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11599赵明龙:论骆越水稻向东南亚南亚传播

赵明龙

赵明龙

农宜陟 雷英章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骆越先民开创的水稻文化就开始向北方和东亚各国逐渐传播,给那里的传统农业生产注入新鲜血液。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林琳的《论百越水稻向中原地区及亚洲的传播》[①]、吕名中的《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②]、彭适凡的《百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卓越贡献》[③]、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④]一文中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本文不再赘述,而是重点介绍骆越水稻向东南亚、南亚地区传播的一些情况。

骆越,古越的一支,为百越西方部落,秦汉时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与在我国的壮、黎、侗族、布依族等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骆越也是我国南方古代的一个方国,建国时间待考。骆越古国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文化,并传播到周边国家,对周边国家文化有较大的影响。本文根据史料试对骆越及其文化在周边国家的传播及其影响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以抛砖引玉。


:2013年9月5日,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在隆安举行。会上,23位专家学者从基因遗传学、地理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隆安在稻作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打造“那”文化品牌的对策建议。

一、传播的线路

骆越与西瓯

关键词:“那”文化 座谈会 综述

1.海路

“骆越”,最早见于《史记》卷四十三《世家十三·赵世家》,原文照录如下:

2013年9月5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中共隆安县委员会、隆安县人民政府和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隆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隆安县民族局、隆安县供电公司共同协办的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在隆安县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潘琦,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稻作委员会主任梁庭望,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湖南怀化市副市长刀波等知名学者以及区内外专家、学者23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县四家班子主要领导吴朝晖、甘诚、刘文式、廖永新以及在家的县处级领导、相关部门和乡镇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县委书记吴朝晖作了题为《打造“那”品牌,弘扬“那”文化,努力推动隆安特色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主旨发言。

古代骆越人民,世代生活在我国南方的江河湖海,有的依那而生,有的靠海谋生,这种生产生活环境决定了古骆越人要善于制造形制各异、种类繁多的船只,长于操舟泛江海。广西贵港罗泊湾汉代铜鼓上有船舟船纹,说明越人航海已用这种双体船。而吴平等著的《越绝书》卷二也作了记载:“方形船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方即舫,为越人早期海船。越人还创造了古代铜船。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引《交趾记》:“越人铸铜为舶”。[⑤]舶为大海船。这些史料都表明,古代骆越人已经掌握了航海技术。《越绝书?记地传》对骆越人娴熟的驾船技巧进行过生动的描绘:越人“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齐俗训》也云:“越人便于舟。”可见,古骆越人擅长海上活动,善于操舟泛海,从而在创造水稻文明的同时,骆越人也开始在南海的近海从事海洋生产,并逐步沿着海岸线开辟北部湾至东南亚、南亚沿海国家航线,将水稻、陶瓷、丝绸等传播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有关开辟北部湾至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交通记载,直到汉代才见于正史。《汉书》第六册卷二十八下载[⑥]: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①瓯越之民也。②

座谈会的主题是“‘那’宝地
稻花香”。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世界栽培水稻发源地及其传播路线”、“原创稻作文化带和它的展示中心”、“隆安县稻作文化现象”以及“‘那’文化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主要学术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自曰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之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月,到曰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注①索隐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谓右袒其臂也。

一、对“那”文化的内涵和实质进行了较为科学的阐述

上述史料说明,中国至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航海线路行程是:由始发港合浦―中南半岛南部―中南半岛北部―暹罗湾―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缅甸夫甘都卢国―孟加拉湾―印度半岛东南部―斯里兰卡半岛。航线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自东向西行驶,整个航程约11个多月,计354天[⑦]。可见,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由合浦出发,经中南半岛沿岸通达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等国,沟通了我国西南沿海与海外各国的经贸联系,从而也把水稻文明推向东南亚和南亚各国。

注②索隐刘氏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正义按:属南越,故言瓯越也。舆地志云“交址,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则西瓯骆又在番吾之西。

在这次“那”文化座谈会上,广西区党委原副书记、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潘琦先生在总结性发言上,对“那”文化的内涵和实质进行了较为科学的阐述。他认为,稻作“那”文化指的是古骆越族群在中国农耕文明时代,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把野生稻进化为水田“那”栽培稻,经过历史繁衍逐步形成了一种据稻田“那”而作,依稻田“那”而居,靠稻米而活,唯稻收而乐,具有共同生活习俗、共同语言特征、共同信仰观念的原始记忆的农耕文化现象,称之为稻作“那”文化。稻作“那”文化的实质——农耕文化是稻作“那”文化的根,民族文化是稻作“那”文化的本,原生态是稻作“那”文化之魂。1

2.陆路

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正史中最早记载“骆越”的出处。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理解为几层意思:一是描述了古代这支民族的族称。瓯越、骆越、西瓯均属于一个民族,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而称呼有所变化。“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二是描述了这支民族特征是喜好“文身断发”。“翦发文身”、“错臂左衽”,显示了骆越人的特征。三是描述了骆越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瓯越”分布在“今珠崖﹑儋耳”,西瓯骆在“番吾之西”。番西为今粤西和桂南一带。

二、提出广西南宁市附近是世界栽培水稻发源地

从广西经云南、缅甸到达印度的陆路早已开通,但见诸于史书的很晚。唐代,广西陆上交通空前发展,以桂、容、邕为中心的各辖州县基本有路相通,新开了南北纵道。此路从今友谊关入门州、谅州、交州。广西境外的林邑、文单等国的国王、使臣、商旅频繁经壮区北上南下,而中国的商人也可经广西出安南、云南抵达骠国、天笙等国。《新唐书》卷四十三下记载[⑧]:

《史记》第九部卷一一三《列传五十三·南越列传》载:

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一般采用考古方法,并辅以民族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课题组独辟蹊径,他们从分子遗传学角度对稻作农业起源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们在构建“栽培稻单倍体型图谱”的基础上,从全球不同生态区域中选取了400多份普通野生水稻,进行基因组重新测序和序列变异鉴定,与以前的栽培稻基因组数据一起,构建出一张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的精细图谱,发现了水稻的驯化起源。这一研究成果被撰写成论文《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发表在2012年10月4日英国《自然》杂志上。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韩斌副院长的助手黄学辉博士参与了研究活动,是论文的执笔者。他在这次“那”文化座谈会上重述了这一成果:1、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南宁市及其附近地区,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出了粳稻。2、粳稻随后逐步向外扩散,传入东南亚、南亚及东北亚等地。3、往南扩散中的一支,进入了东南亚后,又在当地与野生稻种杂交,经历了第二次驯化,产生了籼稻。4、东南亚的籼稻在最近一、两千年前又再次传回中国(如宋朝年间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2

