有着政治中心的变迁,周必素研究馆员认为杨氏领播的行政中心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变化。推测早期中心应在桐梓南部播川一带,但这一说法仍有待论证。随后白锦堡治有可能在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当时名冉川即播州杨氏中期的治所所在。晚期,随着家族地位的稳固,司治穆家川直至播州杨氏统治结束。故杨氏播州可能先后历经了播川、冉川、穆家川三个中心。
关屯遗存:播州杨氏以军事入主播州,后协助中央对西南地区的平定以及稳定的维护、参与抗蒙战争等重大战役,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巩固政权的强大核心。为此修建了以海龙囤为母囤、周边小屯为子屯的子母屯互相拱卫的军事体系,同时在进入播州的交通要道以及险要关隘修建外围军事网络。海龙囤分为两个时期,一期为南宋时期城墙;二期为末代土司杨应龙扩建的城墙及新王宫。海龙囤本是为蒙元战争而修建,后成为对抗朝廷的堡垒。通过考古发掘,晚期城墙包围着内城墙的情况与其完全对应。图片 4讲座现场
土司墓地:作为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土司墓地开展了大量工作,迄今为止,能够完全确定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共五处,依据文献推定的一处,包括从南宋迁至白锦堡时期的所有土司,墓地周围均有家庙,墓地的时代、分布与播州杨氏中心的迁移高度吻合,分布于司治穆家川范围内湘江河及其支流沿岸,体现了杨氏家族较强的风水堪舆观念。周必素研究馆员对桃溪寺墓地、皇坟嘴墓地、新蒲墓地、高坪墓地、赵家坝墓地、雷水堰墓地逐一进行详细介绍。
桃溪寺墓地:6处土司墓地时代最早的。发现三座墓葬,墓主未确定。M3从时代特征来看是元代墓葬,推测墓主为杨汉英。M2为一座南宋单室墓,推测其或为迁治白锦堡的第一座墓。施行附祖而葬,墓葬制度严格。
皇坟嘴墓地:为杨粲、杨嘉贞、杨烱、杨斌墓地。杨粲墓为双室墓,墓葬雕刻丰富。墓前清理出元代第三代土司杨嘉贞墓,该墓腰坑里出土了播州土司墓腰坑里最早的四神像。墓地中还发现杨烱墓,为夫妻合葬墓,墓志铭显示其夫人被封为“贞节夫人”。同时发现杨斌墓,仅存两个墓室,结合早年皇坟嘴所出相关腰坑买地券信息,或为三室墓。
新蒲土司墓地:为杨价、杨铿、杨烈墓地。时代从南宋至明。杨铿墓葬早年被盗,仅在墓室填土内清理出陶骑马俑、铜香炉、铜镜残片、玉叶等遗物,根据其墓志铭找到杨价墓。杨价墓为夫妇合葬墓,女性墓发现大量南宋特征明显金银饰品以及兵器,出土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凤冠,对南宋时期的手工艺及金银器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其金银器与成都彭州窖藏所发现金银器基本一致,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关联。图片 5讲座现场
高坪土司墓地:为杨文、杨升、杨纲、杨爱墓地。杨文墓葬较小,可能与抗蒙战争有关,同时也体现了墓葬结构装饰从复杂到简单的变化过程。杨升、杨纲、杨爱墓均为大型石板墓,分别为三室、双室、四室墓,为前后室墓,有装饰雕刻。该墓地还发现有一座规模较小的五室墓,不分前后室,早年出土有两顶凤冠及大量金银器。
赵家坝墓地:2017年清理发掘确定为土司墓地。与杨粲墓隔湘江河相望。有杨忠彦、杨元鼎墓,墓葬形制相同,分别为三室和四室墓,杨元鼎墓前发现明代墓志铭,有精美的雕刻装饰,与金元时期墓葬装饰相似。杨忠彦墓形制较简单,残碑可判断墓主信息。该墓地还发现一座女性单室迁葬墓。
