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与稻作文化

水稻栽培——壮族祖先智慧的结晶

梁庭望

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与稻米之路

梁庭望

摘 要
当今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餐桌上以大米为主食。大米在人类主食结构中如此重要,难怪不少国家和民族都想把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权记在自己祖先的帐上。然而几十年来的考古表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在中国,在中国的南方。是江南越人的先民首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越人是当今壮侗语族各族和江南大部分汉族的祖先。水稻人工栽培法发明以后,逐渐主宰了越人先人及其后裔的整个生活,在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饮食结构、语言文学、人生礼仪、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民族性格等方面形成了浓郁的稻作文化,绵延至今。

梁庭望

www.11599.com,稻米在当今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期刊《读者文摘》1987年11月号指出:“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半数。”水稻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地区性的稻作文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许多从事稻作农业的民族,都在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的形成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贡献最大。其中,壮族则是发明水稻种植最早的民族,他们被埋没很久的功绩,今天应当让其昭示于天下,使吃大米的人永志不忘。

关键词 水稻 人工栽培法 稻作文化

据美国《读者文摘》披露,在全世界大米、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中,以大米为主食的占人类过半。正因为如此,
200多年来,世界上若干国家都在争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权,把这视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荣誉。到19世纪中叶,农业史学界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最早源于中国,另一派认为源于印度。19世纪末叶,多数专家认为,无论是中国、印度或东南亚,都对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水稻人工栽培的最早发源地,应在中国的江南。1881年,德国农业史专家康德尔(D·Camdolle)撰文认为,印度水稻人工栽培应在中国之后。1884年,他在《作物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稻是最早的农作物,并且预言中国江南应当有野生稻。1917年,英国农业史专家墨里尔亲自到中国华南做田野调查,他沿珠江主流西江西进,在广东罗浮山麓发现了野生稻,循此西行一直到西江支流黔江一带的石龙,发现西江流域有广泛的野生稻分布,证实了康德尔的预言。1926—1933年,我国著名农业史专家丁颖多次到广州东郊犀牛尾泽地、番禺、增城、从化、清远、三水、阳江、茂名、吴川、遂溪等地及广西西江流域考察,果然发现了野生稻的更广泛分布,这就为栽培稻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水稻种植的起源,世界农业史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我国和印度同为最早的稻作发源地。另一种认为,我国是唯一最早发明水稻种植的国家。我国农业史专家丁颖50年代指出:“至于印度栽培稻起源于本土或来自中国,还没有定论。……但印度稻作起源于我国之后,和我国稻种没有来自印度的可能性,当然无可怀疑。”[1]因为“康德尔(De
Camdolle:1884)认为印度的稻作起源在我国之后。据察脱杰(Chatterjiee:1951),约公元前一千年的阿闍婆吠陀(Atharvavida)赞诗中始见稻字,北印度巴佛哈那加(Bahudhanaka)的游得希亚民族确知有稻,,是在距今二千年前。其它梵文古籍提及稻的,概在公元前第一、二世纪间。”[2]
而我国在伊尹时已经有南海之秏[3]
的记载。尽管康德尔、丁颖、察脱杰尚未看到后来的考古材料,但他们的论点是十分有见地的。

世界的主要粮食结构由大米、小麦和玉米构成,而当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可见大米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200多年来,世界上若干国家都在争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权,把这视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荣誉。到19世纪中叶,农业史学界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最早源于中国,另一派认为源于印度。19世纪末叶,多数专家认为,无论是中国、印度或东南亚,都对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水稻人工栽培的最早发源地,应在中国的江南。1881年,德国农业史专家康德尔(De·Camdolle)撰文认为,印度水稻人工栽培应在中国之后。1884年,他在《作物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稻是最早的农作物,并且预言中国江南应当有野生稻。1917年,英国农业史专家墨里尔亲自到中国华南做田野调查,他沿珠江主流西江西进,在广东罗浮山麓发现了野生稻,循此西行一直到西江支流黔江一带的石龙,发现西江流域有广泛的野生稻分布,证实了康德尔的预言。1926—1933年,我国著名农业史专家丁颖多次到广州东郊犀牛尾泽地、番禺、增城、从化、清远、三水、阳江、茂名、吴川、遂溪等地及广西西江流域考察,发现了野生稻的更广泛的分布,这就为栽培稻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42年,日本农业史家比野认定海南岛有野生稻。1944年,日本人宇野撰文考证,印度尼西亚爪哇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已开始种稻,但那是公元前1000多年澳尼民族(Austronesian)由中国南方带去的。

关于水稻最早起源于中国的论点,得到了日本科学家的赞同。1942年,日本农业史家比野曾经到海南岛考察,认定海南岛有野生稻。1944年,日本学者宇野撰文考证,印度尼西亚爪哇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已开始种稻,但那是公元前1000多年澳尼民族(Austronesian)由中国南方带去的。有的专家是从语言角度考证的。如认为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北部巴佛哈那加(Bahudhanaka)的游得希亚民族已确知有稻,在这前后,即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印度梵文古籍已提到稻字。更早的公元前1000多年印度阿闍婆吠陀(Athrvavida)赞美诗中也已经见到稻字,可见印度是水稻的发源地。但欧洲农业史专家察脱杰(Chatterjee)认为,中国古籍《说文解字》提到商代初年(公元前1750年左右)伊尹时中国南方已经种稻,当时称为秏,比印度早600多年。他又根据马提哈善(Mhdihassan)的研究成果,于1951年撰文认为,拉丁语中的oryza并非源于印度语的Arishi,而是来源于中国宁波方言的ou—li—zz,因为印度Arishi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来源于宁波方言的li—zz,倒装为Zz—li。关于水稻人工栽培法的传播,1935年欧洲专家伯兰根布(Blankenburg)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是经过桂南与越南、老挝,滇南与泰国、缅甸之间的通道向西传到印度阿萨姆邦(那里有壮侗语族即侗台语族阿含人)的,传到印度后再经过伊朗传入巴比伦,而后传入欧洲和非洲,新大陆发现后才传入南美。伯兰根布画了一幅完整的传播图。1951年,日本人安藤著文指出,水稻人工栽培术是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由中国南方经东南沿海的海路传到日本的,形成了“稻米之路”。1956年,日本人野口发表文章,同意安藤的观点。

那么,我国的水稻种植最早源于何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距今6700±200的古稻杆稻壳。在云南的宾川白羊村出土的陶罐中有大量稻粒的粉末,经C14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在岭南,则出土了不少石质磨盘、磨棒、石杵、石锤等稻谷加工工具。[4]对比表明,,岭南是我国种植稻谷最早的地区。34年前丁颖先生说过:“根据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生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关系,特认定我国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5]丁颖当时的主要根据,是西江流域广泛有野生稻分布。野生稻在被驯化之前,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年复一年,自生自熟。这种柔弱的植物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在无人护理的条件下,它的萌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和贮存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中,野生稻才能生存;只有野生稻分布地区,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才具备物质前提。

有的专家是从语言角度考证的。如认为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北部巴佛哈那加(Bahudhanaka)的游得希亚民族已确知有稻,在这前后,即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印度梵文古籍已提到稻字。更早的公元前1000多年印度阿闍婆吠陀(Athrvavida)赞美诗中也已经见到稻字,可见印度是水稻的发源地。但欧洲农业史专家察脱杰(Chatterjee)认为,中国古籍《说文解字》提到商代初年(公元前1750年左右)伊尹时中国南方已经种稻,当时称为秏,比印度早600多年。他又根据马提哈善(Mhdihassan)的研究成果,于1951年撰文认为,拉丁语中的oryza并非源于印度语的Arishi,而是来源于中国宁波方言的ou—li—zz,因为印度Arishi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来源于宁波方言的li—zz,倒装为Zz—li。