安南经交趾大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涌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经活浮动山、开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闻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汤泉州,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蛮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傥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剑南地(今云南澜沧江和哀牢山一带)也。又经通海镇,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绛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拓东城,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十里至大和城,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自羊苴咩城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度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缥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笙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度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笙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温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醦①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岭。②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③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教授李富强先生也从考古学、语言学等多重角度,论证壮族先民是最先发明稻作农业的民族之一,水稻驯化和栽培技术的发明是壮族先民对人类的重大贡献。3

这段文字说明两点:一是西南桂道陆地丝绸之路线路走向是,以广西为起点,经安南、云南、缅甸,终点为印度。二是时间约在公元前7-4世纪之间。因为摩羯陀国是兴于公元前7-6世纪,衰于前3世纪左右,故西南桂道陆地丝绸之路当在这一时期与之有贸易往来。张正明先生也认为,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南方就开通了一条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东起长江中游的楚国,西至恒江中游的摩揭陀王国。这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壮区开辟了东起邕州横山寨,西至印度的陆路通道,为中国西南陆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之一。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⑨]:

注①索隐韦昭云:“姓周。隆虑,县名,属河内。音林闾二音。”

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先生、广西博物馆研究员彭书琳先生则从晓锦遗址着手开展研究,认为晓锦遗址发现的炭化稻米与玉蟾岩遗址、牛栏洞遗址的考古发现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与大龙潭石铲一道对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稻作文化的传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瞧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僚度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日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在今贵州西南与云南东部),自杞国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日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笙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道,但绝险耳,凡三十二程。

注②索隐案:此岭即阳山岭。

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赵明龙先生在其《论骆越水稻向东南亚南亚传播》一文中认为,水稻的栽培很可能是在中国长江流域或古骆越地区首先开始的,然后向东南亚、南亚传播。传播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海路,由合浦出发,经中南半岛沿岸通达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等国,沟通了我国西南沿海与海外各国的经贸联系,从而也把水稻文明推向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另一条是陆路。以广西邕州横山寨为起点,经安南、云南、缅甸,重点为印度。5

从上述记载可见,自邕州横山寨,大体行径六十六程,可抵达印度西部。这是当时广西通向印度的陆路通道具体计程,也是西南桂道陆地丝绸之路的大体线路。这条线路在今昆明和大理与从中国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而抵达印度以至中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相汇合,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学者罗二虎在《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周智生在《中国云南与印度古代交流史述略》论文[⑩]中作了详细分析,此不赘述。当今,壮泰族群有6个支系分布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他们自称为“泰人”,他称为“阿洪人”,人口约400多万人,语言、稻作农业、民俗大体与广西左右江流域壮族相似,而与川、滇汉族的风俗不相同,这正好说明部分的壮泰族群是通过广西田东这一丝绸之路迁徙到印度阿萨姆邦的。

注③集解汉书音义曰:“骆越也。”索隐邹氏云“又有骆越”。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址﹑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

三、提出了“原创稻作文化带和它的展示中心”新理论

二、向越南传播

从这一段话,道出几层意思:其一,进一步说明“西瓯”、“瓯骆”和“骆”就是“骆越也”。其二,闽越和骆越曾有一个独立于南越国的政权,即闽越古国和骆越古国,否则不会有“骆人”、“骆王”、“骆侯”和“骆将”以及代表政权的“侗印青绶”。南越王也不会用“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汉书·地理志》也记载:“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献赢蛤,食物常足,……不忧冻饿。”这些记述表明,闽越之地虽有了一定的农业经济,但生产力水平依然很低下,只有粗放的农业经济,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渔猎经济作为重要补充。这时期闽越社会中贫富分化不大,仍过着“无积聚而多贫”的生活。因此,闽越常常对周围各族发动战争,用“侵陵百越,兼并邻国”的手段来掠夺他国财富。邻国的南越国也因畏惧而采取“财物赂遗闽越”的办法讨好闽越,以求得平安。而骆越古国应该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史记》卷一一三《列传五十三·南越列传》也载:“其东闽越千人觽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西瓯骆裸国是在哪个地方?据《史记》注,“索隐劷国。音和寡反。劷,露形也。”据考,西瓯骆裸国可能是骆越古国的代称。其三,进一步说明骆越地理中心位置在交趾,即今越南中部和北部。骆越人散居在广西南部、西南部以及今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一带。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稻作文化委员会主任梁庭望先生在他的交流论文《论原创稻作文化带和它的展示中心隆安》中指出,大致处于东经100°—115°,北纬18°—28°之间,有一个原创稻作文化带,这个原创稻作文化带,正好和壮侗语族民族的分布重合。它以华南文化区为中心,四周稍有扩展。弥漫于这一中心的文化丛是水稻人工种植的发明形成的文化丛,它不是孤立的存在于某一点,它代表了新兴的极有生命力的农业文化。从这一中心的文化丛——“那”文化向邻区传播,形成了江南稻作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稻作文化,后来又辐射到江北和东南亚。

公元前968年以前,中国与今越南北部、中部同为一国,交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骆越也包括今越南北部的一部分。《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攒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可见,古代交趾是古代骆越居住地之一。早在汉代之前,今北部湾地区的中国东兴、钦州、合浦、徐闻等出海口可通过环北部湾海岸线与交趾的今越南南定、海防等有海路与内河相互往来,传播经济文化。周成王十年,“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开创了越裳国向周朝“朝贡”贸易。越南《越史略》卷一《国初沿革》也载:“至周成王时,越裳氏始献白雉”。当时的朝贡贸易“交换”的奇石异物和丝绸,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贸关系,但应是丝绸之路的萌芽,也是水稻文明传播之路。而从越棠国到中原,“道路悠远,山川阻隔”,广西沿海则是越棠国向中原“朝贡”必经的便捷水道[11]。此外,从广西可经云南河口的红河顺流而下到达越南红河三角州,也可从凭祥的平而河、水口河进入越南高平、谅山省,还可从陆路经今友谊关到达越南红河平原。据资料显示,在越南红河流域青铜时代的文郎时期,已有人工栽培稻。在永富的同豆三至四层遗址中,发现有许多炭化谷粒,经C14测定,年代为1378±100年。[12]戴维森认为,越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酉阳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已有稻作农业,”[13]但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考古证据。笔者根据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来分析,越南北部、中部一带的古代水稻文化,是从中国百越中骆越逐渐传播的,其栽培稻至少比中国南方晚一千年。