雷水堰墓地:为杨辉墓。是较为特殊的真假墓,真墓埋在夯土平台下,其上有建筑,假墓前的三个墓碑与三个墓室相对应,而墓碑后的假墓虽保留了巨大的封土堆,却只有一个墓室,前室出土了70个珍贵陶俑,真墓腰坑出土的四神,为目前播州杨氏土司墓腰坑保存最完整的。墓地保留了完整的墓祠遗址,现仍有“跋退斋杨使挽诗之后碑”保存于内。
从以上墓地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播州杨氏土司墓有从附祖、附夫而葬不断发展的过程,有着浓郁的风水堪舆观念,大量的墓葬资料为全面探讨播州杨氏土司的丧葬观念和埋葬制度等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的交融与地域的独特
杨氏家族墓地出土大量石室墓,石室内多有雕刻,出土遗物有金银器、四神像、陶俑、碑刻、铜鼓等。杨价墓出土大量金银器及兵器,与杨价的抗蒙功绩有关,这表明墓葬出土器物与时代吻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铜鼓在杨粲墓内的出现,体现出民族文化特征及汉夷文化的融合。
杨粲墓素有“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之称。杨粲墓内雕刻丰富,墓门外、棺床、墓顶处均施雕刻,其题材包括人物、动物、仿木构建筑、家具和花草等。通过对泸县宋墓、安丙墓和杨粲墓中武士雕刻、启门雕刻、四神雕刻的对比来看,周必素研究馆员认为杨粲墓的结构、雕刻均与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有着共性特征,体现出古播州及贵州乌江以北地区与巴蜀文化的一致性,体现了中国西南土司在意识形态上对国家的认同。杨粲墓及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明显区别于成都平原砖室墓以及北方砖雕墓、壁画墓,应是继承了该地区因山区石材资源所致的崖墓、画像石、石室墓传统,是山地文明的一种物质表现。四川地区唐宋以来佛教密宗的盛行,特别是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浓郁的造像之风,亦是西南地区石室墓雕刻盛行的直接诱因,宋墓雕刻的盛衰,与大足石刻保持着步调的高度一致。杨粲墓中有大量的雕刻、四神像、腰坑,体现出播州儒释道并重宗教信仰。其中雕刻中有仕女卷发、力士卷发,体现了民族间关系以及对外的交流。在空间布局上的匠心独运和雕刻题材如墓主坐像、进贡图等的独特性,刻画出杨粲这一地方“土皇帝”的“理政”场景,折射出宋代中央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土官制度的松散管理以及赋予的相对自主权。珍贵的雕刻艺术宝库是研究川渝黔地区石室雕刻宋墓以及播州社会的生动材料。
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就万历皇帝发起的平播战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土司墓地附祖附夫而葬原则的规律性、墓葬选址及杨价有别于其他土司选择土坑木椁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图片 6刘国祥研究员为周必素研究馆员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最后,刘国祥研究员再次向周必素研究馆员表示了感谢,并颁发讲座嘉宾聘书。他认为此次讲座提供的资料详尽,经过多方考证,并提供了2017年的新材料,为我们探索土司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希望以后能在此研究领域展开更加深入广泛的交流,以期共同进步。(执笔:荼荼
本文经演讲者增补审阅)