近年,日本学者的研究又从文学的层面上加深了一步。1990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国立民族博物馆联合出版了《西南中国诸民族文化的研究——日中合同研究集会报告》,里面有东京大学大林写的《华南少数民族的农作物起源神话》一文,其中有一段写的是壮族的狗偷稻种神话:“远古时期,地上没有谷物,只有天上长庄稼。地上的人虽然恳求天上的人分给些谷种,但没有分给他们。因此,地上的人们,心生一计,打发有九根尾巴的一只狗去寻找谷物。于是,在天上宫殿的门口,人们正在晒干谷物,于是狗卷去尾巴接近谷物,在接近谷物的地方伸开尾巴,把九根尾巴耷拉在谷物上,细致地摸弄谷物,这样在尾巴毛中间沾上很多种子,在这时间狗正要准备逃走,守卫进行盘问,很多人追了上来,把狗的尾巴一个接一个地砍掉。砍掉了一根、二根直砍掉了八根,只剩下了一根。变成了这样子后,好容易逃脱了天门,越过了天界和地上的边界,好容易回到地上。剩下最后的一根尾巴也沾满了足够的种子。从此人们开始种植稻谷。由于这种情况,打这以后,狗的尾巴就只有一根。所以人们都感谢狗,各家都饲养狗。后来又让狗吃大米饭。谷穗恰似狗的尾巴直竖,就是这个缘故。”[1]神话产生于一万多年前,狗偷稻种从侧面反映了狩猎与农业交替时代,人们是在狗在打猎中偶然发现稻种的。这可以作为壮族先民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佐证。

岭南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低纬度地带(北纬900——260),北回归线横贯其中,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广西年平均气温在200C左右(元月平均6——16
0C),全年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横贯东西的五岭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挡住了北来的寒潮,使岭南冬天气温偏高,霜期很短,其南部则全年无霜。北方三九隆冬,这里却“暖若三春,桃李乱开,蝮蛇不蛰”,“草木皆不改柯换叶。”[6]这使得野生稻可以安全过冬。春天,南海湿润的气团登陆,近水楼台的岭南获得了充足的水分,满足了野生稻发育生长的需要。高温多雨促进了野生稻的充分发育,扬花抽穗,秋后落入土中,在岭西温暖的怀抱中过冬,周而复始。实验表明,稻粒在00C以下,内部水分开始冰化。当温度上升到00C以上时,稻粒逐渐变为浅黄色,随着内部水分形态的变化,自行粉碎。,因此,未经驯化的野生稻,在岭北是无法越冬的,需要进行人工培育和贮藏。

关于水稻人工栽培法的传播,1935年欧洲专家伯兰根布(Blankenburg)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是经过桂南与越南、老挝,滇南与泰国、缅甸之间的通道向西传到印度阿萨姆邦(那里有壮侗语族即侗台语族阿含人)的,传到印度后再经过伊朗传入巴比伦,而后传入欧洲和非洲,新大陆发现后才传入南美。伯兰根布画了一幅完整的传播图。1951年,日本人安藤著文指出,水稻人工栽培术是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由中国南方经东南沿海的海路传到日本的,形成了“稻米之路”。1956年,日本人野口发表文章,同意安藤的观点。

以上争论的根据是野生稻分布、语言材料和古籍记载,所以虽然多数专家同意康德尔观点,但结论始终未能确定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成果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发掘出大量稻谷、稻米炭化物,经C14测定距今5000到8000年之间。河南舞阳遗址。1991年发掘时在红烧土块中发现10枚稻壳印痕,经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比较,发现与现代稻粒长度接近。印痕纵沟宽140—350微米,也与现代稻粒的140—280微米大致吻合。经测定为8000年左右。浙江河姆渡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在400M2的范围内发现很厚的人工栽培稻炭化物,以及石磨、骨耜、木铲等谷物生产工具。经测定距今6700±200年左右,是已经比较发达的水稻。桂林甑皮岩遗址。1965年发掘,发现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还有火候较低的陶片。经测定为10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世界陶瓷史表明,陶的产生与农业密切相关。最初,人们用藤条编个小框装米,放在火上烤,但藤容易烧着,便有人在框外糊些稀泥。烧久了藤条化为灰烬,留下成形的泥胎,这便是最早的陶器。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20世纪60年代发掘,出土了石杵、石磨、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和大量陶片,经测定为10000到11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上述成果虽然基本可以肯定与水稻人工栽培有关,但1—3项与印度的发现较为接近,4—5项由于没有发现稻谷炭化物,故结论仍不易为人所接受。1987年美国《读者文摘》11月号《大米颂》一文仍认为:“稻原是亚洲的野生植物。有些考古学家相信,最先有人栽种这种谷物的地方,是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稻源于印度一种名为:“‘尼伐拉’的野生植物。印度已发现了年代可远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稻谷。”

根据农业调查表明,在我国,现存的三种野生稻只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和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等地。[7]农业史专家特别认定,广西自古便是野生稻的主要分布地带。[8]1917年英国农业史家墨里尔首次到我国的罗浮山麓至石龙平原发现野生稻。[9]1926——1933年间,丁颖发现西江流域广泛分布野生稻。[10]1978——1980年,广西农学院组织对广西野生稻分布的普查,在85个县中,发现35个普遍有野生稻分布。[11]地理学的研究表明,自更生世以来,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一直没有多大变化。[12]由此可以断定,现在岭南的野生稻与早期的野生稻有传承关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优胜劣汰,至今野生稻不衰,可见当初之盛。人们在安徽巢湖流域淹水地方,也曾发现过野生稻,形如粳稻。但将其种子进行种植试验,却发现原来是由栽培稻种野性化而成的,被称为“野性化稻种”,是栽培稻的退化品种,与岭南的野生稻不可同日而语。广西良好的自然环境和野生稻的广泛分布,为岭西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提供了物质前提。

以上争论的根据是野生稻分布、语言材料和古籍记载,所以虽然多数专家同意康德尔观点,但结论始终未能确定下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考古有了重大发现,才得以确认。但这个过程也颇为曲折。因为中国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的考古发现,仍有些问题有待解决,这些考古成果主要是: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发掘出大量稻谷、稻米炭化物,经C14测定距今5000到8000年之间。河南舞阳遗址。1991年发掘时在红烧土块中发现10枚稻壳印痕,经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比较,发现与现代稻粒长度接近。印痕纵沟宽140—350微米,也与现代稻粒的140—280微米大致吻合。经测定为8000年左右。浙江河姆渡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在400M2的范围内发现很厚的人工栽培稻炭化物,以及石磨、骨耜、木铲等谷物生产工具。经测定距今6700±200年左右,是已经比较发达的水稻。桂林甑皮岩遗址。1965年发掘,发现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还有火候较低的陶片。经测定为10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20世纪60年代发掘,出土了石杵、石磨、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和大量陶片,经测定为10000到11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上述成果虽然基本可以肯定与水稻人工栽培有关,但1—3项与印度的发现较为接近,4—5项由于没有发现稻谷炭化物,故结论仍不易为人所接受。1987年美国《读者文摘》11月号《大米颂》一文仍认为:“稻原是亚洲的野生植物。有些考古学家相信,最先有人栽种这种谷物的地方,是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稻源于印度一种名为‘尼伐拉’的野生植物。印度已发现了年代可远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稻谷。”