西瓯与骆越民族关系。研究表明,西瓯和骆越民族关系很密切。蒙文通先生《越史丛考》一书认为,百越民族中,按习俗、方言的不同可分为吴越、南越、西瓯、骆越。[1]蒙先生这种说法是极有见地的。蒙先生还认为,交趾、九真二郡为骆越之地,且骆越之北界是右江流域和左江流域的最南缘。[2]因此,广西大部分为西瓯所居,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等地为骆越所居。西欧的南方、西方为骆越地,大致西江正干以南,东面左江流域即为骆越。环北部湾而居,以红河三角洲为核心地带。西欧通海,必经骆越之境,而骆越人入西江向北发展,亦必经西,故此处山地即为骆越人与瓯人杂居。因先秦海岸港口全在骆越地区,即汉时曰南、合浦、徐闻三地。两族虽相混居,但文化上仍有分别。如骆越铜器到南越国时期,已见有进步的制器,表示其社会制度己有较高的组织。如在南越文帝赵味墓出土的铜筒,即为一例。因从铜筒上刻画《舞人划船图》看,显为骆越人作品,因与越南东山文化时期玉缕鼓作品风格一致。铜鼓专家郑师许教授亦指出我国“北流型”铜鼓为铜鼓制作起源区,即铜鼓创始于骆越人区。亦与贵县罗泊湾西欧王墓出土《六舞人划舟图》、西林普驮《舞人船祭图》相近。可见当时两族风俗相同,交通频繁。

既然壮侗语族民族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在壮侗语族民族分布地域就应当有一个展示中心。而隆安由诸多的稻作文化要素,如田园如画、位置适中、平地突起稻神山、有稻神塑像、大石铲密集、遍生野生稻、六月六稻神节、四月八农具节、江山多娇、有现代科学支撑等等,是原创稻作文化带展示中心的最佳选择地。如果在岜娅恢复祭坛,整治好岜娅景致,建立分立的或综合的大石铲博物馆、水稻品种博物馆、“那”文化农具博物馆、“那”文化民俗博物馆,建立水稻优良品种培育基地、水稻新品种杂交试验基地、青少年学习的插秧田、罗兴江水轮车展示一条河(仿荷兰桑河岸的风车),整合隆安旅游资源,隆安一定会热闹起来,成为世界级的水稻展示亮点。6

三、向泰国传播

骆越民族还包括海南的黎族先民。据《海南岛黎族的起源》记载,海南原始居民是从我国南方的越族发展而来的,与“百越”中的一支—-“骆越”有密切关系,文献记载,从春秋战国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我国东南和局部沿海地区,广泛地居住着相互间有密切族属关系“百越”。其中居住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的称为“骆越”。又据《汉书捐之传》记载,西汉时海南岛上的原住居民被称为“骆越之人”。从文物发掘中,黎族聚居区出土的大批新石器时代中晚的文物,与广西、钦州、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相似,这说明先民在原始社会时期与古代越族有密切关系。再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考察,海南习俗中承继了古越的“断发纹身”和“巢居”以及放寮(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玩耍)等。此外海南先民语言的结构例署特征也与壮、侗大致相同,可见海南先民与古越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四、提出隆安以稻神山为中心的区域是我国稻作文明的中心

也许人们还记得,在30多年前,国外有一些学者曾认为亚洲水稻起源于泰国。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美国索尔海姆教授。1963年,索尔海姆教授率领美国夏威夷大学和泰国艺术厅联合考古队,在泰国东北部进行文物调查,在1965年—1966年第二次调查时,在泰国孔教府西北约80公里处的能诺塔(Non.NokTha)遗址,发现一块不到一平方英寸的残陶片上有稻壳印痕,从残陶片上层一悠扬随葬品的C14年代测定来分析,泰国稻谷历史约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14]。对于这一考古结论,泰国考古学家晴?犹地认为,“这是人工栽培稻谷”。[15]对于这块残陶片上的稻壳印痕,国际稻作研究所学者张德慈先生则认为,“在泰国北部NonNokTha发掘之稻壳(估计纪元前3500年),经作者及同仁的鉴定,认为属于接近野生稻,系为原始民族除渔猎外采集之食物,尚未到栽培阶段”[16]。中国学者林琳认为,泰国能诺塔遗址稻谷壳究竟是野生稻还是人工栽培稻?迄今尚难定论。即使它真的是人工栽培稻,其历史也比中国浙江省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人工栽培稻要晚一千几百年[17]。此外,在泰国东北部的班清(BanChieng)遗址也曾发现炭化稻粒,在陶片也有稻壳的印痕,其中除野生种外,还有人工栽培的大粒种,据估计,这些标本的年代约在公元前第4千年的晚期[18]。笔者认为,30多年来,中国南方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水稻文化遗存陆续被发现,考古发掘新资料充分证明泰国不是亚洲水稻发源地,而是由中国南方百越之一的骆越水稻传入泰国后才开始人工栽培水稻,而传入的路线大体有三条:一是从合浦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泰国南部;二是从广西-越南-老挝-柬埔寨进入泰国;三是经云南澜沧江进入湄公河到达泰国北部、东北部和中部。因此,泰国古代水稻文化深受中国骆越水稻文化的影响。

骆越作为一个古国,其上限和下限如何界定?根据史料分析,骆越民族最早形成出现是在商代,这是上限。下限大约在秦汉。因此,论述骆越民族文化特征,根据文献资料,还应集中在西周至西汉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的一千年间为准。由于年代跨度大,收集资料困难,也可就一千年中分为若干时期进行论述,以得到准确的结论。

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先生阐述了2012年隆安稻作文化新的考察成果:2012年,隆安县邀请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有关专家前来对该县稻神山进行考察。经过三个月的考察,他们有了重大发现:稻神山原来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型人像,远古时代的古骆越人把她当作稻神来祭拜,形成了一个宏大的稻作祭祀遗址群。7这一稻作祭祀遗址群有古城、大型祭祀坛、雕塑群,还发现了古文字文物,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古都或古文明中心认定的标准,稻神山地区无疑是古代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稻作文明中心,这一个稻作文明中心的规模和文化遗存物的丰富,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国家基因研究中心所确认的栽培稻起源中心南宁及其周边地区中,隆安是稻作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是中心的中心。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稻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文物收藏专家朱仁宝先生描述了发现稻神雕像的经过8。广西测绘学校教师,广西骆越文化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黄达文先生则揭示了稻神雕塑与太阳鸟崇拜的关系9。此外,广西古籍整理办公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罗宾先生还将2013年在稻神山所在村——儒浩村六月六祭稻神情况进行了交流10。

