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11599纪念梁庭望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文选: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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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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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的某一天,还在一个小学院工作的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素未谋面的梁庭望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当年是否能报考先生的博士。电话那头的先生,并没有作为一个大学问家的架子,声音温和而亲切,一下抚平了我紧张的情绪。他耐心地听取了我对自己求学以来一些情况的介绍,热情地鼓励我报名考试,叮嘱我认真复习,以使将来有机会投身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去。虽然当时我还不曾有这样远大的志向,但先生的话令我很受鼓舞。经过将近半年的苦读,我终于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在读博的三年时光中,我切身体会到了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大家风范,同时对于先生从教与治学之路有了一定的了解。

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示意图 (梁庭望 供图)

梁庭望先生讲学照片

先生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留校后即从事民族语言文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历任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助教、学生部助教、教改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又历次升迁为汉语系负责人、政治系副主任、民族语言三系总支书记和教务处长。后来由于先生平时为人谦和,处事公正,在民大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又被民主推举为副校长,主管学校的教务工作。尽管先生有这样一些为外人所艳羡的职务光环,但先生自己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教师身份。即使行政事务再繁忙,他仍心系三尺讲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兢兢业业,至今50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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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壮族,1937年3月出生于广西马山县,中共党员,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殊津贴获得者。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留校任教至今,从教50年。甘为人梯的梁庭望留校以来,先后在语文系、留学生部、中文系、政治系(今经济学院、法学院、哲学与宗教学系、马列主义学院前身)、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教务处、校部工作过,担任过语文系团总支副书记、中文系负责人、政治系副主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教务处长、主管教学科研副校长。但梁庭望无论在哪个单位,他从不脱离自己的专业,坚持教学科研,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教学科研的新领域。从壮族文学扩大到壮族历史文化;又扩大到壮侗语族民族文学与文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扩大到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全方位综合研究。五十年来,梁庭望先后开设了《文学通论》、《壮族文学》、《壮族文学艺术概论》、《壮族文化概论》、《壮侗语族民族文学》、《壮侗语族民族文化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韵体文学研究》等课程,教授对象有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和国外访问学者。

在漫长的50年教学生涯当中,先生教授过许多种课程,包括本科生课程、硕士生课程、博士生课程,类型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壮族民俗与文化等等课程。待我有幸聆听先生的课,先生已是七旬老人。我记得先生每次上课,必提一个黑色公文包,包内通常是先生的讲稿,一个泡有罗汉果的大茶杯,还有一些他在课堂上将提及的参考书。这些东西,有时重达20来斤。先生从家中步行至教室亦需15分钟左右,他却从来不曾要求门下的弟子为他提包,而是不辞劳苦地坚持要把参考书带齐,以供我们在课堂传阅,讨论,开拓我们的学术思维与眼界。先生用心的良苦,令我们这些学生很受鞭策,也很受感动,放了学都争着为他提包,这种对先生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

梁庭望在讲解广西民歌的历史。 (梁庭望 供图)