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有了重大进展,1993—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两处相隔仅800米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近栽培稻的植硅石和兽骨,被认为是猎兽屠宰场和打谷场,“两处遗址的文化堆积明显分为属于两大时期的上下两大层,上层距今约0.9—1.4万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下层距今1.5—2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在《光明日报》1996年3月26日的《1995全国考古新发现》中透露,自1993—1995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对零陵地区道县寿雁镇玉蟾岩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兼具野生稻、籼稻、粳稻的栽培稻炭化稻粒以及火候较低的陶片。初步测定为12000年,后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稻壳已有1.8—2.2万年。[2]两地的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兴奋不已,在中国199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名列前茅。回过头来再看桂林甑皮岩、南宁地区贝丘等遗址,不管是有稻谷炭化物还是稻谷加工工具,都无疑证明是稻作文化遗址,并且形成了年代先后的序列。以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国家。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是江南越人的先民,江南越人是当今江南汉族和华南、西南壮侗语诸族(壮族、侗族、布依族、傣族、黎族、仡佬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的祖先,壮侗语诸族的先民对中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的考古事实表明,丁颖的结论是正确的。1965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在桂林南郊甑皮岩发现的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石杵3件,系用长条砾石加工而成。磨盘数件,其上纹理略成人字形,略似今日石磨上的牙纹。这两种工具,分明是谷物的脱皮工具。[13]经北京大学考古专业C14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取样测定,以第二层钙华板为界,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9100±250年,晚期为7500年左右。早期有的螺丝样品达10600年,扣除偏老的影响,亦在9000年以上。上述石杵、石磨盘是在钙华板以下发现的,应属于9000年以上工具。[14]

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有了重大进展,1993—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两处相隔仅800米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近栽培稻的植硅石和兽骨,被认为是猎兽屠宰场和打谷场,“两处遗址的文化堆积明显分为属于两大时期的上下两大层,上层距今约0.9—1.4万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下层距今1.5—2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光明日报》1996年3月26日《,95全国考古新发现》)1993—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对零陵地区道县寿雁镇玉蟾岩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兼具野生稻、籼稻、粳稻的栽培稻炭化稻粒以及火候较低的陶片。初步测定为12000年,后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稻壳已有1.8—2.2万年。(《人民日报》1996年4月3日海外版)两地的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兴奋不已,在中国199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名列前茅。回过头来再看桂林甑皮岩、南宁地区贝丘遗址等遗址,不管是有稻谷炭化物还是稻谷加工工具,都无疑是稻作文化遗址,并且形成了年代先后的序列。以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国家;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是江南越人的先民,江南越人是当今江南汉族和华南西南壮侗语诸族(壮族、侗族、布依族、傣族、黎族、仡佬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的祖先,壮侗语诸族的先民对中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道县寿雁镇玉蟾岩栽培稻炭化稻粒的族属,我在
1998年新作《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3]中作了探讨。道县属于湖南的零陵地区,古代是壮族祖先苍梧部的地域。苍梧部是壮族先民中强大的部落,其居地在广东的西北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的东南部即零陵地区,地跨三省区。舜帝时,苍梧部由氏族部落上升为苍梧古国,处于阶级分化的初期阶段。苍梧古国相当强大,舜帝曾经到苍梧部视察,死在该部,壮族祖先用壮人至今仍沿用的瓦棺礼葬他于零陵地区宁远县的九嶷山。《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九疑,山名也。在苍梧,虞舜所葬也。”九疑地望,“在今县治南五十九里。”“西界道县,南界广东之州,东北界常宁,北界祁阳。”“九疑亘其南。”[4]又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引《史通·疑古篇》称,苍梧又称仓吾,“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陵。地总百越,山连五岭。”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丙》称,苍梧古国“自广东至湘潭。”由此可知,苍梧古国在汉立为苍梧郡,“辖境相当于广西都庞岭,大瑶山以东,广东肇庆、罗定以西,湖南江永、江华县以南,广西藤县、广东信宜以北。”[5]今广西的苍梧县和梧州市,皆因苍梧古国而得名。楚人是战国时才进入零陵地区苍梧辖境的,战国以前的文化遗址,出土的都是带肩石斧有段石锛等越人文物,可见道县的炭化稻谷当是苍梧部也就是壮族先民留下的。因而壮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该文引起较大反响,新华社将该文缩为专稿发往该社在全世界的160多个点,这次没有收到反对的信息。《广西日报》、《南华早报》等都曾把摘要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华社的对外摘要专稿。

1963年,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南宁地区的邕宁、武鸣、横县、扶绥等地,发现了共14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大多分布在右江和左江两岸。在未经扰动的文化层里,出土了石杵、石磨棒、石锤、石磨盘等加工稻谷的工具。其中南宁市郊青山遗址的磨棒数量甚多。磨盘上有圆形小窝穴,周围有敲击的痕迹,可作石砧使用,亦可放上稻谷,以两扇相对运动脱壳,或用石磨棒在其上滚动脱皮。石杵为圆锥形,杵头因舂捣而形成崩裂的小麻点。[15]
经测定,这些遗址均在10000年以上,如南宁市邕江岸边豹子头遗址,年代为10720±260年。以上考古材料表明,广西境内的栽培稻比河姆渡早2400——3000年,比云南白羊村早5000年左右。南宁地区出土的陶片数量很大,但已无完整器物。甑皮岩仅部分探方即出土291件之多,为火候较低的初期产品,有罐、钵、瓮等,多为敞口,直口或敛口很少
。这些陶片在我国目前是最早的,均在万年以上,为同一文化体系之物。农业史表明,淘器是谷物种植的伴随物。肉类可以生吃或以棍棒穿插烘烤食用,块根、果实、嫩叶亦可生吃或投于火内煨吃,唯稻粒无法投于火内,也无法烧烤。当初人们大约以藤条编织小筐,把米粒放在里面烤熟了吃。但因藤条容易着火,便在外面糊泥,烤后成形,是为最原始的陶器。将稻粒放在其中,易于烘烤,加水可以成粥,此为岭西稻作饮食文化之源。陶片的出土,为稻谷加工工具石杵、石磨棒、石磨盘等的功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98年拙作《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二期)发表,就两地考古结果提出,栽培稻最早起源于中国确定无疑。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最早是壮族祖先苍梧部范围,故其先民应是壮族祖先,因而壮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该文引起较大反响,《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南华早报》等都摘要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华社的对外摘要专稿。现在要补充的是,侗族祖先最早是居住在今广西梧州一带的,其先民也是苍梧部的一部分,唐代才西迁到今桂湘黔交界地区,包括怀化地区,因此,侗族也是中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这是侗族的光荣。今天我们在怀化开会,正是回到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的怀抱,心中别有感受。

壮族由于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民族,形成了浓郁的稻作文化,举凡农业生产链,生活习俗,文化氛围,民族性格,都在稻作文化的熏染和制约范围之中。稻米甚至已经升格为生命的象征和代码,乡村壮族人年过五十,每人都有一个寿米缸,里面的米代表生命,每年生日做寿,要请师公或道公诵经,子女往缸里添加新米,表示增寿,也就是延续生命。里面的米平时可以掏一把熬粥给老人喝,但绝对不可掏尽,那样就意味生命即将终结,不吉利。所以壮族人把做寿叫做“补粮”。此外,壮人认为在多种粮食作物中,稻米品位最高,故而祭祀神灵必须用大米饭或粽子、糍粑、汤圆等大米制品,这是种植水稻历史之久远的民族形成的奇妙意识,趣意盎然。

这些遗址还出土了人工喂养的家畜化骨。以甑皮岩为例,出土的猪骨化石个体达67个,其中40个可以比较准确推断其年龄,一岁以下8只,1——2岁26只,占多数。2岁以上6只,只占15%。其犬齿数量不多,长大而粗壮的犬齿更少,“尚未见到任何一枚猪牙M3/3已经磨蚀得很深的标本”,[16]足见系人工喂养,而非猎物。猪是人类喂养的最早驯化动物之一,其饲养有赖于农业生产。壮人历来有以糠喂猪、以剩余稻米饭喂猪的传统,足见稻作一万年前已经产生。当然,农耕中包括种植块根。