四、向缅甸和印度阿萨姆邦传播

骆越文化主要特征

五、拓宽了“那”文化的研究领域

骆越水稻向缅甸和印度传播,首先是经云南西南部传入缅甸北部,再由缅甸北部传入印度阿萨姆邦地区。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就中印谁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问题争论已久。20世纪70年代,一些搞农学专家学者认为水稻的起源于印度,还有一些人认为云南也是水稻的起源地,两种观点的同一前提是,栽培稻应当起源于野生稻的原产地。但是,后来我国在考古中发现云南水稻的年代都比较晚,大概是出现于距今4500年前,没有发现更早的。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年左右的栽培稻,近20年来,在长江中游地区还发现了1万年前的栽培稻。[19]2011年5月2日,《美国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了题为《Molecular
evidence for a singl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domesticated
rice》的论文,文章揭示,由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和普渡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利用大规模基因重测序技术对数千年来水稻进化历史进行了生物信息学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约8200年到13500年前在我国的长江流域即出现了最早的栽培稻。过去的研究认为亚州栽培稻有两个起源地:印度和中国。该研究第一次证实了水稻最早起源于我国。近10年来的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研究结果,栽培稻在大约8000~10000年前出现在我国的长江流域,而在大约4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的恒河地区。该论文作者之一、纽约大学生物学家Michael
Purugganan就中国水稻向印度传播解释道:“稻米有可能是通过贸易商和迁徙的农民从中国带到印度,进而与当地的野生稻发生了广泛的杂交,因此过去我们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而事实上它的起源应该是在中国。”论文的共同作者、华盛顿大学生物系教授Barbara
A.
Schaal说:“这一研究是将基因组学、信息学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水稻有着与人类相关的复杂进化史,并随着人类的迁移遍及全亚洲。这项工作揭示了人类迁移所带来的遗传后果。”[20]美国学者的研究推论,与笔者考察印度阿萨姆邦及当地的史料得到的结论不谋而合。

在回答骆越民族文化特征之前,我们不妨对文化的概念进行讨论。“文化”,即指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广义的民族文化特征应包括有生产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三方面;狭义的民族文化特征只包括精神文化。所谓生产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生产部门和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中的特征;社会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中的特征;精神文化则指一个民族在艺术、歌舞、民间文学、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中的特征。为了全面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特征,应该包括有其生产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方面。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蓝日春先生从壮药迷谷入手,探讨其与水稻起源的关系。他根据在广西隆安的丁当镇及与之相邻的武鸣县罗圩镇等地发现的野生水生薏苡基因,认为这一带的野生水生薏苡是中国药材薏苡的原生地,根据自古药食同源原理,说明栽培稻的起源地也是中国药材的一个重要的原生地。11广西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常务副院长覃乃军先生则建议对骆越稻作祭祀古乐进行开发。一是从历史的视角,研究稻作祭祀古乐的由来、发展历程、特色及其历史;二是以骆越稻作祭祀音乐为突破点,对骆越古乐一是的历史进行探源,了解壮族“双声”歌的多声形态特征及其约定俗成的口头理论的规范性、丰富性和成熟程度;三是探究骆越稻作祭祀古乐的形成及精粹。12

2010年,笔者曾经考察印度阿萨姆邦,发现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而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则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可见两地农业文化特色相差之大。经向当地农史专家询问,以及查阅相关史料得知,印度阿萨姆邦的稻作文化是从中国两广地区经云南、缅甸传播到那里的,与壮泰族群迁徙路线基本吻合。笔者认为,中国壮族和印度阿萨姆邦泰人是同源跨境民族,彼此不仅是世界“那”文化的发祥地,而且也是“那”文化的民族。阿萨姆邦泰人不仅认同他们的祖先是从中国广西、云南、越南北部迁徙而来,而且也认同“那”文化也是从中国、缅甸同根生的民族中传播到阿萨姆邦的。在印度,阿萨姆邦水田成片分布,规模较大。“阿洪人作为泰族群的一个分支,在泰族稻作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彻底着手于水稻生产”[21],继承了壮泰族群的那文化。缅甸出版的《Shna
State》一书写道:“掸族的水稻栽培技术来源于中国,为了进行耕作,他们会寻找肥沃的土地及灌溉条件便利的地方建立他们的bana和mong”。还说“从黄河、杨子江流域至印度阿萨姆邦,向东至泰国、老挝、越南,往后至四川、贵州、广东,整个亚洲大地,数以百万数不清的稻田,都是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的泰族开垦的”[22]。虽然后面这句话有夸大之嫌,但壮泰族群创造“那文化”是公认的[23],而且缅甸、印度的栽培稻很可能是从中国广西、云南一路传播过去的。

骆越作为一个古老的南方民族,其文化的特征是什么?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试对百越民族文化进行一些回顾,以便更好地说明骆越民族文化特征。

六、提出了进一步打造“那”文化品牌的建议

可见,就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发现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认为,水稻的栽培很可能是在中国长江流域或古骆越地区首先开始的,然后向东南亚、南亚传播。

如上所述,百越民族文化特征从宏观泛论看,应指从西周到西汉在中国东南和南方、越南这一地区的古民族—-百越民族的生产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征。但从微观研究看,在西周到西汉一千年间,还可划分若干时期、若干具体地区进行论述。过去,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已进行不少有益的探讨,但都还没有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已故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在研究东南区新石器文化后指出:有段石锛和印纹陶是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3]。后来不少考古学者曾沿用来论述古越族的特征。这里应该指出:如上文所说,我们应严格区分百越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化特征,不能把百越民族“先民”的文化特征,笼统说成是百越民族文化的特征。林惠祥教授还指出:越族文化特异之处有断发文身、契臂、食异物、巢居、语言不同、使舟及水战、铜器等7种[4]。美国克罗伯认为东南亚古文化至今还保存着26种文化特质,即是:刀耕火种,梯田,祭祀用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贵重铜锣,竹弓,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头,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等[5]。他所说的这些文化特质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并说还存在现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但是,百越民族在历史上已消失近二千年,她的文化特征不可能全部用现代少数民族文化来代表,这也还值得研究。凌纯声教授认为,克罗伯所提26种东南亚古文化特质,在我国今日西南部和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十之八九还可以找到。他又增加了24种文化特质,即是:铜鼓,龙船,奴手箭,毒矢,梭标,长盾,涅齿,穿耳,穿鼻,鼻饮,口琴,鼻笛,贯头衣,衣著尾,坐月,父子连名,犬图腾,蛇图腾,长杵,楼居,点蜡印花布,岩葬,缶又葬,石板葬等,连克罗伯所提的26种,共为五十种东南亚古文化特质[6]。后来凌纯声教授在《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一文中,再次论述其中的10种文化特质,即:祖先崇拜,家谱,洗骨葬,铜鼓,干栏,龙船凿齿,文身,食人与猎首,洪水传说等[7]。他提出这些中国古代百越民族(包括东南的百越与西南的百濮)与南洋土著的共同文化特质,除了扩大到中国西南部地区外,有些文化特质如铜鼓,却是东南越族所没有的[8]。有些文化特质如犬图腾缺少历史根据和群体性,值得商榷。刘芝田在《菲律宾民族的渊源》中提到中国大陆上古代百越、百濮民族或其在今日的遗裔,与菲律宾民族有相同的23种文化特质,即:以鼻箫取悦情人,独柄风箱的使用,新娘子坐花轿,服役婚的通行,竹生的故事,少女房,亚苏魍的传说,干栏,铜鼓与铜锣,文身,猎首与食人肉,洪水的故事,梯田文化,葬风俗,丧礼,自制寿衣与自制棺材,山居,染齿,嗜食狗肉,以襁带络负小儿,绑腿,布,刀耕火耨。此外,他还简述另有祖先崇拜等40种共同文化特质[9]。所述文化特质多从菲律宾现代少数民族中举例,缺乏百越民族史料依据,值得进一步探讨。