梁庭望对待自己的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学校担任了不少单位的党政工作,从事研究的时间极为有限,但他深知自己既无家学渊源,少年时代学习条件很差,没有得到系统的学习,底子比较薄,为了专业教学的需要,梁庭望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和研究上。他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修补了古今中外的大量知识,笔耕不止。为了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几十年来基本没有节假期,不知有多少不眠之夜是在伏案撰书中度过的。50年来梁庭望先后独撰、主编、合著、参编《壮族文学概要》、《壮族文化概论》、《壮族风俗志》、《壮族文化》、《壮族通史》、《传扬歌》、《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第10卷(壮族、黎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卷)、《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第11卷(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中国民族教育》(亚洲发展银行技术援助中国教育部民族教育项目培训班教材)、《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共50多种。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岭南早期的开发及其给我们的启示》、《壮族图腾初探》、《歌墟起源及其发展》、《壮族传扬歌的伦理道德观》、《关于推行壮文的若干理论问题》、《壮族文化简论》、《粤风·壮歌的社会价值》、《铜鼓的纹饰、造型和壮族祖先的宇宙观》、《略论壮族文人诗词的思想性》、《花山之谜——壮族守护神的虔诚赞歌》、《关于壮族文学发展历史分期问题》、《壮族岁时习俗》、《论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壮族传统艺术概观》、《西瓯骆越关系考略》、《试论推行民族文字的基本原则》、《古壮字及其价值》、《水稻栽培——壮族祖先智慧的结晶》、《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南方民族文学之我见》、《越人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物证》、《泰国教育管窥》、《试论中华文化的板块结构》、《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特殊使命》、《试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专业的多层制约》、《教育改革向深层推进的若干思考》、《中国壮侗语诸族与泰国泰族文化共性初探》、《西欧教育考察的启示》、《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古代南方文学关系的结晶——赤雅》、《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发展》、《中央民族大学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突破》、《古代越人对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贡献》、《布洛陀文化——壮族价值观的摇篮》,等等,一共已经发表230多篇。加上其他200多篇诗文,共约1000万字。这些著作和论文形成若干系列:即壮族文学艺术系列;壮族历史文化系列;壮族语言文字系列;壮侗语族民族文学文化系列;中国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系列;民族教育系列。这些著作和论文在若干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果,其拓新主要表现在:探讨了壮族文学演化的特点,对历史分期作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划定;探索出歌墟源于对偶婚,解决了歌墟起源问题;构拟了壮族神话的谱系;挖掘出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按科学本转写加注出版,影响比较大。用系列证文探讨了壮族的蛙图腾崇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解开了争论几十年的花山崖壁画主体形象之谜,指出崖画上的人身蛙形为壮族的民族保护神蛙神,各崖画点乃是壮族祖先各部祭祀蛙神的圣地,梁庭望提出新点得到学术界的赞同和认可。和有关专家一起论证了布洛陀祭祀活动绵延不断的广西田阳县敢壮山,实为壮族人文始祖的纪念圣地,壮族的精神家园,对确定敢壮山活动性质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论证了壮族奴隶制的特点,从而结束了壮族是否有奴隶制的争论。为已经出版的《壮族通史》的构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影响了若干南方民族对其历史演化的重新构架。关于壮族文化的性质属断裂型文化,在学术界有较大反响;中华文化的板块结构引起学术界关注,新华社发稿中心采纳和引用其观点。关于中国人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论证,壮族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的论证,在国内外引起重大的反响,多种报刊摘要刊载,新华社还就《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一文向全世界发了专稿。关于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问题,争论了近200年之久。然而这次新华社专稿向世界播出后,停止了其争议和反驳的现象,这是梁庭望长期以来研究,依据了科学论证以考古成果为依据的阐述。2004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举办的“世界粮食安全研讨会上”,梁庭望为此事做报告,获得中外100多个农业史专家(其中有62位外国专家)的赞同和认可。梁庭望参与开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全方位综合研究的启动,对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范围、特征、在中华文学中的地位、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和归纳,全方位地探索了少数民族文学从神话时代到当代的各种体裁的演化规律,从社会发展史和中央王朝更替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两条线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进行剖析,基本建构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整体理论框架。在肯定汉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文学和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同时,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文学的影响,并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果。其成果浓缩在他的“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的新理论里。“中华文化四大板块结构”被中南海杂志《瞭望》誉为近年中国文化研究的三大亮点之一。其理论上的贡献表现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四个纽带——中华文化的板块结构——少数民族文学的三维结构”中。由于梁庭望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他在不同场合被戴上各种桂冠,有的认为他是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带头人,有的说他是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综合研究的泰斗,校领导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提到的八位民族语言文学大师里也有他。但梁庭望不同意这些提法,他认为在中央民族大学,比他贡献大的人有的是。他诙谐地说自己是个“漏斗”,好多东西都记不住了。

讲台上的先生,总是面带宽厚的微笑,永远精神矍烁,意气风发。一杯家乡罗汉果泡的茶,一份讲稿,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多小时。这份课堂讲稿,是先生用蓝色钢笔字,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一种特殊的8开方格稿纸上的。讲稿内容占据纸面左侧约2/3的面积,剩余的1/3,先生用做记录每次课的增删补改。可以说,这份讲稿凝聚了先生多年的心血,同时也表明先生对待教学工作那种一丝不茍,严谨认真的态度。不过,先生在讲课时,往往是脱稿而谈的。在课堂的两个小时中,先生用生动、风趣的语言,把我们或带到云南西双版纳佤族的猎头部落,或驰骋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样精彩的叙述过程,往往是由浅及深的。当我们还在回味中华各地区各民族文学的迷人之处时,先生则引导我们思考这些文学作品与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与民族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大量研读民族文学的原著,还要查找冷僻的历史参考文献。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大多数是被学者或有文化的搜集者所改编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说,已和民族文学作品的本真相去甚远。先生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一书中,曾以壮族刘三姐传说为例,论及民族文学本真问题。在对传说流变做了细致地梳理之后,他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让民族文学作品还原它的本色,而我们研究者的工作不仅在于保存它们的本色,更要以此为基础做进一步地分析研究。基于这样的观点,先生鼓励我们多下乡做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的民间文学资料,这样才能够生发出真正站得住脚的研究成果。先生就是用这种求真的态度去规范和训练我们的研究理念,确实是令我们受用一辈子的。象现在中国社科院做民族文学研究的大师兄王宪昭,当年受教于先生门下,他遵循先生求真的理念,为了做好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博士论文,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有这么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使得师兄的博士论文一经问世就引起了神话学界的重视,很快获得了出版。这不能不说是先生对学生严格训练的成果。