水稻人工栽培发明以后,逐步主宰了发明人工栽培的民族的生活,形成了全方位覆盖的浓浓的稻作文化,这在壮侗语诸族中尤为明显。

2004年9月13日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广西龙胜稻田文化科学研究基地揭碑仪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由于岭南天气湿热,酸性红壤腐蚀动植物遗骸,饱含水分的谷类及其枝叶易于腐烂,而主要的是人们习惯于把稻糠和稻草当做饲料,因而这一带尚未有稻壳之类的出土物,但上述谷物加工工具和伴随水稻栽培而产生的陶器及动物驯养,足以证明这儿是我国以至世界上发明水稻种植最早的王国。

(1) 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
壮侗语族诸族的生产门类,主要包括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水稻转化物栏养禽畜,围绕田间作业的役畜驯养,以田塘为依托的淡水鱼养殖,田埂地头佐餐果蔬种植。这几大门类生产,都是以水稻种植为中心,围绕水稻安排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稻类、豆类、块根类,后来引入麦类和玉米。但主要是稻类,其它皆为辅助,这与高山农业民族、旱地农业民族、游牧民族都有明显的区别。经过长期的实践,这些民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而独特的稻田耕作技术,包括季节安排、耙田、育秧、插秧、耘田、施绿肥、排灌、选种、育种、收割、脱粒、运输、储藏、脱壳等生产环节以及一系列生产工具,包括石器系列、木质系列、青铜系列、铁器系列、甲骨系列的耕作工具、灌溉工具、运输工具、加工工具、储藏工具。这些工具主要是为水稻生产服务的,如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在广西70多个县都有出土,而以壮族人口超过90%的百色地区最为密集。大石铲为束腰长舌形,最长的达到60多厘米,宽20厘米左右,加工精细,用于水田作业,为稻作民族独有。后世多有创新,如明清时代的秧马,也是壮侗各族特有的工具,可以说是现代插秧机的前身。


水稻种植产生之后,便向四方传播。首先传向岭北江南的广大地区。据丁颖研究,大约数千年前传到黄河流域。往东则传到日本,据日本学者安藤和野口研究(他们先后于1951、1956年著文),栽培稻约于公元前1—2世纪东传,形成“稻米之路”。往南,日人宇野于1944年著文指出,南洋各地稻种是公元前1000年由澳尼民族(Austronesian)从大陆南下时带去的。往西则经过滇南传至印度。据察脱杰引马提哈善(Mahdihassan)之说,认为拉丁语oryza来源于印度语Arishi,而Arishi来自古越语的一个方言,从而证明印度的栽培稻系从中国传过去的。康德尔于1884年著文指出,水稻在印度繁殖之后,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经伊朗传入巴比伦
,而后传入欧洲和非洲,再经西班牙人带到南美大陆。农业史家伯兰根谱(Blankenburg)1935年著文,支持康德尔观点。至此可以看出,岭南犹如一个水稻的喷泉,逐步涌向四方,传到全球。

(2) 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结构
主食由大米领衔,形成了米饭系列(干饭、糯饭、豆饭、五色饭、竹筒饭……);米粥系列(白粥、肉末茴香粥、螺蛳粥、大米玉米面粥、糖粥、鱼粥……);米粉系列(汤粉、炒粉、卷筒粉);粽子系列(驼背粽、三角粽、锥粽、牛角粽、黑粽、包糕粽、壮元粽、枕头粽、清明菜粽……);糍粑系列(饼状糍粑、三角糍粑、方糍粑、褡裢粑、藤粑……);糕饼系列(沙糕、油堆、炸糕、油团粑、月饼……);米花系列(米花、糖米花、米花糖……);汤圆系列,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由大米做成的食品,大约有100多种。其它主食还有玉米、红薯、南瓜、木薯、芋头、荞麦、饭豆、粘小米、麦等,均处于辅助地位,观念上比大米低一等,过去不能上宴席,不能供神。

[1]
大林:《华南少数民族的农作物起源神话》,《西南中国诸民族文化的研究——日中合同研究集会报告》27页,,

水稻源于岭南,显然是壮、侗、布依、傣、黎、毛南、仫佬、水等民族的祖先越人的功劳。早在5—10万年前的“柳江人”时代,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就生活在岭南。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中原人及其他民族才陆续进入岭南。因此,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当是岭南越人。他们栽培水稻之后,便开始砍伐森林,开辟田畴,扩大种植面积,于是留下了这一特殊历史意义的地名——那字地名。据统计,那字地名广西有1200多处,云南有170多处,广东有30多处,越南北部有60多处。[17]这些地名指事性很强,多为双音节,那字做中心词,后边是修饰成分。如广西的“那坡”,壮话叫nazmboq,mboq为泉水,意思是泉水田;贵港“那蓬”,壮话叫做nazboengz,boengz是烂泥,意思是烂泥田;广东“那楼”,壮话叫做nazraeuz,raeuz是咱们,意思是咱们的田;广东的“那花”,壮话叫做nazva,意为长花的田……这些地名,用汉语是解释不通的。地名是语言中的凝固物,它在很大程度上保存历史的原貌。它们的存在,记录了岭南越人开辟田畴的功劳。

副食壮侗各族的肉类主要是猪、鸡、鸭、鹅,都是大米或米糠的转化物。除南海边壮人,大都喜吃淡水鱼虾,一般放养于烂泥田和池塘,少量捞于河沟。池塘与河沟有灌田和养鱼双重功能,都和水稻有关。各族都喜欢吃酸鱼、酸菜,在侗族中,泡酸菜的酸水是将洗米水倒入瓮中,加盐,置于火塘边数日变出乳酸,即可腌菜。酸鱼用的腌糟是将糯米饭拌以盐、姜末或辣椒粉,也离不开稻米。酷爱带叶青菜,菜园多在田塘之旁,便于浇水,也离不开田塘。饮料多为米酒系列,包括白烧米酒、甜酒、糯米酒、苦酒、刺梨酒、蜂糖糯米酒,等等。侗族苦酒不需蒸馏,用凉糯饭直接拌酒曲,捂严发酵而成。

[2] 《人民日报》1996年4月3日海外版。

壮侗语族民族语言中,“水稻”一词是同源词。其语音壮:hau4;临高?au4;布依:hau4;傣:x?u3;傣:xau3;侗:q?u4;仫佬:hu3;毛南:hu4;水:?au4;泰:k?au4;黎:
mu:n3ta2。除黎以外,其他民族读音基本相同,说明他们尚未分化之前,已经有了水稻。音变中,上古的hk?是由k分化而来的,k?au4保留了更原始的读音,黎语差别很大,估计另有古读词。

以上可以看出,壮侗语族诸族的饮食与稻米有不解之缘,稻米主宰人们的生活。直至今日,米饭和面条同时上桌,大多数人依然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3] 《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二期。

此外,壮侗语族民族语言中与水稻种植有关的词多是同源词。如

(3) 同源的稻作词汇
壮侗语族诸族由于其先民很早就进行水稻人工栽培,所以在这些民族分别形成之前与水稻种植的相关词汇就已经形成,因而现在各族关于水稻种类、耕作方法和农具的词汇基本一致。如:

[4] 曾继梧:《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民国20年版。

犁 牛轭 耕 秧苗 田

稻米 糯米 犁 牛轭 田 秧苗 壮 hau4na2 hau4cit8 ?ai1 ?ek7 na2 kja3 侗 qau4
qau4to3 khai1 ?ek 9 ja5 ka3 布依 hau4na2 hau4?ut8 ?ai1 ?e 5 na2 t?a3 傣
xau3na2 xǎu3no1 th?i1 ?ek 9 na2 ka3 傣 xau3 xau3lo1 th?i1 ??k 9 la2 ka3
仫佬 hu3 hu3c?3 kwai1 ?ek9 ?a5 k?a3 水 ?au4γa5 ?au4?da:i1 kwai1 ?ik7
?γa5 kγa3 毛南 ?u4ja5 ?u4da:i3 kwai1 ?i:k7 ?ja5 ca3 黎 mu:n3ta2
mu:n3ka3ta2 lai2 kw 3hu:η2 ta2 fan1