12月25日,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贵州省考古所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考古所、湖南省考古所、四川省考古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等单位的10余位专家出席开题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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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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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烈墓全景

评审专家指出,此次发现的杨氏土司墓地使遵义地区众多土司城址、墓葬有机的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土司考古的内涵,而土司考古这个领域的扩展对研究宋元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据介绍,作为2018年贵州省仅获准立项的两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之一,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于2013年开始实施,经过两年的持续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2年8月,为解决遵义新蒲新区饮用水源的中桥水库项目启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遵义市文物管理部门,对中桥水库工程淹没区进行了文物调查和勘探,确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播州杨氏29世土司杨烈墓在水淹区范围内,并在杨烈墓东南侧约200米处新发现挨河大型石室墓。

鉴于棺木腐烂以及器物情况复杂且破损严重等情况,为了信息资料提取的系统、完整和确保对出土文物的保护,贵州省考古所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将杨价墓女棺和男椁室以内的部分整体套箱提取,运送至北京进行实验室考古,实验室考古的及时跟进,确保了出土文物的充分保护。

为抢救保护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考古部门对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大规模发掘,共清理墓葬3座。

象纽银执壶

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由7座增至9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且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杨价墓出土螭首金杯

实验室考古又一成功实践

杨价墓出土金盘

记者目前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他说,杨介墓实验室考古是实验室考古的又一成功实践。

杨铿墓南室出土骑马俑

社科院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接受任务后,派出专业人员赶赴考古现场,对已经严重腐朽的杨价夫妇木棺采取了现场应急保护处置,并对两个木棺实施了整体套箱包装提取,千里迢迢运回北京的考古实验室。经专家集体“会诊”,制定了详细的实验室考古方案,务求考古发掘清理与文物保护和研究“无缝衔接”,把发掘清理、检测分析、保护处置、信息采集、复原研究等,融合为一个完整的考古科研体系。

墓地发掘先后获得2014年全国“六大”和“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获田野考古一等奖,被列为近年来土司考古领域的重要发现。课题首席专家周必素研究员长期从事播州土司遗存考古工作,拥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和深厚的研究水平,同时组建了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彬教授组成的课题组,保障了课题的顺利实施。该课题分五年实施,2023年课题结项,最终呈现的成果是60万字的大型发掘研究报告——《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与研究》。

目前,杨价夫妇木棺的实验室考古工作,正在按计划谨慎推进,进展顺利。杨价夫妇墓主出土的部分金银器保护修复工作,正由一个出土文物保护修复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负责实施。

报告会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巡视员黎盛翔表示,此次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极为重要,希望贵州省考古所将历年所积压的考古资料向简报或报告转换,提升考古所的科研水平,以项目带动人才培养,向考古大所、考古强所靠拢。

可以预期,杨价夫妇木棺之实验室考古项目定将取得可喜成果,不仅可以成为我国实验室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必将推动实验室考古学科发展,同时也会获得大量珍贵文物和重要历史文化信息,为我国古代土司制度和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科学资料。

随后专家们推举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为专家组组长,课题首席专家省考古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做开题报告,从研究内容、方法、重难点、主要观点、研究计划、课题人员及预期成果等几个方面对课题进行详细论述。

珍贵的南宋金银器成组出土

最后各位专家对课题进行评议,对课题的开展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最终形成一致意见:课题设计规范,重点突出,结构合理,人员分工任务明确,学术目标设定科学合理,经费预算切实可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致同意可以开题。

“之前发现的八座杨氏土司墓,实际上规模都很大,但是目标很明显容易被盗。”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采访时说,他们之前发现的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几乎都没有很多随葬器物保存。

土司遗存为我国实行的“一国多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见证,是统一政权实现多元的族群与文化管理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延续了千余年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土司遗址和墓葬,正是该管理理念与制度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值得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积极探索。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全面揭露及报告的整理出版,课题的深入研究和实施,将积极推进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推动土司考古与土司制度研究进一步深入。

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贵州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报告》里,初步梳理考古发掘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认为这是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清理出杨氏土司墓园格局。

责编:韩翰

从杨价墓墓垣,门址及其相互之间的叠压关系,使考古者完整认识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成为可能。而杨价墓及其墓垣的确定,为海龙囤一期城墙及养马城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参照,即从三地建筑工艺及出土遗物的一致性来看,海龙囤一期城与养马城均系南宋遗存,这为正在开展的“土司遗址”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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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价墓是播州杨氏目前惟一的土坑木椁墓,区别于以往土坑石椁墓,丰富了播州杨氏的墓葬类型,补充了宋代考古的新资料。杨烈墓因早年被盗,无出土遗物。杨铿墓也仅存少量劫余之物。“明故播郡太淑人田氏墓志铭”,记录了杨铿夫人田氏的优良品德和贵州杨、田、宋三大土司间的姻亲关系等。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杨价墓是目前惟一未经盗扰的杨氏墓葬,出土的完整成套南宋精美金银器,堪称同期同类器中之精品,是深入认识播州杨氏及南宋时期的丧葬礼仪和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艺术及交流的重要材料。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墓内的这些东西是当地制造的还是从外边来的,这些金银器组合能够反映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生活,这个很重要。”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白彬认为,这个发现是重大的。第一,比较完整,没被破坏,像这样的考古发现不是很多见的;第二,前所未有地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批成组合的金银器,这些东西给我们将来研究带来了很多信息。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考古成果丰富土司文化内涵