  中国文学史不等于汉文学史,而应当是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有机融合的中华文学史。它不能将目光只对准中原文化圈的文学,其视野应当到达边陲,把另外3个文化圈的文学都包括在内。整个中国的四大文化板块是一个整体,生长于四大文化板块上的各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是中华民族关系的折射和写照。

梁庭望五十年来,勤奋好学,忘我工作,具有可贵的敬业精神,他彰显了一个来自南国边缘山区,一个贫穷的农民儿子50年来的奋斗心历与智慧。综述其五十年来的教学任务和以上的研究成果。梁庭望所带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为两个:第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综合研究。即从整体上全方位地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探讨,探索其总体规律,对其在中华文学中的地位进行定位,促进民族文学的发展;第二,壮侗语族民族历史与文化。即研究壮侗语族民族文学与历史文化的演化特点和规律,把握其运动方向,促进壮侗语族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发展。

为了使学生能在学业上有所进步,先生除了严格训练,还非常慷慨地向我们开放他的私人藏书。每一个爱书的人,都会懂得那种藏书在外“漂泊”时的牵挂之感,更不用说先生每天不辍笔耕,时常需要查找大量的相关书籍,若是将这些他多年来搜集的宝贝外借,于他的工作是很不方便的。但先生并不以为意,还时不时把一些重要的或是他的论著赠送给我们。我们这些梁门弟子,人人手上都有先生赠的好几套理论书藉。由于我是当时梁门弟子中唯一的一位壮族学生,先生便把一些市面上难以找到的壮族古籍送给了我。有一次,在去先生家里谈论文的时候,谈论中先生发现我对壮泰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兴趣,立刻把他珍藏的一套《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送给了我。这套书沉甸甸的,在另一位同学的帮助下,我才把它们扛回了宿舍,至今还放在我书架的常用工具书栏上,对我日常的写作与教学帮助非常大。

  中华文化的结构应当划分为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四大板块。中华文学史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它应当反映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血肉关系

梁庭望不论在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中,硕果累累。五十年来,他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11项,其中面对全世界华人、华侨青少年的《我是中国的孩子》荣获国家图书奖二等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先后获北京市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国家民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除了授课,让作为学生的我们收获最大的,还是先生对我们论文写作的指点与评阅。在博士阶段的第二年,先生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做一个规划。同门的晋老师、雅娟和我,每人都向先生汇报了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写作提纲。不多时,先生就分别与我们分析了这些研究设想存在的漏洞与不足。我最初想做的是刘三姐传说流变的研究,但囿于传统的研究路数,不知从何突破。先生指出,目前该传说的流变研究,最值得做而又尚余空缺的地方就是传播路径研究,并且需要辅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我听之后,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只是后来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博士论文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

  记者:早在2000年5月,您就在全国民族文学比较与文化共生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从区域共生到中华趋同少数民族文学演化规律刍议》一文,提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9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在不断发展、完善,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接受和使用。您所构建的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梁庭望在大学里所从事的行政工作也颇为裴然,他先后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校外先后任国务院学位办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通讯评审专家、亚洲发展银行技术援助中国教育部民族教育项目专家、国家民委系统高校专业设置评审专家组成员、国家民委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党组成员兼副理事长、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族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分卷主编、广西《壮学丛书》副总主编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广西大明山文化开发总顾问等职位。《中国少数民族专家学者词典》、《中国大学校长名典》、《中国作家大词典》、《壮族百科辞典》等20多种词书收入其条目。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西电视台都有其个人专访。在《治学与成才之道》一书、《当代中国著名民族学家百人小传》《中华人物报》、《是与非》、《中国民族报》、《广西日报》、《中国壮学》等书报中,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其成果。

在博士阶段的三年学习时光中,我时常感到先生那种要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科传承发展下去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他曾经在一次访谈里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学良先生提出,要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而将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必须设定一个理论框架。作为马学良先生的学生,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事实上,先生已经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他参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奠基式著作,语言朴实,观点深刻,给我们全面而细致地展示了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概貌与相互的影响关系,是所有致力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子们都不得不阅读的重要著作。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还提到,在1992年,他参与编写并负责统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出版了。在这部书中,先生首次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按照5个地域划分,这为后来“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先生综合了文艺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深入探讨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历时多年,最终提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这个学说强调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关系与特征,可以说是集先生多年研究思想之大成,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对于我们改写传统的中国文学地图有着重要的意义。