专家们一致认同隆安县打造“那”文化品牌、推进“文化强县”策略是一个明智之举。如中央民族的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湖南省怀化市副市长刀波先生认为,隆安县委、县政府充分利用稻作文化中心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提出了“文化强县”的口号和建设“那”文化之都的构想,方向明确,思路清晰,不仅符合了我国的稻作文化研究的需要,也将会对隆安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13同时,他们提出了不少打造“那”文化品牌的有益建议。

参考文献

近年来,有关百越民族的专著和论文,也论述及百越民族文化特征,这是个可喜现象,但仍然不够全面。比如《百越民族史》书中认为百越民族文化特征是:物质文化的水稻种植,喜食蛇蛤等小动物,发达的葛麻纺织业,大量使用石锛、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有极其精良的铸剑术,善于用舟,习于水战,营住干栏房屋,大量烧用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精神文化的操着鲜明特点的语言,流行断发文身和拔牙风俗,保留浓厚的原始婚俗;崇拜鬼神,迷信鸡卜,实行崖葬,崇拜蛇、鸟图腾[10]。这当中未专门列出社会文化,也还没有全面的介绍。

首先,要做好宣传工作。中国南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张耀民先生认为:目前,很多人对“那”文化还是一知半解,所以南宁市隆安县的“那”文化应该把专家学者研究的成果进行广泛的传播,尤其是要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大力的传播,只有通过传播,使广大领导干部、人民群众认识到“那”文化的重要性,才能够更好地有所作为,更好地推动“那”文化研究工作深入开展,也更有利于打造“那”文化品牌。14自治区文化厅信息中心策划部主任、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谢中国先生则从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切身需要出发,论述做好“那”文化宣传策划对占领稻作发言地制高点的重要性,并在如何吸引、引导、协调、利用东盟媒体、中央主要媒体和自治区主流媒体科学系统做好“那”文化宣传的操作路径上,提出了对“那”文化宣传的实施思路。15

[1]林琳:《论百越水稻向中原地区及亚洲的传播》,《民族论坛》,1996年第4期。

《百越民族文化》书中介绍了百越的农业经济,手工业,物质文化,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对这些文化特征的群体性与特殊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越族在一千年间广大不同地区难免存在差异,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认为,吴越相同的文化特征有:语言,断发文身,以及男女同川而浴、好用剑等。吴越的文化差异:越保留较多的土著特色[11]。此外,还指出吴越地区古代文化成就是:铜铁冶炼,青瓷,稻作文化、造船、水师与航海等[12],以上文化特征,还不能概括说明整个百越民族,有的特征还只能认为是浙江于越地区为主,而不是整个百越民族地区所普遍存在的。

其次,要挖掘、再现、重建传统的“稻神祭”仪式。作为“那”文化民俗的重要遗存,应加强保护和挖掘。一是继续挖掘、补充完善与“稻神祭”的相关仪式程序;二是需要精心设计“稻神祭”活动中直接可以品尝、观赏、把玩的节日物质产品或节俗象征物;三是高度重视对“稻神祭”精神内核的挖掘与重建。此外,“稻神祭”的重建与传承需要创新。16

[2]吕名中:《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民族研究》,1985年第6期。

骆越民族文化特征,试归纳如下:

其三,多方面、多角度打造“那”文化品牌。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梁伟平先生认为,当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变思想观念,尤其是招商引资的方法,首先是引进思想,然后是引进思路,其三是引进团队,其四是引进人才,其五是引进产业,其六才是引进资金。抓住机遇隆安必然会有跨越式的发展。17

[3]彭适凡:《百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卓越贡献》,《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生产文化,指骆越民族在生产部门和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中的特征。主要有50类:石锛、印纹陶、大石铲、有肩石器、刀耕火耨、梯田、水稻、铜器、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竹弓、奴手箭、毒矢、梭标、长矛、长杵;树皮衣、葛麻纺织、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蜡印花布、头巾花鞋、绑腿;食异物、嚼槟榔、喜食糯米、蛇蛤,嗜食狗肉;巢居、山居、干栏、高顶草屋、骆肖房、楼居;使舟船及水战。流行断发文身等风俗等,如断发文身、契臂、戴梳,凿齿,涅齿,染齿,穿耳,鼻饮,口哨,鼻笛,坐月,男女同川。

广西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原主任何劳先生认为,打造“世界稻作文化”之都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二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设立稻作文化起源发祥地保护区;四是建设稻作文化博物馆;五是开发“稻神山”系列养生食品;六是开展特色旅游。希望隆安县稻作文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发光点,成为隆安县及广西经济发展战略新的支点或增长点,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18

[4]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社会文化,指骆越民族在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中的特征。主要有:都老制、骆王﹑骆侯、骆将,铜印青绶;保留浓厚的原始婚俗,如走婚、欧贵婚姻、服役婚;实行崖葬、二次葬;乳名、家谱。