[5] 《辞海》1280页苍梧条。

壮 ?ai1 ek7 ?ai1 kja3 na2

上面所举的这些词,韵母基本相同,只有部分声母发生变化。相同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全语族相同或相近,二是语支相同或相近。黎语为单独语支,故有的词产生差别。总的来说绝大部分是相同的,类似的还可以举出很多,说明在这些民族分离之前很久,与水稻有关的词汇已经产生。只是由于民族形成后生活地域和环境有所不同,导致发生音变,但对应整齐,有规律可循,毫无疑问是同源词。

临高 lei2 ek7 lei1 la3 nia2

此外,在桂粤滇黔还留下了大量“那”(naz,na2水田)字地名,所以覃乃昌等广西学者把稻作文化称为“那文化”。

布依 ?ai1 ?ek7 ?ai1 +?a3 na2

(4) 稻作文化涵化的文学艺术
壮侗语族诸族的文学艺术有浓郁的稻作文化氛围,首先是神话,古越人崇蛙,各族也敬蛙,尤其壮族,蛙是全民族最尊崇的图腾。神话说,壮族三大神是三兄妹,大哥雷公是天神,二哥布洛陀是地神,三妹图额是水神(鳄鱼、犀牛、河马同体),大哥与三妹私通,生了个怪胎蛙神。它本与父亲住在天上,后来被派到人间做天使,田间有虫它捉虫,田间缺水它叫父亲放水。后来被尊为祖先,壮话称它为“龚叟”,意思是“你们的祖爷”。三兄弟显然是渔猎文化的代码,蛙是稻作文化的代码,这里用神话意念来演绎从渔猎经济到稻作农耕的演变。各族稻种来源的神话,布依族叫《茫耶取谷种》,壮族叫《狗偷稻种》,侗族叫《青蛙南海取稻种》,黎族叫《牛屎鸟》,仫佬族叫《天是怎样升高起来的》等。侗族神话说,燕子和青蛙去南海取稻种,燕子阻雨,青蛙却趁涨水先取到,狗帮助渡河,燕子把已发芽的稻种送回到侗乡。在这些神话里,狗都起到重要作用,折射出先民带狗在打猎中发现狗身上粘上野生稻粒,引起人们的注意。又,在这些民族的洪水神话里,起因大都是天旱田裂引起的。而创世神话中创世造人之后,首先就得造田、造水泉、造耕牛。至于传说故事、民歌和各类艺术中,与稻有关的作品比比皆是,难以尽述。

傣 +hai1 ?εk7 +hai1 ka3 la2

(5) 为稻作所用的宗教祭祀

侗 khai1 ?εk7 sa:k7 ka3 ja2

壮侗语族诸族的宗教有传统民间宗教巫教、道教和佛教,无论哪种宗教,都被改造过来为稻作所用,其教义和法事的中心意旨都围绕着祈求两种生产的繁荣,即物的生产的繁荣,主要是水稻丰收和禽畜繁衍和人丁平安兴旺。以壮、布依、仫佬、毛南、水等民族的巫教为例,所供多神中已经有主神布洛陀(各民族译音稍异,如布依族叫报勒夺,水族叫陆铎公),在壮族中,布洛陀是创世神,后被供为巫教主神。《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收入的29部宗教唱本麽经,弥漫着浓浓的稻作文化氛围,几乎每部都从不同角度诵唱水稻及其相关事象。如第1部《麽请布洛陀》的“安置天下”部分,开头提到布洛陀派造物神来造物:“上梁王造园”、“山屋王造干栏”、“备放王造水车”、“狼汉造谷仓”。“找水”部分专门诵唱给水田找水的艰难过程。第3部《麽兵布洛陀》为招魂经,在开天辟地之后,跟着先招稻谷魂,接着招水牛魂、黄牛魂、马魂,继之招猪魂,再招鸡鸭鹅魂,最后招鱼魂,这里是以招谷魂为中心的。第29部《
巫双材》是道场最后禳解凶怪经诗,经文云,如不禳解必家人屡病,谷不满仓,畜不满栏。禳解后不得穿白孝服走过田间,塘才有鱼,田才有米,靓女有好夫,儿媳承家业。稻作文化之浓厚可见一斑。

仫佬 khrai1 ?ik7 khrai1 kra3 ra2

傣族的小乘佛教是以稻作文化为背景的,傣族有一组谷魂神话,其中的《谷魂和佛祖》说,有一天佛祖正在讲经,谷魂奶奶闯了进去,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众弟子的视线,佛祖问她是谁?她昂首挺胸说,我是谷魂奶奶,大地没有我,人们就难以生存。众弟子一怒便把她赶了出去。这下坏了,大地赤地千里,万物凋谢,稻谷不生,把佛祖也饿昏了。后来佛祖找到谷魂奶奶,向她道歉,请她回到大地,谷物又丰收了。佛祖对人们说:“谷魂的功劳确实比我大,谷魂的福气确实比我多,大伙儿都要向她顶礼膜拜!”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接受稻作文化的过程。(《傣族文学史》,岩峰等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水 kwai1 ?ik7 he4 ka3 ?ra2

壮侗语族诸族日常的祭祀活动频繁,举凡上梁、动土、开耕、生病、禽畜怪异或死亡、犯忌、圈坟、迁坟、社日……都要请神职人员诵经祭祀鬼神,所有这些活动,祭品中都必须有大米制品(米饭、粽子、糍粑、米糕等)及大米转化物鸡鸭鱼肉,供品又以糯米为尊。这些祭祀渊源久远,在怀化洪江高庙考古遗址,发掘出了獠牙兽面陶器图案,经测定为7400多年,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祭祀图案。出土文物包含了傩文化、耕作文化、鸟文化、船文化等,耕作文化已经占主导地位。鸟文化是与鸟田神话相关的,也是稻作文化的象征。壮侗各族祖先的祭祀,主旨在于祈求稻谷丰收和人丁兴旺。

毛南 kwai1 ?ik7 kha:i5 ?a3 ?ja5

(6) 稻作观念浇灌的人生礼仪

黎 lai2 kw3hu?2 lai2 fan1 ta2

壮侗语族诸族的人生礼仪,充满了稻作文化的意蕴。人从生到死,几乎都离不开稻。婴儿诞生,外婆家前来祝贺,礼品中决不能少了大米制品,布依族三朝送米酒和米面粉;仡佬族满月送月米酒;侗族三朝亲朋要送米酒和一竹盘糯米饭;壮族三朝也是送米酒和糯米饭,有的地方外婆还要撒一路米花;毛南族三朝要蒸红糯饭宴客……孩子长大,成丁礼古时要打掉一颗门牙,源于求雨灌田和健康成长。结婚时,陪家物以米及大米制品为贵,如仫佬族要用红布缝三角袋,装米作陪嫁吉祥物,称为“千年米”;又用红布包小竹箩,里面放上糯米饭,称为“千年饭”。到夫家后一起放在神龛上,次早将米和饭一起蒸熟,新郎新娘与婆家人分食,表示今后丰衣足食。类似礼仪各族都有。各族老人做寿叫“补粮”或“添粮”。老人都有个小陶罐,俗称“寿米缸”,里面的大米代表生命,平时绝不可掏尽,否则意味生命即将终结,不吉利。做寿时子孙要往缸中添加新米,表示添寿。丧礼一定要供大米饭和大米制品,壮族在寿材头部一方有一小桌,上面自始至终都要供一碗饭,不能断。有的民族要宰牛,表示让死者带到冥界耕田。仡佬族也认为人死后在冥界还像在世一样生产生活,所以停丧堂屋时要举行一项重要仪式,孝子取犁、锄、耙、镰刀、弯刀等种田农具放入背篓背上,鬼师诵一句经文,孝子取一件农具置于棺旁,直到放完,表示让死者在冥界耕田。有的下葬前要往坟坑中撒米,让死者在冥界不致饥饿。可以说,大米贯穿壮侗各族整个人生礼仪。