  梁庭望:中华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由众多民族文化有机地组合而成的。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文化特征4个方面来考察,我认为,中华文化的结构应当划分为四大板块比较符合实际。这四大板块分别是: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由黄河中游和下游两个文化区组成,这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由东北文化区、蒙古高原文化区、西北文化区组成;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由青藏文化区、四川盆地文化区、云贵高原文化区组成;江南稻作文化圈,由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文化区以及华南文化区组成。

先生素以学术与教学为业,无奈行政事务一度占据了他主要的工作时间,直到他退居二线,他才真正有时间完全投入到他所热爱的民族文学研究中去。他在给本科生做讲座时,谈到自己民族文学研究的心得,说“往里面钻,其乐无穷,里面有一个我走不完的世界”。正是这种浓厚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功底,使得先生在晚年厚积薄发,陆续承担了多个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先生并非只担当项目负责人的虚名,而是依据自己研究的专长与方向,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每每过年过节,我们电话问候先生时,问他是否出门散心,他总是说,还在整理文章。而为了更好、更快地处理书稿,先生自己还学会了用电脑打字、上网,编辑电子文档的功夫一点不亚于年轻人。近年来,先生的专著《壮文论集》、译注《壮族传扬歌》、《粤风》、《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主编的《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编年史》、《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陆续出版,里面所包含的真知灼见,都是先生勤力研究的智慧结晶,将成为中国民族文学学科积累的宝贵财富。

  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3个有少数民族分布的文化圈呈
ㄈ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11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关系。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学史不是单独的汉文学史,而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这种多民族文学史应当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反映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血肉关系。

君子之光,其辉吉也。尽管对于先生的学问,我们这些后辈是高山仰止的,但先生从来没有架子,使得我们在学术探讨之余,也乐于与先生畅谈生活与理想,不时还结伙上门讨茶喝,或是包饺子聚餐,得到了先生和师母的热情招待。现在每每忆起,仍然觉得温暖。可以说,先生的这种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而对于自己的学生和后辈,先生亦是非常爱护的。在他还身担要职时,从来不曾据此而为自己的亲友谋过福利,但他却不余遗力地在学术上或工作中提携自己的学生或是后辈,为后辈们提供进取的机会。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也曾得到过先生无私的关照,然而至今在学术与工作上仍原地踏步,实在是惭愧。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提出这一学说的?

先生这种淳朴与古道热肠的品质,或者也和先生的家乡风土有关。先生是广西马山壮族人,他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民族。凡有与家乡或本民族有关的学术研讨会相邀,先生总是欣然前往。我们有时劝先生,旅途奔波劳累,还是推了吧。但先生说,家乡的事,本民族的事,我不能置之不理。这样的责任感,真是老一辈学者才能达到的境界。

  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产生,既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民族文学研究的小背景。

离开母校已经两载有余,我怀念母校。犹记毕业离校前夕,一个凉风习习的夏日傍晚,我和雅娟陪伴先生在校园中散步。校园的小路曲曲折折,先生与我们缓步而行,时而驻足于某个学院的大楼前。几乎校园里的每一座楼,先生都能兴高采烈地说出一段故事。我想,那些故事,也是属于先生的。是的,先生把他半个世纪的青春都投入到了这所学校中,把他50年的热情都倾注到了教育科研生涯里,他为多少学子点亮了人生与理想的明灯啊!我们衷心地感谢先生!祝愿先生安康吉祥!

  就社会文化大背景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热。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民族学、文化学研究上的一次突破。怎样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应用于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准确地反映出中华文化的结构,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

(李慧,梁庭望先生博士生,现在广西大学文学院任教,讲师)

  在中华文学研究方面,从上世纪初到80年代,我国先后出版了1600多部文学史,基本上书写的都是中原文化圈的汉族文学,而忽略了中国边疆3个文化圈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这样的文学史是不完整的,它不能反映中华文学的全貌。在我国众多高校中,只有28所高校有少数民族文学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点,这样的中华文学教育是不平衡的。中华文学是由中原汉族文学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其中虽有主流和支流之分,但并不意味着主流就等于整体。就像无数支流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长江、黄河一样,中华文学的构成也是多元的。中华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一种能以直观清晰的视角俯瞰中华文化整体结构、俯瞰中华文学整体面貌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中原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处于单一民族的文学研究阶段,比如维吾尔族文学研究、哈萨克族文学研究、蒙古族文学研究、壮族文学研究、藏族文学研究等等,有大批学术成果问世。但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是彼此联系的,这在民族文学中也有体现。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学良先生提出,要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而将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必须设定一个理论框架。作为马学良先生的学生,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1992年,我参与编写并负责统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出版,在书中,我首次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按照5个地域划分,这为后来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综合文艺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深入探讨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历时多年,最终提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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