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梁肇佐先生认为,隆安县的“那”文化打造,职能从小处入手,先扎扎实实地做“小”文章,等到“小”文章做漂亮了,才可以水到渠成地做“大”文章。一是可看的文章。看的文章,可以罗列的东西很多,如传统节庆(稻神祭、农具节、庆丰节等)、歌圩(多助歌圩、卢浩歌圩等)、民间歌舞(龙狮舞、佛手莲花舞等)、壮族传统建筑(干栏建筑、岭南传统砖瓦建筑等)、婚丧嫁娶仪式、劳动生产生活用具的生产使用,所有这些都是“那”文化或与“那”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因为农业文明的发达,才派生出了如此之多的风俗风情。我们要用心地要挖掘研究,要用心地去逐步恢复已日渐模糊了的文化记忆。二是可吃的文章。“那”文化之乡,古老的农业文明培育出了隆安丰富的美食,这里应该成为最具特色的生态美食天堂。以雁江粉利为代表的粉食系列达十多种,还有糍粑系列、米粽系列、原生态的香猪、香鸭、丁当香鸡等肉食系列,还有米酒系列等等,值得我们去品尝的美食太多了。三是做可听的文章。“那”文化的发达,使隆安人很早就丰衣足食,因此就产生了古老独特的音乐。隆安民歌十分古老而优美,民歌调也很丰富,尤其是巫调特别的吸引人。现在所需要做的是,聘请权威的专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让隆安的传统民歌、传统古乐重放异彩。19

[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

精神文化,指骆越民族在语言、艺术、歌舞、民间文学、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中的特征。精神文化操着鲜明特点的壮泰语言,各地盛行歌圩文化,广传洪水的故事、竹生的故事,崇拜犬图腾、蛇图腾、鸟图腾,在宗教方面,重祭祀,崇拜鬼神,迷信鸡卜,崇尚麽教、道教,设“亭卜”、“公左”崇拜,乌饭拜坟。

注释:

[6][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

在众多的骆越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主流的文化并广泛流传呢?据笔者分析,主要有:壮泰语文化、稻作文化、铜鼓文化、织锦文化、干拦文化、风俗文化、婚姻文化、二次葬文化、嘹文化、原始宗教文化等。

[1]潘琦.在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

[7]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8]周智生:《中国云南与印度交流史略》,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

骆越文化的传播途径

[2]黄学辉.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发言课件《水稻的驯化和栽培稻的起源》。

(作者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文化的传播实质是彼此间的双向交流。这种交流一般是自愿的、平等的,也有强制性的、不平等的。在文化交流中,往往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从而出现类似物理学上“势能差”的现象。一般而言,在文化传播交流中,一种较先进的、区域较广大、被众多人普遍认同的强势文化,往往更多地向较后进的地区或弱小的民族传播,出现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从而产生一些民族文化“族籍迷失”的现象。综述古代骆越民族文化传播途径,主要有五个:

[3]李富强.壮族稻作农业发生与发展的历史.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一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传播的重要媒介。考古和文献古籍研究表明,壮族土俗字创造与典籍的翻译和诠释是骆越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古代的百越,语言各异,骆越内部之间语言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异。《后汉书》中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骆越作为一个古代方国,当时只有语言,正当酝酿创造文字之时,就被秦朝统一了,于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秦平岭南后,推选了汉字,但汉字无法准确地反映骆越民族的语言,为了交流他们不得不采取采用汉型壮音方法创造土俗壮字,以便交流。根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划文字符号,说明骆越民族在自主发展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和影响,壮族先民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即古壮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族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这种土俗字在壮族地区和越南的侬族、岱族民间许多古文献中仍然可以找到印记。如《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以及中越边境民间散落的师公、麽公、道公唱本的经书都有这方面的“方块壮字”。人们就通过这些壮族土俗字来翻译、记载骆越文化,并世代相传。

[4]蒋廷瑜,彭书琳.从晓锦遗址炭化稻米谈稻作农业的起源.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①]林琳:《论百越水稻向中原地区及亚洲的传播》,《民族论坛》,1996年第4期。

二是学校教育。骆越时代没有学校,但秦汉以后,在骆越地区兴建了一些原始学校,在传播骆越文化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可从一些史料中得到印证。赵佗建立南越国,将中原先进文化教育制度传入骆越国。“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13]汉武帝将交趾地区纳入中央政权后,历代不乏施仁政、重教育的循吏。有名的两汉交替年间的任延、锡光,在交趾为官时“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4]。“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二十五史·后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P1017)。东汉末至三国时期,中原战乱,大批儒士及骆越后裔文人避难交州,土燮与众儒士在交趾著书立说,办学校、兴教育,以《四书》、《五经》及骆越传统文化等经典教授当地人,被越南人尊为
“南交学祖”。修《大越史记》的吴士连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当时的刘熙在交州著书立说,教授生徒几百人,其学生许靖、薛综不仅学识渊博,且分别入仕蜀、吴。虞翻在交州,“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15],可见交州文教之盛。其后历代不乏保境安民,且大力推行教育的能臣武将,南朝刘宋交州刺使杜惠度,“布衣素食,俭约质素。禁淫祠,修学校”[16]。说明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为了统治交趾,在中国南方骆越地区曾建立过学校,不管其建立的学校有多少,教学内容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学校对传承骆越文化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也是一条传播的重要途径。因为有了学校,骆越后裔将会学习到一些文化知识,并在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5]赵明龙.论骆越水稻向东南亚南亚传播.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②]吕名中:《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民族研究》,1985年第6期。