学术动态 聚焦播州杨氏土司墓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
发布时间:2018-12-27

播州置于唐贞观十三年。唐乾符三年,山西太原人杨端平由南诏入播,收复播州,开始对播州的世袭统治。

12月25日,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贵州省考古所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考古所、湖南省考古所、四川省考古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等单位的10余位专家出席开题报告会。

元明时期,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管理制度,播州杨氏土司位居贵州四大土司之首,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平播之役”,最后一位土司杨应龙被剿灭。次年,朝廷对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分播州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

报告会现场

从杨端入播至末代土司杨应龙,播州杨氏一共27代30世,对播州世袭统治长达725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杨烈墓全景

我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播州杨氏土司的考古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3年,考古工作者发现高坪杨氏墓群,出土一批金银器。1974年,考古部门对该墓地进行发掘,确认杨文墓、杨升墓、杨纲墓和杨爱墓。1957年,发掘杨粲墓。1999年,海龙囤遗址首次试掘。

据介绍,作为2018年贵州省仅获准立项的两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之一,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于2013年开始实施,经过两年的持续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2年初,为配合海龙囤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省开始对海龙囤新王宫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理清了全囤宋、明城墙的分布格局。全囤城墙长约5.8公里,囤顶城墙主要是南宋时期构筑。囤前、后城墙,关口和新王宫系由最后一位土司杨应龙于明末修建。遗址印证了海龙囤于南宋宝祐五年在抗蒙战争背景下修建的史实。

鉴于棺木腐烂以及器物情况复杂且破损严重等情况,为了信息资料提取的系统、完整和确保对出土文物的保护,贵州省考古所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将杨价墓女棺和男椁室以内的部分整体套箱提取,运送至北京进行实验室考古,实验室考古的及时跟进,确保了出土文物的充分保护。

2013年,《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获准在国家文物局立项。2014年,省考古所对养马城遗址进行勘探和试掘。当年,省考古所完成播州核心区域杨氏土司遗存的田野考古调查,新发现一批营盘、田庄、水利工程、桥梁、墓葬等遗迹,为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播州社会、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阐述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象纽银执壶

2013年至2014年清理的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是贵州土司遗存继海龙囤遗址之后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使遵义地区众多土司城址、墓葬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土司考古的内涵,对研究宋元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意义,是继海龙囤遗址后又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土司遗存发掘项目,这标志着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取得重大突破。

杨价墓出土螭首金杯

专家认为,遵义新蒲杨氏墓群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古信息提取、研究、保护和利用并重进行。

杨价墓出土金盘

新蒲村杨氏墓群中的杨价夫妇合葬墓,是播州杨氏目前惟一的土坑木椁墓,区别于以往土坑石椁墓,丰富播州杨氏的墓葬类型。

杨铿墓南室出土骑马俑

此次发掘将墓内墓外相结合,第一次科学、系统的揭露出杨氏土司墓地的墓园格局。发掘中确认杨价墓墓垣、杨烈墓墓垣,门址及其相互之间的叠压关系,使我们完整认识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成为可能。

墓地发掘先后获得2014年全国“六大”和“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获田野考古一等奖,被列为近年来土司考古领域的重要发现。课题首席专家周必素研究员长期从事播州土司遗存考古工作,拥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和深厚的研究水平,同时组建了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彬教授组成的课题组,保障了课题的顺利实施。该课题分五年实施,2023年课题结项,最终呈现的成果是60万字的大型发掘研究报告——《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与研究》。