通过对以上语言材料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壮侗语族民族在分化之前曾经共同进行过广泛的稻耕作业,因而在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7) 稻作文化主宰的节日
在节日中,可以说是全面渗透稻作文化。壮侗语诸族的节日来源是多元的,但有一半左右来源于稻作农耕,而且部分节日各族非常一致,如开耕节、插秧节、礼田节、青苗节、牛魂节、吃新节、洗小铁节等,各族几乎都有,只是名称和日期稍异。以侗族为例,各地节日加起来约有40多种,其中直接与水稻相关的就有播种节、插秧节、洗牛节、三月三、舞春牛、活路节、石节、打泥巴仗节、杀龙节、接龙节、吃新节、侗年、杨年、饭树节、过重年、艾粑节、送饼节、龙姓年,等等,端午也不是纪念屈原,而是敬蛟龙,祈求风调雨顺,以使水稻丰收,实际也是源于稻作文化。这些节日加起来,占了将近一半。壮族50
多个节日,也有近一半源于水稻耕作。节日的主旨在于求得两种生产的繁荣,稻作在各族生活中的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越人种植水稻之早,还可以从古籍中得到佐证。许慎著的《说文》云:“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秏者,从禾毛声,,呼到切。”念hau4
与壮侗语族民族稻的读音基本相同,足见系以汉字记录古越语音。“南海”是古代对岭南的泛称,故“南海之秏”就是岭南的稻子。伊尹提到的稻,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世界上有关水稻的最早记录。

节日除了源于水稻种植,还有源于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历史事件、人物悲剧、某种习俗和汉族的影响等。但不管是何来源,所有的节日都与水稻结下不解之缘。稻米在节日里有三个功能,一是敬神,主食一定是大米饭,其它粮食历史上是绝对不能敬神的。而在大米制品中,又以糯米最为高贵,重大节日,多是用五色饭、粽子、糯饭、糍粑敬神。副食一般是鸡鸭鹅等大米转化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对禁止马牛羊狗肉敬神。二是以米饭等大米制品宴客,直至今日,宴客依然以大米制品为尊。三是以大米制品馈赠亲友,如粽子、糍粑、米饼、月饼、糯饭等,拿玉米送礼不可想象。可以看出,各族的节日文化与稻作文化水乳交融。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段话按汉语很费解,因为其中夹杂着古越语。黑水一说指珠江上游西江,源于桂西南。广西的江河少泥沙,清澈见底,颜色深绿,故称黑水。“都广”用壮话可以读通,念doenghguangq(to?6kva:?5),doengh即田峒,指山丘包围之中的平地或小块盆地,guangq即广大、宽广,“都广”意思是广阔的田峒,倒装句法。“膏”是越语植物量词go的汉字记音。“膏菽”、“膏稻”壮语念goduh、gohaeux,非常顺,意思是豆子、稻子。这里的膏是中心成分,放在前;菽、稻表示类别,是修饰成分,放在后。次序正好和汉语相反。《山海经》是战国古籍,其中的海内经成书稍后。

(8) 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
由于水稻在各族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壮侗语猪族的民族心理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对水稻的特殊心理,这就是神秘、珍贵和敬畏。人们认为,田有田神,禾有禾神,开耕前要祭祀,减收要招禾魂。古时歌节,有的民族要让男女青年在田间模拟交媾,认为这样禾苗灌浆才饱满。认为稻米代表人的生命,故以之添寿。又认为禾魂最为强劲,最有威力,上文所说的傣族意识中的谷魂奶奶,其威力连佛祖也得让她几分。不少民族认为稻草或禾苗可以避邪,挂一把于门外可辟百鬼。有的侗人挂一小把稻草在腰间,走路可以避邪,心中有安全感。有的民族禁止穿白衣服下田插秧,认为会得罪田神,招致失收。总之,水稻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不单是一种粮食,而是一种有生命的灵物,万物有灵的意识在水稻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由于水稻珍贵,故被视为财产的象征,壮族把财产称为“塘田”(Daemznaz,tam2na2);富裕叫做“卖米”,贫寒叫做“买米”;好命叫做“稻米命”,苦命叫做“菜命”;吃饭叫做“肯埃”(gwnngaiz,ken1ηa:i2),意思是吃大米饭。

又杨孚《异物志》引《交州外域记》云:“昔交趾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恳食其田,因名为骆田。”《异物志》又云:“交趾稻夏冬又熟。”这里的交趾、交州泛指岭南,包括广东、广西、越南中部以上和南海诸岛。《史记》亦载:“楚越之地,或火耕水薅。”这些记载反映了秦汉前后岭南越人水稻生产已有相当的发展,懂得了灌溉和种双季稻。

长期的稻作农耕,磨励了壮侗语族诸族人们的性格,形成了温和内向、吃苦耐劳、耐心忍性、互助礼让、绵里藏刚的民族性格特征。水稻是一种比较娇气的农作物,种植需要经过整秧田、浸种、育秧、耙田、插秧、回青、分蘖、幼穗分化、孕穗、抽穗、乳熟、黄熟、完熟等十多个大小阶段,从秧苗如针开始的几个月里,人们就必须像抚育婴儿那样精心护理,随时注意气温、排灌、催肥、耘田、防虫、防病、防倒伏,收割期还要防禽畜祸害和霉雨天气,耐心细致,急燥不得。水田和旱地不同,要选择阳光充足、地面较平、靠近水源、不旱不涝的地方,不是随便找一块地就可以耕田,因而要求人们的居地相对稳定,尽量减少流动。这就形成了人们温和内向、不喜流动、不爱张扬、耐心忍性的性格。吃苦耐劳本是各民族都有的特点,但壮侗各族不同,他们分布的地方主要是岭南及西南东南部和南部,现在人们看到的是桂林山水、花溪景致、西双版纳风光,殊不知古代这些地方森林环数百里无日色,炎热多雨,瘴气弥漫,虫蛇怪兽遍地横行,并非是人类理想的生存之地。宋代,广西仍被称为“大法场”(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唐宋元明,都是贬谪犯人的地方。唐诗人沈佺期流放路过广西北流时写道:“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此地无人老,迁流几客还?”在这样条件下,人们要冒酷热瘴气泡在水田里,其辛苦可想而知。天长日久,各民族都磨练出了吃苦耐劳的品格,表面温和,内心很顽强。不富于攻击性,但在维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十分勇敢。所以《赤雅》说:“俍兵鸷悍天下称最。”这就是绵里藏刚。壮侗各族又是谦恭礼让的族群,汉族是农业民族,壮侗各族也是农业民族,在文化上容易相通,所以把儒家的温良恭谦让学过来了。壮族甚至把二十四孝改编为24部长诗,这在中原也没有见到。

以上材料完全证明,岭南越人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的发明者。但是,南方越人支系众多,号称“百越”,分布广袤,各支系居地的地形、气温、雨量、水源、土壤不完全相同,因而栽培水稻便有先后之分。从各方面材料综合研究表明,最早栽培水稻的是壮族祖先。

稻作文化在壮侗语诸族中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故而并不止上面的八个方面,但是,仅从这八个方面里,我们已经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些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盈着浓浓的稻作文化的氛围。也就是说,这些民族的稻作文化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即从表层到深层都浸透稻作文化。而这只有亲身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族群,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奇观。