三是双向移民。移民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它比在学校学习掌握知识更直接、更现实,受传播强度更大。移民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迁徙,一种强制性迁徙。前一种是民间自愿性移民,它是迁移速度是渐进的,有时也有大规模的。后一种多是战争引起由当局组织的大规模迁移,是非自愿的。从史料来看,通过人口自然迁移所形成的文化传播很多。仅从越南独立后,从广西壮族地区迁移到越南的不少。如从广西迁移到越南的壮族分支,按服饰分类为凯来侬(衣袖上有不同颜色布)、乎来侬(头饰,戴有蓝底白点头巾)、斯勒丁侬;按移居越南前的居住地取名,如安侬(来自结安州,即今广西天等县都杰乡)、英侬(来自龙英州,今广西天等县)、万承侬(来自万承州,今广西大新县龙门镇)、昭侬(来自龙州,今广西龙州县)、归仁侬(来自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雷侬(来自下雷州,今广西大新县下雷州,)等[17]。据考,万承州、归顺州和龙州始建于唐代,龙英州、结安州、下雷州始建于宋代,一直到明清均沿袭各土州及县的名称,这说明侬族原告居住在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宋之前肯定有不少人移居越南,宋之后移民的更多,并变成华侨或华裔越南人。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在越南的侬族约有100万人之多,这些与壮族“同根生的民族”,都是古代骆越民族的后裔,他们移居越南后,带去了古骆越传统文化,并在越南传播,有的还传播到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等。另一种非自愿移民,即通过战争将人口迁移至对象国。这种现象在中国与越南的历代战争中也有不少。在越南建国后的第一个朝代丁朝,随着越南国家的强盛,对外扩张也在逐步升级,据不完全统计,越南王朝掳掠广西人口的次数,较大规模有就有10余次。其中最为严重、人数最多首当越南李朝对邕州的侵略掳掠。熙宁八年,越南李朝“大举入侵,攻陷钦、廉、邕州(今广西钦州、合浦、南宁),兵民死者十万余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这在越南的史籍《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三有详细的记载。说明战争造成的非自愿移民,这些移民多数是骆越后裔,他们到越南后也成为传播骆越文化主要途径之一。据越南史籍记载,1406年间,明朝出兵越南有80万之众,后又增兵两次共13万余人。战争结束后,被越南“扣留”的官兵约在三万多人,他们后来也成为越南华侨定居于越南。这三万人中,不少是广西籍少数民族官兵,他们实际上也是骆越后裔,定居越南后对传播骆越传统文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类似这种战争的和非战争的移民在中越两国是很多的,他们虽然不是文化交流的最好途径,但客观上对传播骆越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6]梁庭望.论原创稻作文化带和它的展示中心隆安.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③]彭适凡:《百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卓越贡献》,《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四是民间交流。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是骆越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元968年以前,中越同属一国,骆越民族后裔分布也在中国南方,他们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纯属国内、族内的交流。越南正式独立后,骆越民族后裔虽分属两国,但由于地缘和亲缘关系,民族民间文化交流也不比以前少,相反随着汉代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对外经贸交流的扩大,中越边境相互通婚增多,双边的民俗活动日益活跃,从而使中国南方骆越民族后裔与东盟各国商贸交往更加密切,在经贸交流与合作中,促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交流,使骆越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传播到东盟各国,特别是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国家。因此,在这些中南半岛大陆国家中,自古以来还保留着壮泰语言、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干拦文化、壮医等骆越传统文化的烙印,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7]谢寿球.隆安县稻神山文化考察报告.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④]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骆越文化传播的影响

[8]朱仁宝.古稻神雕塑发现的经过.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⑤]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

骆越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内容广泛,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选择稻作文化、铜鼓文化等有代表性的骆越文化进行分析。

[9]黄达文.儒浩稻神雕塑与太阳鸟崇拜.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⑥]班固撰:《汉书》第六册卷二十八下,第1671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1.稻作文化

[10]罗宾.虔诚的稻神祭——隆安县乔建镇儒浩村稻神祭纪实.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⑦]陈柏坚、黄启臣:《广州外贸史》第44-46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稻作文化是东南亚民族的共同文化,东南亚稻作与中国骆越稻作之间渊源关系是一种源流关系。迄今为止,在东南亚诸多民族的农业礼仪文化中,仍不乏中国古稻作文化的因素,而与稻作农业文化相伴生的器物文化、饮食习俗等等,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佐证这一点。中国稻作与东南亚农业的最早联系,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正如上所述,我国百越民族是世界稻作农业发展中心源地,尤其是近几年来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稻作遗址,以及江西万年县仙人洞距今万余年水稻植硅石的相继发现,更雄辩地把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上溯到一万年以前:是生活繁衍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华南地区的百越各族的先民在采集野稻的过程之中,逐渐认识了其生长过程与习性,并率先开始了对野生稻的有意识驯育。民族学家覃乃昌研究员于1997年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壮族稻作农业史》一书,提出“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因此,稻作文化是骆越民族的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也是我国水稻起源地之一。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百越特别是西瓯、骆越民族的兴起和壮大,及其活动范围逐步扩大,稻作农业影响范围也随之不断向四周拓进。从稻作农业遗址分布及时间序列变化可以较为清晰地印证这一点。到新石器晚期,这种以植稻为中心并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不仅已较普遍地分布于我国南方各地,而且以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迁徙和民族文化交流为背景,稻作文化也渐次渗透入东南亚地区,甚至南洋各岛屿也开始出现了水稻的种植。越南红河三角洲及老挝、缅甸等几处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址,其时段即在新石器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总体而言,由于种种因素之制约,东南亚水稻农业发展缓慢,不仅规模小,分布零星,而且其技术水平仍未脱离原始农业的诸种特色而相当滞后,但稻作农业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出现于东南亚各地,说明从中国越族地区特别是骆越民族的稻作文化向东南亚传播是功不可没。[18]东南亚是一个适于水稻生长的地方,越南、泰国、缅甸水稻闻名遐迩,大米出口量居世界前列。其地处热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特别适合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越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越南人很切实地说:“有稻才有道”。越南有一种著名的占城稻已传入中国几百年了。占城稻产于越南中部地区,它耐旱、穗长、粒小、易生、质优,又称籼米。越南人偏于习惯吃植物食粮,其中大米占首要地位。[19]这说明稻作文化也是双向传播,先是从中国向东南亚传播,后来又从越南向中国传播,源流关系在历史中回荡。

[11] 蓝日春.壮药迷谷与水稻源头之探讨.
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⑧]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四册卷四十三下,第1151-1152页,中华书局,1975.

2.铜鼓文化

[12] 覃乃军.骆越稻作祭祀古乐的开发研究.
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⑨][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一版二刷,122-123页。

铜鼓文化是骆越民族与东南亚古代民族的共同财富。早在汉代,我国就发现铜鼓。据《汉书》第四部《贾谊传》第十八,卷六十四下《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载:

[13] 刀波. 在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⑩]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周智生:《中国云南与印度交流史略》,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

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址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①还上之。

[14] 张耀民. 在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11]赵明龙.
从中国合浦到斯里兰卡――论合浦为中国最早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j].东南亚纵横,2002,39-40。

注①式,法也。裴氏广州记曰:“俚獠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

[15] 谢中国.“那”文化品牌打造的新闻策划思路.
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12]I·C·Glover,Prehi storic Plant remains from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e torie,South Arehaeology一