该墓地是目前惟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身份明确,包括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墓、第21世杨铿墓和第29世杨烈墓三代。这些墓葬的年代、墓主、等级身份都很清楚,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报告会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巡视员黎盛翔表示,此次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极为重要,希望贵州省考古所将历年所积压的考古资料向简报或报告转换,提升考古所的科研水平,以项目带动人才培养,向考古大所、考古强所靠拢。

杨价墓及其墓垣的确定,为海龙囤一期城墙及养马城年代的确定提供重要参照,即从三地建筑工艺及出土遗物的一致性来看,海龙囤一期城与养马城均系南宋遗存。这为正在开展的“土司遗址”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随后专家们推举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为专家组组长,课题首席专家省考古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做开题报告,从研究内容、方法、重难点、主要观点、研究计划、课题人员及预期成果等几个方面对课题进行详细论述。

新蒲村杨氏墓群的考古工作注重发掘、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对处在中桥水库水淹区内的3座墓葬及相关遗存,及时制定保护方案,同时将杨价墓的棺椁整体套箱,提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实验室考古。整个考古工作,注重发掘、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最后各位专家对课题进行评议,对课题的开展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最终形成一致意见:课题设计规范,重点突出,结构合理,人员分工任务明确,学术目标设定科学合理,经费预算切实可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致同意可以开题。

为了确保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调整保护方案,对两墓垣遗迹进行水下原址加固保护,将杨铿墓整体搬迁、杨烈墓原址抬升、杨价墓的墓室原址回填加固保护,并规划建设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

土司遗存为我国实行的“一国多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见证,是统一政权实现多元的族群与文化管理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延续了千余年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土司遗址和墓葬,正是该管理理念与制度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值得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积极探索。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全面揭露及报告的整理出版,课题的深入研究和实施,将积极推进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推动土司考古与土司制度研究进一步深入。

目前,相关单位正在按照保护和展示方案,对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文物进行保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在征地和设计阶段。

责编:韩翰

张忠培: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全面揭露,积极推进了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土司遗存为我国实行的“一国多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见证。

作者:韦一茜 文章出处:当代贵州融媒体

土司遗址和墓葬,正是该管理理念与制度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值得我们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积极探索。我认为土司遗存应“有效保护,合理利用”,须有可靠的保护,让其延年益寿、长久存在,并在符合科学之理和保护之理的前提下有“层次”的予以利用。这样的利用才是合理的,最基础的利用是学术研究。“利用”要以保护为前提,要受保护的制约、检验,还要落实于保护之上。

李伯谦:遵义新蒲播州杨价、杨铿、杨烈土司墓的发现,无疑是土司遗存考古的重大收获。从2012年至201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发掘海龙囤土司衙署之后,又系统调查了土司墓群,获得了全面认识杨氏土司的丰富资料。

第14世杨价墓出土的一些器物的形制,与海龙囤第一期相同,证明海龙屯“老王宫”应始建于南宋时期;已经清理发掘的从南宋杨粲墓到明末杨烈墓9座土司墓葬,以真实的材料反映了墓主从宋代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从南宋杨价墓随葬金银器的类别、形制、花纹,到明末杨烈墓墓园结构、墓前石刻、墓室构成,均同于内地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地区绵延数百年上千年的土司制度,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均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刘庆柱:中国古代土司墓葬考古发现数量不少,但是贵州遵义新蒲村播州杨氏土司首领墓葬考古发现,数量之多、系列之完整、延续时代之长、墓葬保存之好、文化内涵之丰富,是极为突出与典型的,凸显了其学术意义重要。

贵州遵义新蒲村播州杨氏土司首领墓葬的考古发现,尤其是未被盗掘的杨价夫妇墓的考古发掘,大量高等级文物的出土,使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海龙囤土司城址”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文化遗产意义更为清晰,作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更为突出,这些无疑为土司城址申遗提供了科学支撑。

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布局清楚,墓主关系明确,遗存丰富,这一考古发现将深化宋元明考古研究。新的考古资料也从多方面反映了播州土司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主导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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