首先,考古材料表明,壮族中心地区最早种植水稻。国内考古发现脱骨脱壳工具及稻壳稻杆的遗址,其先后次序是:南宁地区贝丘遗址10000年以上,如豹子头遗址10720±260年;钦州地区遗址10000年;甑皮岩遗址9100±25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6700±200年;云南白羊村遗址4000年。在这个序列里,最早的是南宁地区和钦州地区,南宁地区贝丘遗址分布的扶绥、邕宁、武鸣、横县自古迄今都是壮族的聚族之地。南宁地区、钦州地区秦汉以前都是壮族的腹心地带。这些地区的其他居民,都是秦统一岭南以后才陆续迁来的。显然这些遗址的稻谷加工工具是壮族先民留下的。大约到了甑皮岩时代或之后,水稻才成为壮侗语族各族的共同经济生活,以后才向四方传播。而甑皮岩所在的桂林地区,秦瓯战争时是西瓯人的天下,从桂林地区往南经柳州地区到南宁、玉林地区,除了桂西北有壮侗语族其他民族分部,适宜于种植水稻的广西中部、东部、南部地区,历史上皆为壮族先民的聚族之地,与遗址分布相吻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甑皮岩、柳州白莲洞(出土10000年前农具附件重石)、钦州遗址、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所出土的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构成了风格统一的石器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一石器文化发展成以桂南大石铲为代表的大石铲文化。大石铲主要分部在左右江交汇地带。与南宁贝丘遗址分布基本相合,显然是贝丘遗址石器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大石铲文化以左右江交汇地带为中心,往四周辐射,北到柳城,东到广东的德庆、封开,东南到合浦一带,东北到贺县,西南到达靖西、德保,南至越南北部的广宁。经测定年代早期为4750±100、4735±120年,商周达到高峰,西周后才逐步为铜质工具所取代。[18]大石铲文化被认为是壮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稻作文化。由于其分布与贝丘遗址重合,由此上溯,不难推断贝丘遗址稻谷加工工具的族属。

中国南方尤其是岭南,日照时间长,气温较高,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溪流湖泊密布,又多河谷平垌和小三角洲,土地肥沃,很适宜于水稻生长,这是中国南方之所以能够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自然条件。在中国南方珠江流域,河谷两旁广泛分布有野生稻。在五岭之北野生稻也有一定的分布。一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在珠江的西江沿岸依然能够找到野生稻,这是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客观条件和直接诱因。中国的考古成果说明栽培稻最早的有两万年,晚的也有几千年,中间不缺环节,形成了完整的发展系列。特别是江西万年县和湖南道县的考古材料,雄辩地说明水稻人工栽培是中国人的祖先首先发明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当今全世界一半人口的餐桌上主要以大米为主食,故发明水稻人工栽培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里,荣幸地有壮侗语族各族的先民,这是壮侗语各族的光荣。各族生活中浓浓的稻作文化,正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有力佐证。中国人不但享有最先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荣誉,而且在当今将现代科学用于水稻种植方面也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当代中国人的这项成就,最骄人的是袁隆平院士,让我们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传承了中华民族祖先的光荣,并且推到了时代的新高峰,我们预祝他和他的同事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第三、南宁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均发现了迄今壮人中仍广泛盛行的二次葬和屈肢葬。如扶绥敢造遗址有14具人骨架,分别为屈蹲葬、仰身葬及侧身屈肢葬。横县西津遗址的100多具遗骨大多数为屈肢蹲葬。邕宁长塘遗址15具遗骨全是屈肢葬。甑皮岩10多具分别为屈肢蹲葬、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三种形式。到了战国时代,平乐墓葬中也都是上述葬式。屈肢葬和二次葬是典型的壮族葬俗,由于人们是以灵魂的存在的观念为其前提,因而不易游移,传承久远,至今仍在盛行。屈肢葬在邻省也有发现,但壮族与之不同,壮人一般先临时土葬(隆林一带至今仍屈肢土葬),三年后,子孙开馆将遗骨揩净,按屈蹲式放置于高二尺许的“金坛”中,择地再葬。圈坟立碑,以作永久纪念。这是屈肢葬与二次葬合一的葬式,为壮人所独有。正如《壮族通史》所说的:“拣骨葬也称二次葬,广西主要流行于壮族地区,其他如汉、苗、瑶、毛南、侗等族,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19]这种习俗,为我们确定甑皮岩、南宁贝丘遗址和钦州贝丘遗址的族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第四、壮人以青蛙为图腾,这是稻作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关于蛙图腾,拙作《壮族图腾初探》[20]曾做过详尽的阐述。值得提及的是,壮族祖先所铸造的铜鼓上的蛙立雕,是一种意念中的蛙神形象。它是象征性的,由一块厚铜板弯曲而成,眼晴特别有神,后两足往往并为一足,成为三足蛙。最令人惊奇的是,蛙立雕背上几乎都刻有醒目的稻穗纹。有的呈十字纹,即一纹从脊梁贯穿到尾,一纹横贯前二足背,在蛙背上交叉成十字。有的则在脊梁前段、两腮边、腿根饰以稻纹。这些稻纹的形态竟与国徽上的穗纹相差无几。这一画龙点清之笔,充分表现了蛙图腾系稻作文化的产物,它的形象在花山上大面积出现不足为奇。图腾是与氏族制度同时产生的氏族标志,它的历史起码有10000年以上这正好与古遗址的年代吻合,从而为壮族祖先最早栽培水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第五、壮族民间文学与水稻起源关系特别密切。在钦州和广东,普遍流传五羊含穗的传说,故事说,古时北部湾沿岸的合浦一带住着一家忠厚老实的越人,只有父子两。因灾年交不起租,父亲被衙役抓走,限儿子三天内交清官粮。儿子束手无策,呼天抢地,惊动了南海五仙子。她们骑着五色羊自天而降,把羊所衔稻穗送给年轻人。他按仙子吩咐种植稻谷,获得丰收,交清官粮,谁知反被诬为盗。五仙女怒逐恶人,追赶到番禺,严惩后,腾空而去,留下五羊化为石,以镇邪恶。故广州城又被称为羊城、五羊城和穗城。此传说载于《续南越志》,宋《太平寰宇记》转引,其文云:“五羊城按续南越志旧说,有五仙乘五色羊执六穗秬而之,至今呼五羊城是也。”说明广州城的来历与钦州地区壮族祖先最早种稻有关。再则几乎所有的壮族神话都有与种稻有关的内容,不无原因。神话《稻米是怎样来的?》说,九尾狗为壮族到天上去偷稻种,被砍去8条尾巴,最后一尾带回谷种,因此稻穗像弯弯的狗尾巴。至今凌云等地的壮人,新谷登场,用新米煮的第一锅米饭,第一碗先喂狗,以感谢它偷稻种的辛劳。神话《姆六甲》说,当初天离地很近,舂米时杵端碰破了天,只好用棉花去堵,形成星星。又说原先人们住在山洞里,白天到平峒种田,劳累过度,只好就地搭棚为家。从侧面反映了种植水稻以后,人们为了耕作方便,搬到平坝居住。神话中还说,布洛陀发现河对岸有金黄的稻谷,便派老鼠和斑鸠去偷稻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鸟兽以野生稻为饲料,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发明了水稻栽培。神话《布洛陀》中说,人们撒种不发芽,于是去求姆六甲,她用神力使稻种标芽,壮人才能种稻。这从侧面反映了野生稻驯化有个过程,育秧更加艰难。神话《郎正射太阳》说,雷造出十二个太阳,照得田地开裂,河水枯干,郎正于是弯弓射日。神话《布伯》更是以水稻种植为草蛇灰线贯穿始终。故事说,由于雷王不给水,使田地纷纷开裂,稻子失收。布伯怒而上天斗雷王。后雷王发大水淹没天下,只剩下兄妹两,他们从山顶往下滚石磨,到山下竟又合到一起,认为这是天意,这才勉强成亲延续人类。