骆越民族是铜鼓的故乡。中国铜鼓专家蒋廷瑜先生在《铜鼓研究一世纪》[20]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铸造、使用铜鼓历史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铜鼓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考古资料表明,古骆越地区是铜鼓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并通过各种途径向东南亚和中国内地传播。蒋廷瑜先生在《铜鼓研究一世纪》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和越南铜鼓文化向传播东盟其他国家传播的情况。他认为,在越南红河流域形成的早期东山铜鼓与石寨山铜鼓并行发展,但东山铜鼓不像石寨山铜鼓那样于公元前后消失,而是继续发展,并回过头来影响中国境内的铜鼓,造成后世繁盛的冷水冲型铜鼓晚期东山铜鼓向东南亚扩散,老挝、柬埔寨、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铜鼓都不同程度受到越南东山铜鼓的影响,使铜鼓文化深入到东南亚一大片古老民族地区,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发展期。马歇尔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铜鼓中也认为,该国出土的铜鼓中没有一件是当地制造出来的,相当数量的铜鼓可确定是从东南亚大陆输入的。铜鼓从亚洲大陆经泰国和马来半岛滨海地区到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瓜拉丁加奴鼓和泰国翁巴鼓的发现支持这种说法。瓜拉丁加奴和翁巴都是这条运输线上的传送点。[21]研究发现,在缅甸也发现有中国骆越民族后裔制造的西盟型铜鼓。铜鼓专家蒋廷瑜分析认为,这种西盟型鼓,就是黑格尔型鼓衍变为型鼓,型鼓最早出现于中越边境,广西龙州的响水鼓和靖西的鼓大约8世纪进入缅甸,铜鼓进入缅甸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生活在广西的俚人从龙州、靖西一带,沿中越、中缅边境向缅甸山区迁徙,将铜鼓带入缅甸;一条是借云南南诏政权和傣族、骠族的政治联系,使铜鼓越过中缅边境到达缅甸。这两支铜鼓在缅甸与泰国交界的山区汇合,形成一种新型铜鼓,即西盟型铜鼓,这种黑格尔鼓除了越南以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还没有发现自己铸造,那里发现的黑格尔型鼓都是从中国南方或越南北部传入的。[22]中国和越南铜鼓在东南亚广泛分布,解释这一现象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与居民迁徙有关,很可能有些古代越人带着铜鼓从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往南迁徙到东南亚其他地区;一种意见认为铜鼓代表着合法权威,是中国南方或越南北部较强盛的国家,代表着统治权力的影响,将铜鼓颁赐给东南亚一些部落酋长,使其统治权力更加合法化;一种意见认为铜鼓的散布纯粹是商品交换的结果。但进化论哪种传播形式都有可能。铜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活化石。2000多年来,它们的铸造和使用从未间断过,在中国西南的黔、桂、滇交界的山区,在中南半岛缅、老、泰三国交界的山区,以及中越边境地区,仍是使用铜鼓的民族集中的地区。在这两大块地区内,铜鼓还活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铜鼓的社会功能、使用方法、保藏手段,可以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现代使用铜鼓的习俗将是解开古代使用铜鼓习俗之谜的钥匙。

[16]黄桂秋.“稻神祭”对广西隆安“那”文化品牌的重要意义.
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1977,VoL.l.P.31,NaPie,1979.

骆越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浸润传播,同时周边国家和地区各族文化对骆越地区的文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骆越文化给各族文化注入了丰富的营养和新鲜的活力,促进了各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各族文化也有许多创造和成就,不断被骆越民族及后裔族所吸收,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正是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推动了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的进步。从春秋战国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骆越文化在双向交流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骆越文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各族文化的交流,特别是骆越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在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壮泰族群文化交流及传统友谊中,起了纽带的作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7] 梁伟平.关于“那”文化挖掘研究和开发利用的几点看法.
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13]J.Davidson,Recent archaeological actiuity in viet –nam,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oological Society,No.6,1975

参考文献:

[18]何劳.论打造中国隆安“世界稻作文化”之都.
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14]杰·索尔海姆著,黄德荣译:《被遗忘了历史土地上的曙光》,美国《民族地理》,1971年第3期。

[1]陈国强·论百越民族文化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1999,1·

[19] 梁肇佐.“那”文化大构想须先从小文章做起.
2013年中国·隆安“那”文化座谈会交流论文。

[15]
[泰]晴?犹地:《泰国考古三则》,《往事》,1974年版,曼谷,王文达译,谢远校,《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1-2期。

[2]朱宏斌·秦汉时期传统稻作农业科技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J]·东南亚纵横2002.11·

[16]张德慈:《中国早期稻作历史》,《中华农业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作者简介:赵明龙,男,壮族,广西大新县人,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泰族群文化、经济人类学等)

[17]林琳:《论百越水稻向中原地区及亚洲的传播》,《民族论坛》,第43-44页,1996年第4期。


[18]I?C?Glover,Prehi storic Plant remains from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e torie,South Arehaeology一

[1]蒙文通.越史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p15~25

1977,VoL.l.P.29,NaPie,1979.

[2] 蒙文通.越史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p89~101

[19]王巍:《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2日。

[3]
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20]towersimper:《PNAS:水稻起源于中国》,生命科学论坛,2011-5-12。原文《Molecular
evidence for a singl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domesticated
rice》在线发表于2011年5月2日的《美国科学院院刊》,domesticated
rice》,(DOI:/10.1073/pnas.1104686108 )。

[4]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六章第112—115页

[21]Pomesh Buragohaln,Ahon State Formation In Medoaval
Assm(1228-1714). Krltagya publications Guwahatl,2007.PP.108

[5] 克罗伯:《菲律宾的民族》第7章《提要与结论》

[22]Sai Aung tun,History of The Shan State fron irs origins to
1962,Silkworm Books,2009.PP.21,PP.43 .

[6]
凌纯声:《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凡》,台湾《新生报·民族学研究专刊》第3期,1950年

[23]赵明龙.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壮泰族群的基本文化特征[j].东南亚纵横,201029-30.

[7]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第389—408页

[8]
陈国强:《东南越族文化特质与铜鼓》,《东南文化》等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9]
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东南亚研究所、菲华历史学会1970年,第30—55页

[10]
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2—70页

[11]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2—181页

[12]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7—281页

[13]黎则.安南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P324

[14] 二十五史·后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P289

[15] 三国志·吴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 P1043

[16]黎则.安南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P346

[17]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研究所编·越南北方少数民族[M]·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18]
朱宏斌·秦汉时期传统稻作农业科技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J]·东南亚纵横2002.11·

[19]
陈廷武海·越南饮食文化及其结构中的农业烙印[J]东南亚纵横,2004,4·

[20] 《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1]
[丹]佩尔·索伦森.泰国翁巴洞穴及其出土的五面铜鼓[A]1东南亚史前社会晚期[C].吉隆坡,1979年]蔡葵译,刊《民族考古译文集》1985,.

[22]蒋廷瑜·铜鼓是东盟古代文化的共载体[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5年1月第27卷第1期·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