关于神话产生的年代,贾芝根据马克思在《摩尔根一书摘要》中所说的,人类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发生了自然崇拜和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大主宰的模糊观念”等论断,认为神话产生于距今万年之前,[21]当时首先产生的是原生神话。壮族《姆六甲》属于原生神话,《布伯》、《布洛陀》、《郎正射太阳》属于次生神话。反映壮族原生神话的历史,正好与考古发掘的谷物加工工具年代相合,这又是一个证明。

第六,壮族的稻作文化是一种彻底的稻作文化,它几乎渗透到壮族社会的各个领域:

1、在壮族社会中,把财产成为daemznaz,
daemz是池塘,naz是水田。池塘除了养鱼放鸭,还用于灌田。人们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不以官衔为据,而是看水田的多寡。旧社会,有的地方以“卖米”表示富有,以“卖米”表示贫寒。有女之家来了媒人,父母必先问对方家庭是“卖米”还是“买米”,这是表示贫富的特殊用语。人们夸自己富有,不是说自己有多少钱,而是说“我家米如山”。

2、有一套完整的水稻耕作技术,包括农事季节、耙田、育秧、插秧、耘田、施绿肥、排灌、选种、育种、收割、运输、储藏和加工等二十多个工序。有一套自贝丘遗址时代起就逐步形成的相应生产和生活加工工具。对秧田的整治尤精。培育了横塘细米、柳州油粘米、靖西香粳米、隆林黑糯、东兰黑糯等许多具有较高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优良品种。

3、形成相应的宗教仪式和禁忌,如六月初六祭谷魂;过插秧节、牛魂节、尝新节、蛙婆节……;祭祖、祭亡灵、祭神,均需米饭和大米制品,玉米粥和薯类不得上供,以米为尊;人死做道场,棺头在丧事期间始终要供一碗饭;三月三祭祖要用五色饭;古时秧苗灌浆时要举行歌圩,甚至安排男女青年在谷神前模拟性交,以促进禾苗灌浆;土官春祭要在田间象征性扶犁,秋祭象征性开镰;有些地方孕妇不得先下田插秧,家有丧事亦如是;老人必有寿米缸,禁止将缸中稻米掏尽,有米表示延寿。

4、稻米在人生礼仪中地位重要。壮人各种宴席上的主食以大米制品为尊;在馈赠礼品中以粽子、糍粑、米饼、干粉为上;新客到家,不是请饮茶,不少地方敬甜酒,有的地方请喝一碗大米粥,或喝一杯米酒;有的地方娶亲和三朝要撒米花,柳江穿山一带外婆给外孙送背带时,要一路撒米花;旧时亲友之间红白喜事送的往往不是钱,而是大米或大米加肉;邕宁南部一些地方某家儿子中考,必包一斗米的“状元粽”,宴请亲友……。

5、有一整套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文化。以大米制作的食品主要有米酒、甜酒、米饭、螺螄粥、肉末茴香粥、黑糯粥、粽子、糍粑、马杆脚、米饼、米粉、五色饭等等100多种。与之相适应的还有多姿多彩的制作技术和烹饪技术,如五色饭,先用香饭花、枫叶、密蒙花、红蓝草分别浸泡糯米,泡出黄、紫、蓝、红颜色来,待米粒软硬适中,颜色不深不浅,再与已经浸泡好的白色糯米放在一起蒸熟,就成了色香味俱佳的五色饭,吃时加上红糖,香甜可口,三月三佳节,必不可少。有的地方春日赶歌圩,姑娘们都带五色饭,就餐时姑娘们围成一圈,邀请小伙子们加入共同分享。某个姑娘的五色饭无人分享,她会羞得无地自容。为此,有的村寨都要组织做五色饭比赛,看谁的最好,以提高技艺。优胜者获得巧姑娘、巧媳妇的美名。

6、壮族文学中充满了稻作文化的内容,许多民间传说、故事、戏剧、说唱的情节中都少不了稻字。民歌尤其如此,生产歌广泛反映了壮人的耕田技艺、种田过程、季节安排、农具知识和预防鸟兽虫侵害水稻的方法,实为壮人的种田经。民间艺术中,花山崖画主旨主要是祈求蛙神并通过它去请求雷王赐予人间风调雨顺,稻谷丰收。壮人的陶器上刻有稻叶纹;壮锦上的水波纹、云雷纹、勾连云纹等,含义与花山崖画相似。铜鼓上的蛙立雕、蛙立雕背上的稻穗纹、铜鼓面及鼓身上的云雷纹、水波纹,莫不有祈求水稻丰收的含义。出土的秦汉时代的工艺品小陶牛、小陶囷,也源于稻作。在舞蹈中,蛙舞、扁担舞、舂堂舞、淘春舞、燕球舞等,或意在祈求水稻丰收,或再现水稻耕种收割的过程。此外有一个鸟舞,则表现了水稻丰收后百鸟欢腾的情景。

7、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以水稻为中心的农林牧副生产格局。首先,水田本身可以同时放养鱼虾和鸭子。烂泥田终年积水,可终年养鱼。在水田四周的田边地头和田埂上,可以利用近水条件种植豆类和蔬菜。稻子丰收,其糠可喂猪,是好饲料。稻杆可喂牲口;稻谷可喂鸡鸭鹅,这就促进了家禽家畜的繁衍。稻杆可以编草鞋,结草绳,编草垫,系草把,编织针线盒等日用品,促进了家庭副业的发展。由于稻米可以与玉米面一起熬稀粥,又可以伴以各种饭豆做成豆饭,既省粮又粗细结合,增加营养,也促进了其他作物的种植。此外,由于种植和加工的需要,还导致了水利的发展和水碾的产生。带动了林牧副的发展。总之,从整个壮族地区来看,生产门类是以水稻种植为中心安排的。

8、久远的水稻种植,磨砺了壮人的性格。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坚韧、耐心、细致、内向、外柔内刚。犹如高山流泉,清澈而又平静,细水长流而又有一往无前的穿透力。社会相对平稳。这种性格的优点是克制、礼让、耐心和坚韧,但也有农本主义的保守性,商品经济观念薄弱。总之,这种民族性格有明显的稻作文化标记。

如此内涵丰富的稻作文化,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虽然它们难以为水稻人工栽培起源断代,但其丰富的内容,多彩的形式,厚实的积淀,足可证明源远流长,非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民族难以企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最早的水稻人工栽培在中国,中国的人工栽培发轫于岭南,岭南发端的功劳归于越人,越人中最早栽培水稻的是壮族祖先。后来进入岭南的汉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稻作文化的发展。今天,全世界一半人口吃用大米饭的时候,壮人应当感到自豪。并勉励自己去做新的创造,为振兴社会主义祖国和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

——此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一期,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壮族祖先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古老民族。


[1]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2]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3]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4]
有的学者认为用于加工块根,没有必要。见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游修龄序。

[5]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6] 《中华文明史》第一辑《原始农业》。

[7]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8]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9]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10]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11] 张声震:《壮族通史》。

[12]张声震:《壮族通史》。

[13] 《考古》1876年第3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

[14] 《考古学报》1982年2期。

[15] 《考古》1963年第5期。

[16]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卷第四期《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

[17]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三期《从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分布》。

[18]
《文物》1978年第9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考古》1983年第9期《粤西发现的大石铲》。

[19] 张声震:《壮族通史》。

[20] 梁庭望:《壮族图腾初探》,《学术论坛》1982年第三期。

[21] 《神话新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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